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运动标志了香港政治运动的分水岭。香港人在是次运动中，首次表达相对较强烈的政治觉醒。无论对是次运动有何意见，香港人要为自己的命运抗争。正当香港政府有意解读是次运动为一场社会行动，并以为可以借某些社会政策来解决时，这场政治运动已经开始塑造了香港意识形态的面貌。作为神学工作者，我的责任有二。第一，呈现这场运动的神学重要性。第二，从神学反思这场运动，从而丰富和挑战这场运动的内涵，为社会带来更大福祉。

「和平占中」与「雨伞运动」

　　首先，要简单界定两个容易混为一谈的字眼──「和平占中」与「雨伞运动」。现时运动来自原本称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下称和平占中）。占领中环自二○一三年一月提出后，引起香港社会讨论，同年三月廿七日正式以「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名字出现，并于二○一四年九月廿八日凌晨一时四十分启动。不过，雨伞运动亦同样于当日晚上大约六时，当警察以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开始。尤其当示威者不跟从和平占中呼吁撤离金钟时，他们已开始新一场公民运动。自此，雨伞运动逐渐取代了和平占中，而其发展也超出了和平占中的原初计划。

　　从和平占中到雨伞运动，的确有其传承，不过虽然两者有相近之处，但在质方面仍是有所不同。第一，和平占中有清晰的领导和组织架构，而雨伞运动相对地松散，并强调没有领袖。示威者是自发参与占领，不是由领袖推动。¹ 第二，如果说雨伞运动是有领袖，专上学生联会（成员主要是大学生）和学民思潮（成员主要是中学生）扮演「主导角色」。和平占中的领袖是戴耀廷教授、陈健民教授和朱耀明牧师。² 相对于和平占中的参与者，雨伞运动是由年青人主导。第三，大部份人估计和平占中不会持续多于一星期，而警方也预料清场时不会遇上太大反抗。不过直至执笔之际（十二月四日），雨伞运动已持续了六十八日。占领区已从金钟扩至铜锣湾和旺角。³ 示威者的表现亦较警方预期的更顽强和投入。总体来说，雨伞运动比和平占中更加广泛和深化，有评论认为两者的差异正反映出世代之争。⁴

　　虽然两者有其差异，不过雨伞运动的核心价值确实与和平占中相同──非暴力和真选举，并同以「二○一七年普选行政长官」为诉求。这个诉求原本是中央政府按《基本法》许下的承诺，可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在二○一四年八月卅一日的议决，却没有依其承诺订定相关框架，反而只容许香港市民在二○一七年行政长官选举中，选出得到提名委员会过半数提名的候选人。然而，这安排的问题在于从现时提名委员会组成架构，我们可预期过半数提名委员会成员来自亲建制人士。因此之故，雨伞运动才会以「我要真普选」作为最核心的口号，因为若二至三个候选人都属于亲建制派，香港人便等同没有选择了。

　　最后一点要澄清的是，「雨伞运动」一词并非由香港示威者发明，反而是由西方媒体首先开始使用。为什么要使用「雨伞」？因为示威者使用雨伞遮挡警方的胡椒喷雾。虽然雨伞原是保护自己的工具，但传媒却将之转化为运动的象征。当雨伞的象征开始为人接受之后，示威者便谨慎地将传媒所用「雨伞革命」的字眼改为「雨伞运动」，因为他们不希望中央政府以此为借口，刻意错误理解是次运动与颜色革命连上关系（即二○○○年代初期在前苏联发生各种运动，而导致政府倒台）。

　　由此可见，雨伞运动是寻求政治改革的政治行动，但它仍接受中央政府的合法性。

雨伞运动的宗教角色

　　相对于其他宗教，基督宗教在是次运动的角色较为明显。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详述基督徒的参与：个别基督徒参与运动、教会的参与、公众对基督宗教角色的理解。

　　在讨论基督宗教的参与之前，也值得谈谈其他宗教在运动中的呈现。例如，佛教和道教对和平占中和雨伞运动采取不支持和不理会的态度。他们的立场不足为奇，因为他们素有服从政权的历史。⁵ 另一有趣事件，示威者在旺角（其中一个占领区）设立了关公庙，而关公在中国民间宗教中代表公义和力量。为什么示威者选择拜关公呢？拜关公是警察的习惯，而且关公的神位也见于大部分警署。警民冲突在旺角出现的次数比其他占领区多，而且也有更多有关警察滥权的投诉。示威者设立关公庙是要挑战警方，即保护警察的神明已转而支持示威者，因为公义在他们那边。虽然警方不会在意关公的去向，但该神坛在冲突中的确有其象征意义，就是警方已不再代表公义执法。

　　或者有人认为，建制教会在和平占中的角色有如佛教和道教般抽离。在九月廿八日警察施放催泪弹之前，除了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牧师部外，大多数香港教会在普选议题上沉默。即使有些教会曾撰写牧函回应和平占中，其主要关注是希望信徒尊重各人的意见分歧，而非指出和平占中对真普选的核心关注。自雨伞运动开始后，更多教会谴责警方过份使用暴力，并要求政府与占领者展开坦诚对话，以解决现时的政治窘局。虽是如此，但如此发表公开言论的教会仍属小数。

　　在整场运动中，有两间教会的事例可以说明建制派教会和与示威者同在教会的分别。中国基督教播道会港福堂位于金钟，就是雨伞运动所发生之处。在运动初期，该教会以私人地方为由，拒绝让外人使用其洗手间。表面上，这是一个管理问题，但因为该教会堂主任吴宗文牧师曾公开反对和平占中，以管理问题为由拒绝开放洗手间予公众人士之说，实在难以服众。再者，教会的大公性与「教会是私人地方」是对立的，因为教会被召，是为了向众人实践上帝的使命，即上主包容的爱和他对众生的开放。「向所有人开放」（Offen für alle）是莱比锡圣尼古拉教堂在东德共产政权统治期间，所坚持的信念和实践。自由使用洗手间是对上帝向众人开放的重要表达之一。相反，位于湾仔、距离金钟约五至十分钟步行路程的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堂，就曾为九月廿八日因催泪弹而受伤害的示威者，开放教会作为庇护所。直到今天，该教会仍每天开放至凌晨十二时，供示威者休息和安静默想。支持北京政府的立法会议员叶国谦曾以此指控教会为示威者提供庇护和食物，是美国势力入侵中国内部事务的例子。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驳斥为毫无根据。雨伞运动挑战了教会的本真（Authenticity），即教会是什么，以及教会如何在香港生活。

　　至于基督宗教在和平占中和雨伞运动的角色，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说明。第一，基督宗教如何影响和平占中雨伞运动的领袖？第二，基督宗教参与是次运动情况如何？和平占中三子中，戴耀廷教授和朱耀明牧师都是基督徒。戴氏在不同场合，分享基督教信仰如何支持他推动这场运动。朱氏则是柴湾浸信会的退休牧师，参与社会运动多年。他更曾安排参与六四的异见人士从中国逃难到港，再前往其他国家，是「黄雀行动」的重要策划者之一。陈健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曾在中学时期参与信义会的教会聚会，并建议在「占领中环」之前加上「爱与和平」。爱与和平不是基督宗教的专有名词，但却盛载强烈的基督宗教意味。学民思潮召集人之一黄之锋，来自基督徒家庭，并曾公开承认其基督宗教信仰如何强化他的政治参与。⁶ 宗教与灵性资本的关连，以及灵性资本如何累积，并如何在个人身上运作，并带来社会转化等课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虽然笔者未能全面调查基督宗教在运动中的呈现，但身为运动的参与者之一，可略举数例。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学生在罢课期间，于添马公园举行泰泽祈祷会；有基督徒在金钟添马公园设立缓冲区，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服务和灵性关怀；有基督徒在旺角设立圣法兰西斯小教堂，表达耶稣对所有身在该处者的保护。另外，不同的基督教非政府组织于不同时间在各占领区设立论坛，促进交流和宣讲民主理念。我也曾在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前夕（十月二十日）获邀在金钟，以「对话」为题公开演讲。⁷

神学反思

　　雨伞运动有很丰富的神学意含。除了上文提及一些课题外（如何理解教会？基督宗教、灵性与公义的关系？），我们也关心：如何在雨伞运动辨识和经历圣灵的临在？笔者身为运动参与者之一，试从运动提出四个神学意含，作为对是次运动日后思考方向。

　　第一，我们怎样理解混乱与秩序？反占领者批评示威者阻街、意图使香港变得混乱，并为港人制造麻烦。尤有什者，他们认为示威者不单违反法例，更制造无政府状态。可是，我们必须要思考反占领者所指的秩序是什么。相对于秩序的关注，更重要的问题是现有秩序是指向公义，还是对现有状态（status quo）的维持。我们应否为了达致更公义的秩序，而容许轻微的混乱（指程度上和时间上）？法律是不是终极的呢？法律的目的是什么？为何人们会选择公民抗命？从神学角度来说，如果秩序属于创造任命（creation mandate），现有的政治秩序又在什么程度上表达创造任命？创造任命会否容许混乱的出现，来挑战现状所代表的虚伪秩序？混乱会带来失序，还是秩序的先兆？混乱是否由当下有权者所建构的社会秩序之结果？法律与上主永恒律的关系又如何？为何「顺服上主，不顺服人」只限于宗教自由一事上？此外，警察又是另一个具争议性而重要的议题。他们是维持社会现状或是执行正义？这些问题要求我们作出认真的神学和政治思考。

　　第二，我们如何实践复和的职份？自从社会开始讨论和平占中，香港便因为政见而分歧，人际关系变得紧张，更出现朋友、家庭、教会信徒和世代之间的撕裂。和平占中和雨伞运动应为此承担责任吗？还是我们可以积极地理解人类和社会关系的张力，因为极权政府绝不容许内部和外在张力出现？我们应否考虑争取一个更民主的政治结构，以致我们可以非暴力和理性地处理张力，而非只怪责个别人士？从神学角度而言，教会有非常丰富的资源理解和实现复和，不过，复和的实践与中国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绝无关系。没有公义，便没有真正的复和；亦正如因此，张力和冲突在实现复和的过程，实在无可避免。而且，复和不应只局限于个人关系，而必须有结构和文化的向度。复和需要很大勇气和决心，不但因为复和者要无惧地指出犯罪者的者，也要面对内心报复的倾向。教会的责任，就是批判地反思何谓复和，以及具想像力地实践复和的职份。

　　第三，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是谁──基督徒、香港人及／或中国人？因着香港独有的「一国两制」结构，身分的议题都是敏感和具争议性的。香港居民是中国香港人、香港中国人、中国人或是香港人？中央政府不容许普选在香港实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害怕因着越发强烈的本土身分认同，而导致香港出现分离主义。近日有调查显示，香港居民对香港人身分的认同感正在提升，而对中国人身分的认同感则下降，这个情况特别见于香港青少年。⁸ 其实，雨伞运动与本土意识的关系毋庸置疑，但问题并不在于强调本土身分的对错，而是中央政府不容许人际生活的差异。从神学角度来说，本土意识的提高如何塑造香港的本土神学？当香港信徒寻索他们的本土和国族身份时，基督徒身分对此有何意义？基督徒要成为中国基督徒、香港基督徒或身为异类侨居者的基督徒？若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事件曾很影响基督徒如何思考其身份，2014年雨伞运动如何成为範式转移？

　　最后，我们如何面对一个不愿意有真诚对话的政府？对大部份香港人来说，雨伞运动让我们对中国政权和香港政府有最接近的接触，也揭露了她的残暴、恐惧和专横。若批评老泛民的思考和方法已不适用当下政治生活，所谓新社运的思考和方法又不见得更奏效，反而我们需要承认我们都在共同探索中，愿意不断更新。至于神学角色，我们应否参照解放神学提出的「出埃及」模式，或尤达（John Howard Yoder）提出的「被掳」模式？究竟「被掳」模式是否一种无力感神学？又「出埃及」模式是否一种自我陶醉和浪漫神学？如何可以同时以「出埃及」和「被掳」心态生活？笔者所提出的问题已超出我所能回答的，因为香港正经历新的时代，需要提出和思考正确的问题，而不是依从正确的答案。

总结

　　雨伞运动的发展令人关注：政府会否暴力清场？运动能否达到其目标？运动如何转化？笔者身为神学学者的回应是：混乱与秩序、复和与张力、身分政治与政治身分、出埃及与被掳等课题，都需要我们在运动中和运动后继续思考。雨伞运动在神学上的意义，并不在于能否在政治上成功，而是在于它所提出并将会继续塑造香港政治运动的长远思考。 

编按：文章原为英文版，由潘乐敏翻译，经作者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