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占中」
「和平占中」是一个呼吁香港公民采取「违法与非暴力」的方式占领中环，目的是要争取「二○一七年普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运动」正式在二○一四年九月廿八日启动，经过七十九天后在十二月十五日以铜锣湾占领区及立法会示威区清场作结。
这一个「运动」引起了广泛的专注和讨论，不单市民议论纷纷，分别支持和反对「和平占中」的基督徒亦各自表态。
支持者引用弥迦书六章8节，呼吁基督徒要实行公义：「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反对者却认为基督徒不要做出违法的事，要顺服掌权者，因为「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罗马书十三章1-2节）
然而「和平占中」只是一个表达「真民主普选」的渴求，我们应该首先探讨终极议题——「民主是否合乎圣经原则？」这一个基本的问题。
什么是「民主」？
「民主」着重「人权」、「自由」、「平等」和「法治」，「民主制度」标志人民当家作主，政权由「民主制度」选出和监管，避免独裁和滥权的情况出现——基础是人民的「自主」、「自决」和「权利」。
从个人的出发点来说，民主理念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因为人的天性自私自利，充满罪恶，所以就算在最先进的西方民主国家，仍然存在很多「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官商勾结」和「贫富悬殊」的「非公义」情况出现，人民会期望新的掌权者可以逐步改善。
另一方面 ，由于当权者往往企图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党的利益，所以明知某些政策最终会损害国家的整体治国理念和长远福祉，然而为了讨好选民，赢取他们的支持，在没有任何道德标准底线之下，埋没了良心顺从民意，推行「唯我独尊」的「民粹主义」（populism），将「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演变成「群体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利用民众的力量，争取一些「自我中心」或者「自私自利」的取向和福利，例如西方国家的「同性恋认同」和大麻合法化，便是典型的例子。
虽然民主制度有很多漏洞，然而这是一个世上迄今比较公平和开放的政体，将腐败和不公义的情况减至最低，可以制衡「独裁制度」；若人民公民意识强，懂得尊重自己，尊重别人，能够分辨是非，监察政府有否隐藏的罪，并勇敢指出罪责，判决公正，那民主制度可以带给社会和民生安定与和平，所以普遍被人认受。
圣经的例子
基本上 ，民主制度其中一个重要参考原素就是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依归，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有九只豺狼与一只羊讨论晚餐的问题，羔羊永远会壮烈牺牲；而圣经亦有无数的例子让我们反省，「大多数人的意见」未必一定是正确的，例如：
一、在挪亚的时代，世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惟有挪亚是义人（创六5-8）；
二、约瑟的十个同父异母兄长憎恨约瑟，当约瑟探望他们放羊的时候，他们首先合谋想将约瑟害死，后来终于将他卖去埃及做奴隶；然后欺骗父亲雅各，令他以为约瑟被野兽杀死（创卅七12-36）；
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之后，因为没有水饮，以色列人埋怨摩西带他们离开埃及，几乎用石头打死摩西（出十七1-6）；
四、摩西差派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首领到应许之地迦南窥探，其中只有约书亚和迦勒二人赞成进入迦南，其他大部份的十个支派首领都反对，什至想将约书亚和迦勒二人杀死（民十三1至十四10）；
五、彼拉多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然而屈服于犹太人的要求，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约十八38至十九16）。
这几个事例让我们看见，「大多数人的意见」可能是错误的，什至罪大恶极；而对神来说，他的旨意永远高于一切，赞同人数的多寡绝对不是问题所在。
不要忘记，「大多数人的意见」亦不能推翻神的旨意和圣经的真理教训，否则民主制度很容易成为一些人的偶像和「巴别塔」，什至地上的天国。
神的主权
圣经从来没有提及民主和人权，只有尊崇神的主权（诗一○三19-22和赛四十六9-10），要求「人的顺服」（来十二9），凡事要「荣神益人」（罗十五5-7）。
神赐予人「自由意志」，可以违反神的心意，随己意而行，然而人要为自己的作为，付上代价。
在旧约时代，神差派先知与士师，例如摩西和撒母耳，管理以色列人；后来以色列人厌倦这种管治方式，希望效法其他外邦人国家，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虽然撒母耳知道这并不是神的心意，然而他顺从民意求问神，神便向他指示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
撒母耳将神的训示转告求他立王的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坚持要他封立君王；无奈之下，他得到神的允许，而根据神的指引，膏立了扫罗为王（撒上八1-22）——即是「君权神授」。
结果以色列在所罗门王之后，于主前796便分裂为南北两国，北国在主前555被亚述攻陷，而南国在主前422亦被巴比伦灭亡，国家要二千二百多年后，在一九四八年才可以复国——可以见到这是一个极之惨痛的经验。
今天，如果有人定意以为民主可以解决所有社会和民生的问题，相信神亦不会拦阻，但是人经过万般试验之后，知道人不能管理自己，始终要回到「起步点」，寻求神的带领，顺服于神的主权，安居于神的天国，享受完全的仁爱、公义、平等与和平，这才是最终极的管治模式。
君权神授
虽然「君权神授」，可是基督徒的态度并不是消极的，像耶稣、施洗约翰、使徒彼得、保罗和旧约的先知，包括摩西、但以理与耶利米，都曾经勇于向暴君和当权者树立见证和进谏，而遭受「非公义」的逼害，什至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毫不退缩。
有信徒认为基督徒见到「非公义」的事，就不能视若无睹，一定要采取行动，但是圣经教训我们要忍耐，等候神的时间和作为；这与胆量和公义无关，纯粹是神的主权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急不及待」的个案——例如亚伯拉罕在七十五岁的时候，还没有儿女，圣经也没有记载他求问过神赐他任何子女，似乎他已经接受了没有子孙继承的事实，准备以一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作为他的继承人；所以当神在创世记十五章1-3节对他说要赏赐他儿孙的时候，他觉得十分诧异；接着神在创世记十五章4-5节向他进一步解释，并应许他的子孙会多如繁星；然而这个预言要亚伯拉罕等候廿五年之久才实现。
因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迟迟没有生育，她便心急，没有求问神，便自己想办法，将自己的使女许配给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亦没有推辞，生下了以实玛利，即是亚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人的祖先，亦种下了今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冲突的祸根。
这一段事迹给我们以下的启示：
一、就算我们没有去求，神也会将恩典赐给我们；
二、而这些恩典是超乎我们所想和所求的；
三、但是神有他的时间表和方法；
四、我们无须替神担心，亦无须用自己的方法去促成神的计划；
五、如果不是神的旨意和计划，无论我们尽了多少努力，都会徒劳无功；神始终都不会祝福，什至可能有灾难性的结果出现；
六、神不会干涉人的努力，但是人要为他的缺乏耐性付出代价；
七、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和公义，所以我们千万要忍耐，不能心急，就算心急也没有用。
第二个值得参考的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例子——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争战，扫罗在吉甲兴兵出击，但是依照先知撒母耳的吩咐等候了七天，撒母耳还未出现献祭求神的祝福，有一些以色列人等得不耐烦开始离开，扫罗便因此着急，立刻擅自代替撒母耳献祭；但是刚刚献完祭，撒母耳便来到，知道扫罗越俎代庖，便斥责扫罗，并预言他的王位不会长久（撒上十三1-15）。
这一个例子说明：
一、神的命令始终要遵守，人不能意气用事；
二、神的工作始终由神负责，不能够被人代替；
三、就算时间到了，所有人都等到不耐烦，人都不能代替神的位置；
四、打仗不是靠人的才干、计谋、匹夫之勇和人数，是靠神的祝福和带领。
第三个例子，就是要提防「直觉反应」——当大卫从非利士人的手上夺回约柜之后，大卫欢天喜地，将约柜放在一辆新车上，与百姓一同载歌载舞，护送约柜回耶路撒冷；但是在途中，拖车的牛失蹄，利未人乌撒恐防约柜会跌倒，伸手去扶住约柜，但是神向乌撒发怒，击杀乌撒，使他死在约柜旁（撒下六1-8）。
有人觉得乌撒死得十分冤枉，因为他是出于一片好心去扶约柜，神却向他动怒，还击杀他；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人首先犯了两个错误：
一、约柜只可以被利未人抬而不能放在车上被牛拉，就算是新车也于事无补；
二、人绝对不能触摸到约柜（民四15）。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跟从神的方法和时间表去做事，无论出发点怎样正确，都得不到神的喜悦，神什至会发怒和惩罚人；这一个例子亦说明，因为人犯了错误，神不惜令约柜跌倒去警告人；如果约柜真的要跌倒，神自己会负责，人就算想拦阻，也拦阻不了。
天国
圣经从未提过民主制度，因为这是一个始终存有瑕疵的体制，惟有由神完全掌权的「天国」，才是最完美的国度（启示录22:1-5）。
然而对一般人来说，民主制度是唯一的选择，人可以借此主宰自己的命运，随意选择自己的方向，什至凭自己的判断去审判世界和其他人，而完全忘记了神的主权和天国的存在，这是基督徒千万要警惕的地方：民主始终不能代替神，因为世界终于会归于无有，惟有天国才会永远长存，而只有神才是绝对正确，没有任何一个制度可以代替神权。
自从亚当开始，人类希望自己可以有选择权和自己当家作主，尝试用不同的哲学理念、政治思想、军事系统、社会制度、经济体系、管理方式和宗教规範去管治自己，然而人类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模式是完美的，任何哲学、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教育改革及科技发展，什至以宗教为名的改革，终于都会失败和破产；因为人有罪性和缺点，所以人建立的任何系统，包括民主制度，都在所难免一定会有瑕疵和缺陷。
政教分离
除了极端伊斯兰教国家之外，现今世界上的政权与宗教信仰普遍采取「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的政策——即是国家不会影响人民的信仰自由，而国策亦不受宗教理念支配。
回顾历史，当基督教在主后324年成为罗马国教之后，势力日渐膨胀，教会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权，例如神职人员无需当兵，教会产业无需纳税，国家资助教会兴建圣堂，人民在星期天休息，以便信徒敬拜；教会因此吸衲了很多并非真心接受信仰的人，而他们亦同时将旧有的信念和生活习惯带入教会，引致教会开始变得腐败和世俗化；另一方面，教会的「掌权者」亦借用神和宗教的名义，压逼非信徒和异见者。教会在欧洲近千年的「政教合一」体制证明，溶合政治与信仰毫无益处，反而对政府和教会双方都有损害。
随着社会进步，人民视野扩阔，欧洲在中世纪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孕育了「政教分离」的政治主流观点，要求宗教权力和国家统治範畴分割，互不相干，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订关于设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而国家亦不会「援助、助长或压迫任何宗教团体」。
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政教分离」的基础，就是耶稣与反对他的人讨论纳税给凯撒时，引发的启示（太廿二15-22）。当时，法利赛人商议，怎样可以找到耶稣的话柄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与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祢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祢都不徇情面，因为祢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祢认为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
这是一个「两刃利剑」的问题——如果耶稣回答要纳税，他就背叛了以色列国；然而如果耶稣回答不要纳税，他就会冒犯了罗马的统治者，可以被治罪。可是耶稣看穿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哪，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耶稣。他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哑口无言，离开耶稣走了。
「凯撒的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就是「政教分离」的原则，因为教会与政府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教会管的是属灵的「宗教思维」，而政府管的则是世俗的「民生事务」。
公民抗命
香港「和平占中」的支持者学效印度圣雄甘地（Mahatma Ghandi）、美国马丁路德金格牧师（Rev Martin luther King, Jr）和南非的国父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组织「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方式，争取民主诉求。从政治的层面来看：
一、甘地运用「非暴力哲学」理念，带领印度迈向独立，脱离英国殖民地统治；
二、金格牧师是一位民权运动领袖，主张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法争取非裔美国人的基本人权；
三、曼德拉是南非着名的反种族隔离革命家，致力于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和实现种族和解。
而圣经也有很多「公民抗命」的例子可以参考：
一、约瑟死后，以色列人在埃及生养众多，因此法老苦害他们，待他们如奴隶，并命令收生婆将以色列人的男婴杀害；然而收生婆敬畏神，没有遵从法老的吩咐，保存了男孩的性命（出一）；
二、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准备进攻耶利哥城之前，他首先差派两个探子入城窥探军情；探子躲藏在一个妓女喇合的家中，而士兵围捕他们时，喇合误导追兵保存了探子的性命（书二）；
三、当亚哈的王后耶洗别杀害先知的时候，他的家臣俄巴底将一百个先知收藏在山洞里，并拿饼和水供养他们（王上十八）；
四、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开光礼的时候，所有臣民都要俯伏敬拜，否则被扔在烈火的窑中烧死；然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遵行，结果神保护他们，在火窑中安然无损，令尼布甲尼撒王十分惊讶，释放了他们之后，将他们升官（但三）；和
四、玛代王大流士委任了但以理为总长，治理国家，令其他总长和总督妒忌，找寻方法陷害他，便向大流士献计，在三十天内，除了玛代王之外，任何人向神或人求什么，都要被扔在狮子坑中；然而但以理依然故我，一天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结果但以理被放入狮子坑里，但是神封了狮子的口，令他毫发未伤（但六）。
从圣经列出的「公民抗命」例子，可以看见原则是建基于：
一、当政权的指令违背了神的训示，尤其是涉及生死攸关的议题，神的诫命会超越世上的法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五29）；
二’并非为了个人的益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林前十31-33）；和
三、非暴力——当祭司长差派人拘拿耶稣的时候，彼得拔出刀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耳朵，然而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廿六52）。有信徒可能会引用国父孙中山先生倡导武装革命推翻满清统治以建立中华民国，作为基督徒用武力推翻政权的确据；然而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的训勉和典範，多于跟从任何信徒的「伟大成就」。
由此可见，「公民抗命」不能任意和随便采用。
究竟耶稣会支持「占中」抑或「反占中」？
信仰上，我个人始终相信神掌管一切！神在万事都有他的美好旨意和时间表。
如果今天耶稣在香港，究竟他会支持「占中」，抑或「反占中」呢？我相信他根本不会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亦不会支持「占中」或「反占中」。实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位属于「奋锐党」的西门（太十4），倾向对占领迦南应许地的罗马帝国，进行复仇与革命的行动；但是耶稣似乎将他澈底地改变，因为圣经往后没有提到他有什么激进的反政府举动。而耶稣从来只有用爱和救恩改变人，并没有试图更改政府去改变世界。
「耶稣会怎办（WWJD——What Would Jesus Do）？」的圣经基础是腓立比书二章5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即是：「如果耶稣基督面对同样环境，他会怎么做？」这当然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我们不是耶稣，也不是神，完全没有可能知道耶稣会怎么做，然而有一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耶稣：
一、首先放下自己的固有思想和成见；
二、祷告和尝试参考圣经的教训和经文；
三、愈与神亲近，我们愈会了解神的心意（约十1-5）。
要知道，耶稣身处的时空文化跟今日的社会处境已存在极大差异，但是圣经的真理和原则却永远不会随时间与地区改变的。
以香港人现今争取「真普选」为例，在耶稣的时代，罗马和希律的政权，比较今天的香港政府来说，肯定更加欠缺「平等、民主、自由和公义」，然而耶稣从来没有倡议任何暴力或非暴力的对抗言论。
耶稣改变人心及世界的方式就是：
一、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耶稣赦免了行淫女人的罪，然而提醒她不要再犯罪（约八1-11）；
二、不单爱我们的邻舍，也要爱我们的仇敌——耶稣所建立的国度，并不是一个凭军事力量征服的地上帝国，乃是用「爱心」转化的「新天新地」（太五43-48）；
三、他用自己的宝血拯救所有相信他的人——面对被卖、拘捕、诬告、审讯、鞭打、嘲笑、戏弄和被钉，他只是默默地为所有的罪人祈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廿三34）。
亦有信徒认为耶稣洁净圣殿时曾发「义怒」（路廿三34），所以我们今天同样可以对「非公义」的政权，舒发怒气；然而耶稣只有在父神的威严被侮辱的时候，才发出怒火，对于个人的荣辱，他却淡然面对（路九51-56）。他亦没有斥责当权者的一些「非公义」行为，例如他的表兄施洗约翰因谴责希律王娶了嫂子为妻，败坏了社会风气，被希律王囚禁在监内，后来为了取悦妻子，更将施洗约翰斩首，把他的人头放在一个盘子上；然而耶稣知道之后，虽然十分悲痛，但他只是独自退到旷野静修（太四1-13），而并没有批判希律王，或者趁教导群众的机会，呼吁民众将他推翻。
可以见到，什至在极权的政体之下，耶稣的训导，就是以神的爱和救恩为转化人生的钥匙，不是任何「抗争运动」！
再者，香港在英国的殖民地统治期间，一向没有民主，为何英国的教会和香港的牧师与基督徒以前没有反对港督的任命，争取「普世价值」和「真普选制度」，直到现今才有部分信徒忽然醒觉，提出「公义」的问题？
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以色列人以为他是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统治的救世主，因此他的门徒彼此争论谁会辅助掌权为大，而耶稣教训他们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事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我在磨炼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路廿二25-30）
因此，不论任何制度之下，耶稣的训导都永远真确，「荣神益人」就是所有基督徒政治家及个人在国家、社会、机构、组织和家庭应有的生活为人态度，不是「政改」！
我们现今可以做什么？
当「天国」未曾降临，而世界陷于一片混乱和罪恶之中的时候，基督徒可以做什么呢？
首先，无论得时或不得时，我们都要遵行耶稣临升天之前，吩咐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去，使万民作主耶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廿八19-20）
其次，在初期的教会，基督徒包括保罗和彼得虽然饱受罗马人逼害，而罗马的政权并非公义，然而基督徒并没有对抗或批评当权者的政策，只是专注广传福音。政权方面，保罗教导信徒要服从政府和权柄（罗十三1-2），而彼得也吩咐他们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彼前二13-14）。
在罗马人的暴政下，早期教会的基督徒只是默默地推广福音，静候主的再临；他们倚靠神，并相信神必会鉴察和施行审判，就安然在患难中保持信心、平安和喜乐，为主受苦；直到主后三百多年，君士坦丁大帝改信了基督教，基督徒才有转机。可以说：神的大能、圣经的真理、基督徒的爱心表现和见证征服了罗马帝国，而不是民众抗争或者革命。
而实在耶稣和门徒一早已经默默地播下了种子，将罗马帝国的「关键人物」转化成为信徒——耶稣曾经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太八5-13），而神亦借着彼得和保罗的宣教，在罗马精英的义大利军营（徒十1-48）和御林军营内培植了很多基督徒（徒廿七1，廿八16，腓一12-14），后来成立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基督教纪律部队团契」，就是初期教会时代「罗马御林军营」内的「凯撒家里的人」；他们爱教会，「特特地」请保罗问候腓立比的信徒（腓四22）；另一方面，他们的见证亦肯定对当时的罗马帝国宫廷与军政界，有正面和深远的影响，最终改变了君士坦丁大帝和罗马人的宗教信仰取向。
这个转变与神的普世救赎和传福音计划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罗马帝国从逼害基督徒到改转为一个尊崇基督教的政权，其中国度的兴衰、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原来都是由神主导。这令我们不禁惊叹：「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诗一二七1）
在个人方面，先知但以理亦提供一个十分良好的基督徒榜样——他是四朝元老，先后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与伯沙撒，然后玛代王大流士和波斯王塞鲁士，于不同的外邦人政权担任要职；虽然朝代变更，而这四个政权亦并非公义，然而但以理对神的信心，以及对当时朝政的忠心，令四位君王都对他钦佩和爱护有加；并非当今的政客往往为了私利而做出违法、违规和违心的事，可以比较。
反思检讨整个「占中运动」的过程，我们绝对不能：
以「占中」或「反占中」的取向来批判一个基督徒是否有「爱心」和「公义」；
用「一刀切」的方式将个别滥用武力事件概括所有「占中」、「反占中」人士或警务人员；
滥用自由或借用宗教为借口，例如「报佳音」，去报复「反对者」或作出「扰民行为」；
以「不合作运动」去瘫痪和堵塞政府的运作；
将任何人「妖魔化」和鼓吹仇恨。
无论在任何体制、岗位、时间和环境之下，我们都应该效法但以理，永远尊崇神的主权，全面遵行「人的顺服」，静候神的时间，凡事荣神益人！正如诗篇卅三章9-20节所说：
「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
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
从他的居所往外察看地上一切的居民──
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
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
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
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
阿们！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