序
作為基督徒，我一直相信，上帝是又公義又慈愛的。彌迦書教導我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六8），「憐憫」就是愛的表現，因此在主裡為社會「尋愛」和「尋義」，就成了這兩年來，我與社會運動同行的座右銘。
一、被愛吸引
我誠然知道民主並不是絕對價值。這只是一個世上迄今比較公平和開放的政體，但絕非完美政體──這在世上根本不存在。然而我支持在香港實行民主普選，因為每一個人都是按著神的形象被造，實在應該擁有平等的權利，包括政治上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當戴耀廷先生在二○一三年初提出「佔領中環」的構思時，我被深深吸引住了：作為一位學識淵博的基督徒學者，我相信他不是不知道民主制度的侷限，也不會不知道聖經不談民主；只是他看來更著眼於沒有真普選的後果：一方面爭取民主已三十年的香港人，將陷入更深的憤怒、失望和無奈；另一方面結構性社會問題難以解決，貧富懸殊無法改善，香港將越來越無法管治。他認為掌權者不能再拖，必須落實三十年前的承諾；若最終不得不帶頭以公民抗命形式爭取民主，那也是出於他對社會、對香港人的愛！
後來這個運動正名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我對這個運動就再添幾分認同了。我參與了二○一三年十月基督教界的商討日，後來也參與了二○一四年六月的電子公投。這期間，在學校，我作為老師，不斷提醒學生要關注時局，思考如何愛護我們的社會；在朋友圈子裡，我不會浪費每一個跟他們討論香港民主進程的機會，跟弟兄姊妹就更會嘗試討論基督徒如何看民主，為何要講政治──當然，那是相當困難的。佔中三子在這個階段的無償付出（陳健民先生甚至犧牲他在內地的學術工作），越發顯明他們對香港的愛！但在那時，我對自己參與這場運動的程度，還是作出限制：一來民主非絕對價值，二來聖經提醒我們順服掌權者，三來當時跡象顯示，運動似乎被激進份子騎劫。（公投方案初選，三個跑出的方案都包含公民提名，但從學理上說，普選並不一定需要公民提名。）我給自己一條底線：繼續支持運動，但不可參與「抗命」。
二、為義抗爭
佔中運動從商討日到電子公投，為時超過一年半。三子希望透過這些讓公眾參與的機會，凝聚社會最大共識：當時打算，如果政府提出的方案不符合普選國際標準（即《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標準），則隨即進行公民抗命；如果符合國際標準但與公投所得的方案有差距，則再辦電子公投決定是否接受。有人覺得整個過程十分冗長，但我相信，三子是用心良苦，為的是盡量符合程序公義。
因此當政府政改三人組，在二○一四年七月就政改第一階段諮詢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把全港市民都可參與的電子公投所得出的結果，一個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說成是「有一些團體和人士提出」（相對於報告中的「主流意見認同」），我隨即覺得忍無可忍了：三子的努力「尋義」，凸顯政府的不義；十誡明言「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但政府明顯在向中央和全港市民撒謊，欺上瞞下！聖經教導我們順服掌權者，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但當掌權者濫用權柄行惡，他們也同時藐視了讓他們掌權的上帝，不管他們是否認識祂。在此等情況下，「順從上帝，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對我來說，抗爭，不只是為了爭取民主，更是為了擔起信徒應有「先知」的角色，揭露社會（特別是掌權者）的不義，宣告這地「有禍了，有禍了」，同時指出盼望何在！
後來人大在八月卅一日「落閘」，香港完全沒有機會落實真普選，我這份感覺就更強烈了。那一晚添馬公園的佔中啟動禮，聽著朱耀明、馮智活兩位老牧師分別慷慨陳詞，我想：也許改變社會制度，在上帝眼中不是最重要的事，祂給我們的大使命誠然是廣傳福音；可是上帝讓我們活在此時此刻，一方面指證不義，另一方面爭取民主，卻是當務之急，而這兩者在當下似乎已變得密不可分。基督徒憑著良心參與公民抗命，對抗不義，即使犯法，但非犯罪；法治的最高精神是「以法達義」，如果用我的「違法」，有機會使社會更加接近「公義」，那我的犧牲又算甚麼？
我認真想過是否加入抗命和自首的行列。當時我想：佔領中環，大抵會好像七月二日五一一人被捕的情況，大家躺在路中等待被捕，而且規模更大，因此也沒有甚麼可怕。但原來這個決定真的很難下：三十出頭的我，放不下教育工作，也放不下家中妻兒兩老。這時我才驚覺自己不再年輕！「幸而」上帝最終也沒有讓我走在最前：九月廿二日，學生開始罷課，我作為老師，只消在背後支持；九月廿六日晚上，學生突然衝進公民廣場──他們比佔中三子更早一步，發動了公民抗命。
三、為這城求平安──由佔領中環到雨傘運動
九月廿七日對我來說是特別的。前一晚，學生衝進公民廣場，黃之鋒旋即被捕；不少集會的市民留下來支援，警方開始出動胡椒噴霧和盾牌驅散示威者。我透過電視看著這些畫面，心如刀割。在示威者之中，更有我的學生！很想漏夜就趕去金鐘，可是第二天卻要到監獄去分享聖經信息（我是某監獄事工機構的長期義工）──主題早在兩個月前已定好，雅各書第一章22節，「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上帝真幽默：要我講「行道」，卻不讓我「行動」！那一刻我內心的矛盾，實在難以名狀。午夜時份，我whatsapp教會牧師求救，說不敢想像第二天能如何去分享；她在凌晨兩點回覆：先不要看電視，為我祈禱。後來我發現不看電視是不可能的：由馬鞍山到大嶼山，共需五程鐵路，途中均有新聞轉播，怎能不留意？但靠著上帝的恩典，我還是能把事前準備好的內容，完整地分享出來，並無添加半點政治元素（這在監獄內是不合宜的）。我也要感謝牧師，在我面對急難時，成為我及時的幫助──雖然實際上沒有幫上甚麼，但一份心意，已叫我感動。那一天，整日事奉，加上內心掙扎，身心俱疲，回家倒頭便睡。
相比之下，九月廿八日更令我畢生難忘。那天主日崇拜結束後，我隨即趕赴金鐘。我無心細想是否參與非法集結，要否公民抗命，那一刻我只想保護那群已為我們付出太多的學生；但坦白說，我也不是沒有害怕，不是不求自保。那晚回家後，我在社交網站的留言如下（已略作修飾）：
以下是我今天的親身經歷。
我約在下午三時多到達金鐘。初時在海富中心門口靜坐，後來響應大會呼籲，由紅棉路、夏慤道一直接近政府總部。由於我懂得急救，所以當場響應成為急救員，急救站就在海富中心通往政府總部的天橋，靠近政府總部一側的電動樓梯底，距離政府總部門口不足二百米，衝突前線（按：夏慤道添美道交界）不足一百米。
身為老師，我到場的目的是支援有需要學生；救傷是「和平之子」的工作，我覺得這個崗位適合我。警察知悉我們存在，因為有不少警員從我們身旁走過，最高級的有一粒花。初時他們沒有理會我們。
我配戴院校職員證，對外示意我是老師；同時配戴急救證，示意負責急救。合作的幾乎全是學生（不少是港大護理系的），當時我想：有甚麼事，遇上警方交涉，我來頂第一輪吧。（按：其實我很害怕，因害怕才當志願急救員，躲在急救站；但我既為保護學生而來，一旦學生遇事就有道德責任去頂，而且要盡量在前線頂！）
救傷站不斷有在前方，中了胡椒噴霧的學生前來沖洗。他們沒有武器──除非你認為雨傘也是武器。持傘，只是為了抵擋胡椒噴霧。中了胡椒噴霧，有如灼傷，皮膚會發紅發燙，眼睛會刺痛；但他們沖洗和休息後，不少都返回前線。
直到約六點，情況急轉直下。急救站在沒有得到通知的情況下，政府總部門外突然施放催淚彈！所有人慌忙走避，物資也得放棄。我也被催淚氣體刺得眼痛喉乾。逃跑期間碰見馮智活牧師，他不認識我，但我認識他；我以求救的語氣向他喊了一句「馮牧師」，然後大家交換了相同的對話：呢個政權黐咗線。
之後我再沒有回到前線的急救站（但我相信護理系的同學應該回去了），輾轉返回海富中心的物資轉運站和急救站，分發物資，協助有需要的人。期間兩次有人喊「走鬼」，所有人慌忙走避，有的躲進地鐵站，有的躲進麥當勞，原因不明──但肯定反映大家都處於極大壓力之下。不過物資站的人，都很有效率和秩序地，把口罩、眼罩、毛巾等物資傳上前方。
我在收到前方消息，指警方舉牌「速離否則開槍」，準備發射橡膠子彈（按：後來證實橙旗確有舉〔警方指是誤舉〕過，但沒有開過槍），而地鐵又封鎖金鐘站後，決定離開現場，從金鐘徒步過灣仔，乘地鐵回家。
短短幾小時，我看不到學生使用武力，使用不成比例武力的，是警察。催淚彈，九年前是用來對付有備而來之南韓農民的，今天卻用來對付手無寸鐵的香港市民！
催淚彈的震撼，至今猶存我心。一個執意不聽民意，並對市民肆意使用暴力的政權，其實已失去管治的合法性。繼續抗爭，勢在必行！然而，事情之後的發展遠超我的想像，本來的「佔中」，在一夜之間「遍地開花」，演變成「佔鐘」、「佔銅」和「佔旺」，外媒以「雨傘運動／革命」而非「佔領中環」稱呼這事件，主導的也不是三子，而是兩個學生組織。此外，九月廿九日清晨，警方出人意料地放棄清場，佔領行動恐怕不會在三兩天內結束。憤怒過後，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我可以用甚麼方式持續參與這場運動呢？接下來的幾天，我檢視自己的身份：
作為一家之主，雖然政權之不義昭然若揭，但如果佔領持續下去，親自公民抗命實非我所能負擔。作為老師，既然雨傘運動已由學生主導，那麼我默默擔當背後支援的角色又何妨？作為香港人，我相信我可以呼籲更多人關注雨傘運動，同時為這場運動記錄真相。最後，在主裡，我想到那些在彈壓過後，仍堅持在街頭抗爭的人：這些人當中，有我的學生、我的同事；他們未必認識上帝，但大部份都是本著愛護香港，追求公義的心，才甘願長期守在佔領區露宿。他們也許會經歷孤單，也許會因政見不同經歷關係撕裂，更要冒著隨時被粗暴清場的風險，能不關心他們嗎？
結果，在那七十九日內，我沒有真正留守過；但只要一有空，我就會盡量到佔領區，最多是金鐘，其次是旺角和銅鑼灣。一方面，我會盡量探望認識的學生、朋友和同事，了解他們的需要並鼓勵他們；另一方面，我大量拍照放上社交網站，紀錄佔領運動真相。不過最重要的活動，還是禱告：時間配合的話，我會到循道衛理教會灣仔堂參與祈禱會，不然就會直接到佔領區去，站在路中心禱告──先求主保守佔領者身心靈平安，並早日認識上主；再為這城求平安，求主用合宜的方式，除去這地的罪惡；最後求上主憐憫香港人，讓每一位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香港人，都能得著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就是真普選早日實現，且能透過普選追尋美善，而非分配利益。
四、另類參與
雨傘運動是一場「沒有大會，只有群眾」的運動，大部份投入這場運動的人，都抱著「我是誰可不過問」的心態，我自然也不例外。把以下這些事情記下來，非為邀功，乃是為提醒自己「勿忘初衷」──按著自己的良知與識見，盡我所能貢獻這場運動，過去如是，將來也當如是。
十月八日，《明報》全版刊登了近二百位某學校師生校友的聯署聲明：「譴責暴力行為，同撐社會福祉」。我有幸參與聯署，更有幸協助部分文本翻譯（原本打算出英文）和校訂的工作。聯署標題反映了我的心聲：暴力行為，無論是警方嘗試以催淚彈清場，還是十月三日懷疑黑社會人士在旺角搗亂，都必須予以譴責，因為那涉及生命，也涉及信仰上的絕對真理。（遺憾的是暴力事件之後變本加厲，包括「暗角七警」和多次「慈母手中棍」！）普選我也支持，但那畢竟不是絕對真理；既然爭取普選是為了體現人人平等，維護香港人的整體利益，那標題就寫「同撐社會福祉」（而非「同撐民主普選」）好了。這個標題其實有點語病：「社會福祉」是social welfare之直譯，但中文「福祉」一詞之前一般是「人」，例如「人類福祉」，「勞工福祉」等等；如果當時翻翻書，我當以「公民福祉」，避免「社會福祉」之生硬尷尬！可惜當時就是不能這樣做：有份發起聯署的人，都怕運動會以暴力清場結束，所以都希望盡快刊登聯署；由十月三日旺角黑勢力事件，到十月八日刊登，聯署發起人由收集簽名、擬定文稿、聯絡報社到付款登報，前後只有五天時間，期間大家還得正常上班上學。如今回看，標題之誤，正好反映雨傘運動的一大特點：突如其來，既振奮人心，也令人措手不及。
在社交網絡上，我是鍵盤戰士，兩個多月來除了留下一大堆佔領區的相片外，也分享了不知多少篇文章──有鼓勵朋友不要隨便unfriend別人，有勸喻大家「放過」（也就是尊重）佔中三子，也有譴責一些人顛倒是非黑白，誣蔑支援抗爭者的教會「接受外國勢力資助」──作為老師，網絡上的朋友大多是現實中的學生，我相信，我在分享，他們在看，這是言傳，也是身教。我自己也寫文章：十月底，我寫了一篇〈身分決定行為──以「理解層次」（Logical Level）分析當前撕裂局面下香港人的精神面貌〉，嘗試透過自己對身心語言程式學（NLP）的認識，指出對信仰和真善美的追求，是當前香港撕裂局面的唯一出路，即使彼此信仰不同，但帶著尋道尋義之善心，就能和而不同，彼此尊重。一如所料，文章陳義過高，迴響不大；如何令自己的文字更深入淺出，適合任何背景人士閱讀，是我必須繼續努力嘗試的。（是以我佩服「墳場新聞」專頁的撰稿者！）另一篇文章〈「上帝沒有拯救」〉，容後再談。
「功成不必在我，成功必有我在」。「無悔」一詞早已用得太濫、太爛，但這裡我還是要再用它：這兩個多月，即或有人會視我為「左膠」或「耶撚」（恕無法避免粗俗），但我真心也盡力為香港付出過，我無悔。謹在此向所有在這兩個多月來，曾真心盡力愛護香港，為香港付出的人致敬──非因閣下的所作所為，乃因閣下的人格。
五、為義為愛，進退兩難
十一月初，民意調查顯示，香港人反對佔領的比率，首次超過支持的比率。三個佔領區依然人來人往，但晚上留守的人越來越少。一葉知秋，我知道雨傘運動到了需要轉型之時了。
其實自「九二八」以後，雨傘運動應否升級，是留守還是撤退，佔領區內外一直有很多討論。主張行動升級的，主要是從實際角度出發：既然連日佔領未能對政府構成壓力，那就要把行動升級至一個令政府感到壓力的程度，衝擊在所難免。主張撤退的，有從功利角度出發，認為佔領無用，不如另謀良策；但也有堅持當初公民抗命理念的，認為必須透過自首，方能起道德感召之用。佔中三子淡出，兩個學生團體在運動中，雖無領袖之名，卻擔起領導之實，夾在兩種意見之間，真有點進退失據！直到今天，我對學聯和學民思潮，依然只有同情和諒解，不欲苛責。
我沒有這種出於策略考慮的包袱，然而當我思索雨傘運動的方向時，理性與感性的不調和，也曾為我帶來包袱。
佔領確已曠日持久，尤其是政府在十月十八日旺角被重新佔領後，竟有接近一個月的時間，刻意冷處理佔領運動。警察不清場是失責，政府置廣大市民真普選訴求於不顧，漠視最少上千香港市民每天餐風露宿，任由他們自生自滅，就更是視民為敵，不仁不義！然而政府的大不義，也把雨傘運動陷於不義：隨著時間過去，佔領街道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斷累積；佔領者的確不應該長期剝奪其他人使用道路和公共空間的權利，也不可能無視佔領行動對部份鄰近商戶生意構成打擊。最受影響的無疑是電車公司：銅鑼灣佔領區橫跨電車路軌，令五十輛在佔領開始前停在港島東的電車，不能回到西區屈地街電車廠維修；據《蘋果日報》十一月廿八日的報道，電車公司為維持港島東的服務，得租用吊臂車，把車底架運到西灣河車廠為電車更換，涉及額外開支最少二十萬元。公民抗命本應是「義舉」，若任由「不義」累積，即使非主動為之，也會使整個運動變質，到頭來道德感召不成，反招民怨，得不償失！（當然，部份人會認為這場運動早已不是公民抗命，而是革命。我不同意這種看法，但依然尊重持這種看法的人。）
而教我常念茲在茲的，是佔領區內有不少學生。我愛學生，不管他們是否我的學生！每次到金鐘，「遮打自修室」都是我必到之處：看見不少穿著校服的同學，放學過後隨即到來做功課，我肯定他們對學業是認真的，對真普選的追求也絕非兒戲──須知早期的「自修室」燈光不足，連帳篷也沒有！鳴遠中學的校歌：「讀書要不忘愛國，愛國要不忘讀書……我們是爭取民主自由英雄，我們是捍衛國家民族先驅。」真是這群學生的寫照！然而，爭取真普選的重任，根本不應該落在學生身上。為著學生的好，很想他們盡早回家，因為當社會上大部份成年人仍未覺醒（或拒絕覺醒）的時候，他們不值得這樣有家不歸，在街頭燃燒青春；然而我講不出口，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年輕十數年，也許我也會這樣留在街頭。理性上我認為學生該退，感性上一部份也希望他們退；然而他們一天不退，我一天仍感到有需要與他們同行，仍要到佔領區禱告。因此，雖然在這佔領運動中期，暴力清場的風險有所降低，我內心的掙扎卻沒有停止過。
六、「上帝沒有拯救」
〈「上帝沒有拯救」〉寫於十二月一日，即日載於《時代論壇》網上講場，並刊於十二月十四日第一四二四期印刷版《時代論壇》。
經過接近一個月冷處理佔領運動，並成功等到民意逆轉後，政府的下一步，就是「順應民意」：藉維護法治之名，行破壞法治之實；藉法庭臨時禁制令之名，行清場之實。
十一月廿五日，旺角首先開始清場──一直強調「使用最低武力」的警方，晚上在砵蘭街，用流動高台向抗爭者噴射催淚水劑。雖然比不上催淚煙的高揮發性，但與胡椒噴霧相比，催淚水劑可影響的範圍更廣，聽網友說殘留在皮膚上的物質更難沖洗。我不禁要問：這是最低武力嗎？
翌日彌敦道清場，警方本應「協助執達吏執行職務」，但當抗爭者仍在要求執達主任釐清禁制令內容，和試圖弄清楚清拆路障者的身份時，警方任務就突然變為執法，撲出拘捕兩名學生領袖（後來交由律政司控告他們藐視法庭）；晚上人群再次在旺角聚集，警察不分示威者、記者和途人，竟一律粗暴對待，甚至有傳媒攝得一名警司，揮警棍粗暴毆打路過者。種種行徑，醜陋至極。
雖然我一直認為佔領者應該撤退，但絕不能接受被此等卑劣的手法擊退！
我更不明白：為甚麼上帝讓我，和許許多多愛護香港的人，經歷如此大的罪惡！
面對公權暴力，學聯和學民思潮，選擇把行動升級。可能他們以為，警察的暴力行為將再一次激起民憤；又可能他們相信，與其坐困愁城於金鐘，不如背水一戰！然而他們的抉擇，卻使我憂心如焚：我在十一月廿七日，親眼目睹警察手持警棍和盾牌，部份更戴上戰備手套，在山東街列陣佈防，防範的不是暴民，只是示威者；我知道如果警方再次亂用警棍，對示威者構成的身心傷害將非同小可。有需要畢其功於一役嗎？幾乎把生命也押上，值得嗎？
十一月三十日，行動升級的那個晚上，我在金鐘。我不想衝，也不能衝，然而我實在不知道可以做甚麼。我選擇到牧心靈支援站，與守在那兒的教牧信徒一起禱告。有一位同事在急救站幫忙，她透過whatsapp對我說，有不少傷者中了胡椒噴霧前來沖洗，但也有不少人被警棍打至瘀腫。繼「九二七」之後，我再一次心如刀割。凌晨過後，情況更糟：警方在龍和道擺空城計，示威者在佔領該處後，警方在清晨出動「速龍小隊」暴力驅散，有示威者頭破血流，志願急救員救傷仍遭恐嚇驅離，記者也難倖免於胡椒噴霧。
欲哭無淚。上帝沒有拯救！
我揮筆疾書，悲痛化為寫作的力量。古今中外，原來「上帝沒有拯救」的例子比比皆是，歷世歷代的刀光劍影，彷彿都在見證上帝的不是。當我寫到耶利米先知雖然知道復國有望，但仍難免終身流淚時，我終於掉下眼淚來了──兩年前我給新生兒子起名「耶利米」（Jeremy），因為我預見香港會步向敗壞，香港人一直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將步向消亡──我不幸言重了！但我想不到這消亡來得這麼快！活在苦難發生的當前，誰能不「撕裂衣服」，哀慟流涕！
然而在思潮起伏之中，上帝提醒我必須轉念。祂是掌管歷史的上帝。黑暗勢力雖然猖狂，天父卻仍作王。聖經內外，都有不少邪不能勝正的例子，祂將來更要設立新天新地，終結一切的罪惡。就算當前面對黑暗，哈巴谷先知依然以讚美的詩歌結束他的書卷，因為他深信：不是不報，時辰未到。如今眼前似是絕望，我們只能仰望，也必須仰望！此時此刻，唯有信仰，才能加給我們超越苦痛，承載生命的力量！
最後我以「上帝必然拯救」結束全文。如是我盼，如是我信。
回想整個寫作過程，我相信上帝一直與我同在：雖然一夜無眠，但下筆卻如行雲流水，一日寫成，而且即日刊登；對比我寫作時的精神狀態，「THE LORD SHALL DELIVER」 的認信是如此鏗鏘有力，自己也感到難以置信。而這句自己寫出的話，至今仍深深影響著我：以成敗計，雨傘運動輸了；但在上帝裏，只要我們願意以祂為元帥，本著祂的愛，打一場尋義的仗，勝敗又何足掛齒？對於這個由祂創造的世界，祂是有最終責任的；我們已做了可做的事，甚至越界做了不應做的公民抗命，餘下的，都交給祂負責吧。
佔領過後，這篇文章也成了使我釋懷的鑰匙。這篇文章在網上的閱讀次數已經超過二千，誠願上帝使用這段文字，幫助更多同路人釋懷。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賽四十31）
七、當走的路甚遠
隨著升級行動失敗，佔領行動也接近尾聲，政府也不再躲在法庭背後鬼祟行事，而是明言在協助執行禁制令後一併清場。學民思潮的同學雖發起絕食抗爭，但已無力挽狂瀾。
一方面，我不捨。佔領行動歷時兩個多月，雖然佔領者屢屢遭滋事者挑釁，但整個運動仍大致和平、理性、非暴力；佔領區有救傷站、物資站、聖堂（旺角）、自修室、耕地（金鐘），還有各式各樣的藝術品，這些由下而上的規劃，在在展現出一個公民社會可以有的活力。當知道這一切即將毀於一旦，誰又能無動於衷？
但另一方面，我坦然。我不用再為街上學生的生命安危擔驚受怕（秋後算帳另計）；而且我知道，佔領行動的結束，只是雨傘運動的一個分號，而非句號。香港的年輕一代覺醒了，他們勇於追求非物質價值，爭取普選，更追求公義；時間站在年輕人這一邊，A Battle Doesn’t Lose A War！在社交網站上，我列出了四項社會大眾在「後佔領」時期可做的事：
一、讓負面情緒得到釋放和昇華。「釋放」不等於「寬恕」，事實上當在上位者仍然持續作惡，沒有半點悔改的表現時，我們更不可以輕言寬恕；然而「釋放」，就是要竭力避免自己受苦罪污染，變得麻木、冷漠和怨恨。如果將來成功爭取得真普選，但人與人之間卻變得不信任，那麼選舉也只會帶來進一步的撕裂，絕非香港之福。「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23）
二、簡樸生活，遠離物質羈絆。也許在這次運動中，有些人本想投入更多，但卻因工作困身，財政負擔太大等因素而卻步；又也許有些人不願覺醒，是因為自己乃既得利益者，如果尋求公義的代價是要犧牲自己的利益，自己就寧可沉默，甚或反對。簡樸生活，一方面是降低錢財的重要性，減少我們對它的依賴；另一方面，簡樸生活或許也可使我們縮短工作時數，以致有更多時間關心社會，與他人共同思索和建構真正理想的生活方式。「尋義」需要儲備能量，簡樸生活正好提供所需養份。
三、全面不合作運動，延續抗爭。有人認為，「鳩嗚」、拆稅、遲交公屋租金等行動，是爭取真普選失敗後，不服輸而做的無聊舉動；但我相信，面對一個很可能持續行惡的政府，我們必須嘗試一切的方法，減慢其行政效率，從而減慢她行惡。這是超出爭取真普選範疇的事。
四、尋找信仰，回答一個終極問題：何謂真正「公義」。雨傘運動，同時是一場義利之爭。取財有道、捨生取義，是古今中外聖哲共通之教，但見利忘義本來就是人的劣根性，豈不聞「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如果沒有宗教的力量，恐怕沒有多少人，能在這場持久戰中堅持到底。至於何謂「公義」，不同的宗教，固然會有不同的演繹；但我始終相信，每一顆熱熾追求公義的心，在精神上都可以互通、共融，追求公義的君子，是可以和而不同的。與不同人士一同尋找理想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並為之奮鬥終身，成果當然重要，但過程本身，已是天堂。
清場過後，大規模的拘捕行動隨即展開，佔中三子、學生領袖，還有大量一起參與佔領運動的各界人士，陸續收到警方電話，「預約」拘捕。接受拘捕和審訊，固然是公民抗命者應有之義，但政權打壓（甚至是報復）佔領運動的司馬昭之心，也是路人皆見：十四歲少女過往沒有刑事案底，在政府總部「連儂牆」上用粉筆畫傘，警方竟罕有地主動申請兒童保護令，把少女送入兒童院。只能說，為香港「尋愛」、「尋義」，當走的路甚遠。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甚願同路人收拾心情，繼續往標竿直跑──民主普選是中途站，終點是得著基督！
跋
對我而言，一個真正理想的社會，當如主禱文所言：「爾名顯聖，爾國臨格，爾旨得成，在地若天。」如何實踐，卻是另一個問題。與社會脫節的信仰是死的，基督教不應是一個侷限在教會四面牆內的信仰，即使她不能再在這個被普遍視為「後宗教」的年代佔主導地位，但在公民社會中，她仍必須佔一席位；如何讓「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除了是個人修為的問題，也是社會制度的問題，是信徒必須關注的。經歷「雨傘運動」，我的信仰更加堅固，在目睹種種罪惡，經歷前所未有的失望、心痛與無力感後，我更加深信「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展望將來，我希望可以透過學術研究，把神學與社會科學的知識結合，就如何在當今社會處境裡，更有效有把握地「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為自己和弟兄姊妹帶來一點亮光（至少不至於好心做壞事）。如果社會大眾發現，基督在二千年前向我們啟示的真理，到如今依然切實可行，也許更多人會因而被吸引歸主──這是我的心願。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