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佔中」
「和平佔中」是一個呼籲香港公民採取「違法與非暴力」的方式佔領中環，目的是要爭取「二○一七年普選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運動」正式在二○一四年九月廿八日啟動，經過七十九天後在十二月十五日以銅鑼灣佔領區及立法會示威區清場作結。
這一個「運動」引起了廣泛的專注和討論，不單市民議論紛紛，分別支持和反對「和平佔中」的基督徒亦各自表態。
支持者引用彌迦書六章8節，呼籲基督徒要實行公義：「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反對者卻認為基督徒不要做出違法的事，要順服掌權者，因為「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羅馬書十三章1-2節）
然而「和平佔中」只是一個表達「真民主普選」的渴求，我們應該首先探討終極議題——「民主是否合乎聖經原則？」這一個基本的問題。
甚麼是「民主」？
「民主」著重「人權」、「自由」、「平等」和「法治」，「民主制度」標誌人民當家作主，政權由「民主制度」選出和監管，避免獨裁和濫權的情況出現——基礎是人民的「自主」、「自決」和「權利」。
從個人的出發點來說，民主理念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因為人的天性自私自利，充滿罪惡，所以就算在最先進的西方民主國家，仍然存在很多「濫用職權」、「貪贓枉法」、「官商勾結」和「貧富懸殊」的「非公義」情況出現，人民會期望新的掌權者可以逐步改善。
另一方面 ，由於當權者往往企圖延續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黨的利益，所以明知某些政策最終會損害國家的整體治國理念和長遠福祉，然而為了討好選民，贏取他們的支持，在沒有任何道德標準底線之下，埋沒了良心順從民意，推行「唯我獨尊」的「民粹主義」（populism），將「集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演變成「群體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利用民眾的力量，爭取一些「自我中心」或者「自私自利」的取向和福利，例如西方國家的「同性戀認同」和大麻合法化，便是典型的例子。
雖然民主制度有很多漏洞，然而這是一個世上迄今比較公平和開放的政體，將腐敗和不公義的情況減至最低，可以制衡「獨裁制度」；若人民公民意識強，懂得尊重自己，尊重別人，能夠分辨是非，監察政府有否隱藏的罪，並勇敢指出罪責，判決公正，那民主制度可以帶給社會和民生安定與和平，所以普遍被人認受。
聖經的例子
基本上 ，民主制度其中一個重要參考原素就是以「大多數人的意見」為依歸，但是不要忘記，如果有九隻豺狼與一隻羊討論晚餐的問題，羔羊永遠會壯烈犧牲；而聖經亦有無數的例子讓我們反省，「大多數人的意見」未必一定是正確的，例如：
一、在挪亞的時代，世人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惟有挪亞是義人（創六5-8）；
二、約瑟的十個同父異母兄長憎恨約瑟，當約瑟探望他們放羊的時候，他們首先合謀想將約瑟害死，後來終於將他賣去埃及做奴隸；然後欺騙父親雅各，令他以為約瑟被野獸殺死（創卅七12-36）；
三、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進入曠野之後，因為沒有水飲，以色列人埋怨摩西帶他們離開埃及，幾乎用石頭打死摩西（出十七1-6）；
四、摩西差派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首領到應許之地迦南窺探，其中只有約書亞和迦勒二人贊成進入迦南，其他大部份的十個支派首領都反對，甚至想將約書亞和迦勒二人殺死（民十三1至十四10）；
五、彼拉多查不出耶穌有甚麼罪，然而屈服於猶太人的要求，將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約十八38至十九16）。
這幾個事例讓我們看見，「大多數人的意見」可能是錯誤的，甚至罪大惡極；而對神來說，祂的旨意永遠高於一切，贊同人數的多寡絕對不是問題所在。
不要忘記，「大多數人的意見」亦不能推翻神的旨意和聖經的真理教訓，否則民主制度很容易成為一些人的偶像和「巴別塔」，甚至地上的天國。
神的主權
聖經從來沒有提及民主和人權，只有尊崇神的主權（詩一○三19-22和賽四十六9-10），要求「人的順服」（來十二9），凡事要「榮神益人」（羅十五5-7）。
神賜予人「自由意志」，可以違反神的心意，隨己意而行，然而人要為自己的作為，付上代價。
在舊約時代，神差派先知與士師，例如摩西和撒母耳，管理以色列人；後來以色列人厭倦這種管治方式，希望效法其他外邦人國家，要求撒母耳為他們立王。雖然撒母耳知道這並不是神的心意，然而他順從民意求問神，神便向他指示說：「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你只管依從；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自從我領他們出埃及到如今，他們常常離棄我，事奉別神。現在他們向你所行的，是照他們素來所行的。故此你要依從他們的話，只是當警戒他們，告訴他們將來那王怎樣管轄他們。」
撒母耳將神的訓示轉告求他立王的以色列人，但是他們堅持要他封立君王；無奈之下，他得到神的允許，而根據神的指引，膏立了掃羅為王（撒上八1-22）——即是「君權神授」。
結果以色列在所羅門王之後，於主前796便分裂為南北兩國，北國在主前555被亞述攻陷，而南國在主前422亦被巴比倫滅亡，國家要二千二百多年後，在一九四八年才可以復國——可以見到這是一個極之慘痛的經驗。
今天，如果有人定意以為民主可以解決所有社會和民生的問題，相信神亦不會攔阻，但是人經過萬般試驗之後，知道人不能管理自己，始終要回到「起步點」，尋求神的帶領，順服於神的主權，安居於神的天國，享受完全的仁愛、公義、平等與和平，這才是最終極的管治模式。
君權神授
雖然「君權神授」，可是基督徒的態度並不是消極的，像耶穌、施洗約翰、使徒彼得、保羅和舊約的先知，包括摩西、但以理與耶利米，都曾經勇於向暴君和當權者樹立見證和進諫，而遭受「非公義」的逼害，甚至犧牲了自己的性命，毫不退縮。
有信徒認為基督徒見到「非公義」的事，就不能視若無睹，一定要採取行動，但是聖經教訓我們要忍耐，等候神的時間和作為；這與膽量和公義無關，純粹是神的主權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急不及待」的個案——例如亞伯拉罕在七十五歲的時候，還沒有兒女，聖經也沒有記載他求問過神賜他任何子女，似乎他已經接受了沒有子孫繼承的事實，準備以一個大馬色人以利以謝作為他的繼承人；所以當神在創世記十五章1-3節對他說要賞賜他兒孫的時候，他覺得十分詫異；接著神在創世記十五章4-5節向他進一步解釋，並應許他的子孫會多如繁星；然而這個預言要亞伯拉罕等候廿五年之久才實現。
因為亞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遲遲沒有生育，她便心急，沒有求問神，便自己想辦法，將自己的使女許配給亞伯拉罕，而亞伯拉罕亦沒有推辭，生下了以實瑪利，即是亞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人的祖先，亦種下了今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衝突的禍根。
這一段事跡給我們以下的啟示：
一、就算我們沒有去求，神也會將恩典賜給我們；
二、而這些恩典是超乎我們所想和所求的；
三、但是神有祂的時間表和方法；
四、我們無須替神擔心，亦無須用自己的方法去促成神的計劃；
五、如果不是神的旨意和計劃，無論我們盡了多少努力，都會徒勞無功；神始終都不會祝福，甚至可能有災難性的結果出現；
六、神不會干涉人的努力，但是人要為他的缺乏耐性付出代價；
七、神是信實的，祂一定會實現祂的應許和公義，所以我們千萬要忍耐，不能心急，就算心急也沒有用。
第二個值得參考的是一個「自以為是」的例子——以色列人與非利士人爭戰，掃羅在吉甲興兵出擊，但是依照先知撒母耳的吩咐等候了七天，撒母耳還未出現獻祭求神的祝福，有一些以色列人等得不耐煩開始離開，掃羅便因此著急，立刻擅自代替撒母耳獻祭；但是剛剛獻完祭，撒母耳便來到，知道掃羅越俎代庖，便斥責掃羅，並預言他的王位不會長久（撒上十三1-15）。
這一個例子說明：
一、神的命令始終要遵守，人不能意氣用事；
二、神的工作始終由神負責，不能夠被人代替；
三、就算時間到了，所有人都等到不耐煩，人都不能代替神的位置；
四、打仗不是靠人的才幹、計謀、匹夫之勇和人數，是靠神的祝福和帶領。
第三個例子，就是要提防「直覺反應」——當大衛從非利士人的手上奪回約櫃之後，大衛歡天喜地，將約櫃放在一輛新車上，與百姓一同載歌載舞，護送約櫃回耶路撒冷；但是在途中，拖車的牛失蹄，利未人烏撒恐防約櫃會跌倒，伸手去扶住約櫃，但是神向烏撒發怒，擊殺烏撒，使他死在約櫃旁（撒下六1-8）。
有人覺得烏撒死得十分冤枉，因為他是出於一片好心去扶約櫃，神卻向他動怒，還擊殺他；但是不要忘記以色列人首先犯了兩個錯誤：
一、約櫃只可以被利未人抬而不能放在車上被牛拉，就算是新車也於事無補；
二、人絕對不能觸摸到約櫃（民四15）。
換句話說，如果不是跟從神的方法和時間表去做事，無論出發點怎樣正確，都得不到神的喜悅，神甚至會發怒和懲罰人；這一個例子亦說明，因為人犯了錯誤，神不惜令約櫃跌倒去警告人；如果約櫃真的要跌倒，神自己會負責，人就算想攔阻，也攔阻不了。
天國
聖經從未提過民主制度，因為這是一個始終存有瑕疵的體制，惟有由神完全掌權的「天國」，才是最完美的國度（啟示錄22:1-5）。
然而對一般人來說，民主制度是唯一的選擇，人可以藉此主宰自己的命運，隨意選擇自己的方向，甚至憑自己的判斷去審判世界和其他人，而完全忘記了神的主權和天國的存在，這是基督徒千萬要警惕的地方：民主始終不能代替神，因為世界終於會歸於無有，惟有天國才會永遠長存，而只有神才是絕對正確，沒有任何一個制度可以代替神權。
自從亞當開始，人類希望自己可以有選擇權和自己當家作主，嘗試用不同的哲學理念、政治思想、軍事系統、社會制度、經濟體系、管理方式和宗教規範去管治自己，然而人類歷史和經驗告訴我們：沒有一個模式是完美的，任何哲學、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教育改革及科技發展，甚至以宗教為名的改革，終於都會失敗和破產；因為人有罪性和缺點，所以人建立的任何系統，包括民主制度，都在所難免一定會有瑕疵和缺陷。
政教分離
除了極端伊斯蘭教國家之外，現今世界上的政權與宗教信仰普遍採取「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的政策——即是國家不會影響人民的信仰自由，而國策亦不受宗教理念支配。
回顧歷史，當基督教在主後324年成為羅馬國教之後，勢力日漸膨脹，教會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權，例如神職人員無需當兵，教會產業無需納稅，國家資助教會興建聖堂，人民在星期天休息，以便信徒敬拜；教會因此吸衲了很多並非真心接受信仰的人，而他們亦同時將舊有的信念和生活習慣帶入教會，引致教會開始變得腐敗和世俗化；另一方面，教會的「掌權者」亦借用神和宗教的名義，壓逼非信徒和異見者。教會在歐洲近千年的「政教合一」體制證明，溶合政治與信仰毫無益處，反而對政府和教會雙方都有損害。
隨著社會進步，人民視野擴闊，歐洲在中世紀的科學革命、啟蒙運動、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孕育了「政教分離」的政治主流觀點，要求宗教權力和國家統治範疇分割，互不相干，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明文規定：「國會不得制訂關於設立國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而國家亦不會「援助、助長或壓迫任何宗教團體」。
從聖經的觀點來看，「政教分離」的基礎，就是耶穌與反對祂的人討論納稅給凱撒時，引發的啟示（太廿二15-22）。當時，法利賽人商議，怎樣可以找到耶穌的話柄陷害祂，就打發他們的門徒與希律黨的人去見耶穌，說：「夫子，我們知道祢是誠實人，並且誠誠實實傳神的道，甚麼人祢都不徇情面，因為祢不看人的外貌。請告訴我們，祢認為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
這是一個「兩刃利劍」的問題——如果耶穌回答要納稅，祂就背叛了以色列國；然而如果耶穌回答不要納稅，祂就會冒犯了羅馬的統治者，可以被治罪。可是耶穌看穿他們的惡意，就說：「假冒為善的人哪，為甚麼試探我？拿一個上稅的錢給我看！」他們就拿一個銀錢來給耶穌。祂說：「這像和這號是誰的？」他們說：「是凱撒的。」耶穌說：「這樣，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他們聽見就啞口無言，離開耶穌走了。
「凱撒的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就是「政教分離」的原則，因為教會與政府分屬兩個不同的領域，教會管的是屬靈的「宗教思維」，而政府管的則是世俗的「民生事務」。
公民抗命
香港「和平佔中」的支持者學效印度聖雄甘地（Mahatma Ghandi）、美國馬丁路德金格牧師（Rev Martin luther King, Jr）和南非的國父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組織「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方式，爭取民主訴求。從政治的層面來看：
一、甘地運用「非暴力哲學」理念，帶領印度邁向獨立，脫離英國殖民地統治；
二、金格牧師是一位民權運動領袖，主張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法爭取非裔美國人的基本人權；
三、曼德拉是南非著名的反種族隔離革命家，致力於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和實現種族和解。
而聖經也有很多「公民抗命」的例子可以參考：
一、約瑟死後，以色列人在埃及生養眾多，因此法老苦害他們，待他們如奴隸，並命令收生婆將以色列人的男嬰殺害；然而收生婆敬畏神，沒有遵從法老的吩咐，保存了男孩的性命（出一）；
二、當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準備進攻耶利哥城之前，他首先差派兩個探子入城窺探軍情；探子躲藏在一個妓女喇合的家中，而士兵圍捕他們時，喇合誤導追兵保存了探子的性命（書二）；
三、當亞哈的王后耶洗別殺害先知的時候，他的家臣俄巴底將一百個先知收藏在山洞裡，並拿餅和水供養他們（王上十八）；
四、巴比倫的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個金像，開光禮的時候，所有臣民都要俯伏敬拜，否則被扔在烈火的窯中燒死；然而但以理的三個朋友拒絕遵行，結果神保護他們，在火窯中安然無損，令尼布甲尼撒王十分驚訝，釋放了他們之後，將他們升官（但三）；和
四、瑪代王大流士委任了但以理為總長，治理國家，令其他總長和總督妒忌，找尋方法陷害他，便向大流士獻計，在三十天內，除了瑪代王之外，任何人向神或人求甚麼，都要被扔在獅子坑中；然而但以理依然故我，一天三次雙膝跪在神面前禱告；結果但以理被放入獅子坑裡，但是神封了獅子的口，令他毫髮未傷（但六）。
從聖經列出的「公民抗命」例子，可以看見原則是建基於：
一、當政權的指令違背了神的訓示，尤其是涉及生死攸關的議題，神的誡命會超越世上的法規——「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徒五29）；
二’並非為了個人的益處——「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神的教會，你們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眾人喜歡，不求自己的益處，只求眾人的益處，叫他們得救」（林前十31-33）；和
三、非暴力——當祭司長差派人拘拿耶穌的時候，彼得拔出刀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耳朵，然而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太廿六52）。有信徒可能會引用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武裝革命推翻滿清統治以建立中華民國，作為基督徒用武力推翻政權的確據；然而我們應該效法主耶穌的訓勉和典範，多於跟從任何信徒的「偉大成就」。
由此可見，「公民抗命」不能任意和隨便採用。
究竟耶穌會支持「佔中」抑或「反佔中」？
信仰上，我個人始終相信神掌管一切！神在萬事都有祂的美好旨意和時間表。
如果今天耶穌在香港，究竟祂會支持「佔中」，抑或「反佔中」呢？我相信祂根本不會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亦不會支持「佔中」或「反佔中」。實在耶穌的門徒當中，有一位屬於「奮銳黨」的西門（太十4），傾向對佔領迦南應許地的羅馬帝國，進行復仇與革命的行動；但是耶穌似乎將他澈底地改變，因為聖經往後沒有提到他有甚麼激進的反政府舉動。而耶穌從來只有用愛和救恩改變人，並沒有試圖更改政府去改變世界。
「耶穌會怎辦（WWJD——What Would Jesus Do）？」的聖經基礎是腓立比書二章5節：「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即是：「如果耶穌基督面對同樣環境，祂會怎麼做？」這當然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我們不是耶穌，也不是神，完全沒有可能知道耶穌會怎麼做，然而有一些原則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耶穌：
一、首先放下自己的固有思想和成見；
二、禱告和嘗試參考聖經的教訓和經文；
三、愈與神親近，我們愈會了解神的心意（約十1-5）。
要知道，耶穌身處的時空文化跟今日的社會處境已存在極大差異，但是聖經的真理和原則卻永遠不會隨時間與地區改變的。
以香港人現今爭取「真普選」為例，在耶穌的時代，羅馬和希律的政權，比較今天的香港政府來說，肯定更加欠缺「平等、民主、自由和公義」，然而耶穌從來沒有倡議任何暴力或非暴力的對抗言論。
耶穌改變人心及世界的方式就是：
一、祂不會以有罪為無罪——耶穌赦免了行淫女人的罪，然而提醒她不要再犯罪（約八1-11）；
二、不單愛我們的鄰舍，也要愛我們的仇敵——耶穌所建立的國度，並不是一個憑軍事力量征服的地上帝國，乃是用「愛心」轉化的「新天新地」（太五43-48）；
三、祂用自己的寶血拯救所有相信祂的人——面對被賣、拘捕、誣告、審訊、鞭打、嘲笑、戲弄和被釘，祂只是默默地為所有的罪人祈禱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廿三34）。
亦有信徒認為耶穌潔淨聖殿時曾發「義怒」（路廿三34），所以我們今天同樣可以對「非公義」的政權，舒發怒氣；然而耶穌只有在父神的威嚴被侮辱的時候，才發出怒火，對於個人的榮辱，祂卻淡然面對（路九51-56）。祂亦沒有斥責當權者的一些「非公義」行為，例如祂的表兄施洗約翰因譴責希律王娶了嫂子為妻，敗壞了社會風氣，被希律王囚禁在監內，後來為了取悅妻子，更將施洗約翰斬首，把他的人頭放在一個盤子上；然而耶穌知道之後，雖然十分悲痛，但祂只是獨自退到曠野靜修（太四1-13），而並沒有批判希律王，或者趁教導群眾的機會，呼籲民眾將他推翻。
可以見到，甚至在極權的政體之下，耶穌的訓導，就是以神的愛和救恩為轉化人生的鑰匙，不是任何「抗爭運動」！
再者，香港在英國的殖民地統治期間，一向沒有民主，為何英國的教會和香港的牧師與基督徒以前沒有反對港督的任命，爭取「普世價值」和「真普選制度」，直到現今才有部分信徒忽然醒覺，提出「公義」的問題？
當耶穌在世上的時候，以色列人以為祂是拯救他們脫離羅馬人統治的救世主，因此祂的門徒彼此爭論誰會輔助掌權為大，而耶穌教訓他們說：「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那掌權管他們的稱為恩主。但你們不可這樣；你們裡頭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為首領的，倒要像服事人的。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的。我在磨煉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們。我將國賜給你們，正如我父賜給我一樣，叫你們在我國裡，坐在我的席上吃喝，並且坐在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路廿二25-30）
因此，不論任何制度之下，耶穌的訓導都永遠真確，「榮神益人」就是所有基督徒政治家及個人在國家、社會、機構、組織和家庭應有的生活為人態度，不是「政改」！
我們現今可以做甚麼？
當「天國」未曾降臨，而世界陷於一片混亂和罪惡之中的時候，基督徒可以做甚麼呢？
首先，無論得時或不得時，我們都要遵行耶穌臨升天之前，吩咐我們的「大使命」：「我們要去，使萬民作主耶穌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主耶穌所吩咐的，都教訓他們遵守，主耶穌就常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廿八19-20）
其次，在初期的教會，基督徒包括保羅和彼得雖然飽受羅馬人逼害，而羅馬的政權並非公義，然而基督徒並沒有對抗或批評當權者的政策，只是專注廣傳福音。政權方面，保羅教導信徒要服從政府和權柄（羅十三1-2），而彼得也吩咐他們說：「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彼前二13-14）。
在羅馬人的暴政下，早期教會的基督徒只是默默地推廣福音，靜候主的再臨；他們倚靠神，並相信神必會鑒察和施行審判，就安然在患難中保持信心、平安和喜樂，為主受苦；直到主後三百多年，君士坦丁大帝改信了基督教，基督徒才有轉機。可以說：神的大能、聖經的真理、基督徒的愛心表現和見證征服了羅馬帝國，而不是民眾抗爭或者革命。
而實在耶穌和門徒一早已經默默地播下了種子，將羅馬帝國的「關鍵人物」轉化成為信徒——耶穌曾經醫治百夫長的僕人（太八5-13），而神亦藉著彼得和保羅的宣教，在羅馬精英的義大利軍營（徒十1-48）和御林軍營內培植了很多基督徒（徒廿七1，廿八16，腓一12-14），後來成立了歷史上的第一個「基督教紀律部隊團契」，就是初期教會時代「羅馬御林軍營」內的「凱撒家裡的人」；他們愛教會，「特特地」請保羅問候腓立比的信徒（腓四22）；另一方面，他們的見證亦肯定對當時的羅馬帝國宮廷與軍政界，有正面和深遠的影響，最終改變了君士坦丁大帝和羅馬人的宗教信仰取向。
這個轉變與神的普世救贖和傳福音計劃有直接的關係，換句話說，羅馬帝國從逼害基督徒到改轉為一個尊崇基督教的政權，其中國度的興衰、基督教信仰的傳播與世界歷史的發展，原來都是由神主導。這令我們不禁驚嘆：「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詩一二七1）
在個人方面，先知但以理亦提供一個十分良好的基督徒榜樣——他是四朝元老，先後在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與伯沙撒，然後瑪代王大流士和波斯王塞魯士，於不同的外邦人政權擔任要職；雖然朝代變更，而這四個政權亦並非公義，然而但以理對神的信心，以及對當時朝政的忠心，令四位君王都對他欽佩和愛護有加；並非當今的政客往往為了私利而做出違法、違規和違心的事，可以比較。
反思檢討整個「佔中運動」的過程，我們絕對不能：
以「佔中」或「反佔中」的取向來批判一個基督徒是否有「愛心」和「公義」；
用「一刀切」的方式將個別濫用武力事件概括所有「佔中」、「反佔中」人士或警務人員；
濫用自由或借用宗教為藉口，例如「報佳音」，去報復「反對者」或作出「擾民行為」；
以「不合作運動」去癱瘓和堵塞政府的運作；
將任何人「妖魔化」和鼓吹仇恨。
無論在任何體制、崗位、時間和環境之下，我們都應該效法但以理，永遠尊崇神的主權，全面遵行「人的順服」，靜候神的時間，凡事榮神益人！正如詩篇卅三章9-20節所說：
「因為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耶和華使列國的籌算歸於無有，使眾民的思念無有功效。
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祂心中的思念萬代常存。
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
祂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
耶和華從天上觀看；祂看見一切的世人。
從祂的居所往外察看地上一切的居民──
祂是那造成他們眾人心的，留意他們一切作為的。
君王不能因兵多得勝；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
靠馬得救是枉然的；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
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祂的人和仰望祂慈愛的人；
要救他們的命脫離死亡，並使他們在饑荒中存活。
我們的心向來等候耶和華；祂是我們的幫助，我們的盾牌。」
阿們！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