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標誌了香港政治運動的分水嶺。香港人在是次運動中，首次表達相對較強烈的政治覺醒。無論對是次運動有何意見，香港人要為自己的命運抗爭。正當香港政府有意解讀是次運動為一場社會行動，並以為可以藉某些社會政策來解決時，這場政治運動已經開始塑造了香港意識形態的面貌。作為神學工作者，我的責任有二。第一，呈現這場運動的神學重要性。第二，從神學反思這場運動，從而豐富和挑戰這場運動的內涵，為社會帶來更大福祉。

「和平佔中」與「雨傘運動」

　　首先，要簡單界定兩個容易混為一談的字眼──「和平佔中」與「雨傘運動」。現時運動來自原本稱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下稱和平佔中）。佔領中環自二○一三年一月提出後，引起香港社會討論，同年三月廿七日正式以「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名字出現，並於二○一四年九月廿八日凌晨一時四十分啟動。不過，雨傘運動亦同樣於當日晚上大約六時，當警察以催淚彈驅散示威者開始。尤其當示威者不跟從和平佔中呼籲撤離金鐘時，他們已開始新一場公民運動。自此，雨傘運動逐漸取代了和平佔中，而其發展也超出了和平佔中的原初計劃。

　　從和平佔中到雨傘運動，的確有其傳承，不過雖然兩者有相近之處，但在質方面仍是有所不同。第一，和平佔中有清晰的領導和組織架構，而雨傘運動相對地鬆散，並強調沒有領袖。示威者是自發參與佔領，不是由領袖推動。¹ 第二，如果說雨傘運動是有領袖，專上學生聯會（成員主要是大學生）和學民思潮（成員主要是中學生）扮演「主導角色」。和平佔中的領袖是戴耀廷教授、陳健民教授和朱耀明牧師。² 相對於和平佔中的參與者，雨傘運動是由年青人主導。第三，大部份人估計和平佔中不會持續多於一星期，而警方也預料清場時不會遇上太大反抗。不過直至執筆之際（十二月四日），雨傘運動已持續了六十八日。佔領區已從金鐘擴至銅鑼灣和旺角。³ 示威者的表現亦較警方預期的更頑強和投入。總體來說，雨傘運動比和平佔中更加廣泛和深化，有評論認為兩者的差異正反映出世代之爭。⁴

　　雖然兩者有其差異，不過雨傘運動的核心價值確實與和平佔中相同──非暴力和真選舉，並同以「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為訴求。這個訴求原本是中央政府按《基本法》許下的承諾，可是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在二○一四年八月卅一日的議決，卻沒有依其承諾訂定相關框架，反而只容許香港市民在二○一七年行政長官選舉中，選出得到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提名的候選人。然而，這安排的問題在於從現時提名委員會組成架構，我們可預期過半數提名委員會成員來自親建制人士。因此之故，雨傘運動才會以「我要真普選」作為最核心的口號，因為若二至三個候選人都屬於親建制派，香港人便等同沒有選擇了。

　　最後一點要澄清的是，「雨傘運動」一詞並非由香港示威者發明，反而是由西方媒體首先開始使用。為甚麼要使用「雨傘」？因為示威者使用雨傘遮擋警方的胡椒噴霧。雖然雨傘原是保護自己的工具，但傳媒卻將之轉化為運動的象徵。當雨傘的象徵開始為人接受之後，示威者便謹慎地將傳媒所用「雨傘革命」的字眼改為「雨傘運動」，因為他們不希望中央政府以此為藉口，刻意錯誤理解是次運動與顏色革命連上關係（即二○○○年代初期在前蘇聯發生各種運動，而導致政府倒台）。

　　由此可見，雨傘運動是尋求政治改革的政治行動，但它仍接受中央政府的合法性。

雨傘運動的宗教角色

　　相對於其他宗教，基督宗教在是次運動的角色較為明顯。我們可以從三個角度詳述基督徒的參與：個別基督徒參與運動、教會的參與、公眾對基督宗教角色的理解。

　　在討論基督宗教的參與之前，也值得談談其他宗教在運動中的呈現。例如，佛教和道教對和平佔中和雨傘運動採取不支持和不理會的態度。他們的立場不足為奇，因為他們素有服從政權的歷史。⁵ 另一有趣事件，示威者在旺角（其中一個佔領區）設立了關公廟，而關公在中國民間宗教中代表公義和力量。為甚麼示威者選擇拜關公呢？拜關公是警察的習慣，而且關公的神位也見於大部分警署。警民衝突在旺角出現的次數比其他佔領區多，而且也有更多有關警察濫權的投訴。示威者設立關公廟是要挑戰警方，即保護警察的神明已轉而支持示威者，因為公義在他們那邊。雖然警方不會在意關公的去向，但該神壇在衝突中的確有其象徵意義，就是警方已不再代表公義執法。

　　或者有人認為，建制教會在和平佔中的角色有如佛教和道教般抽離。在九月廿八日警察施放催淚彈之前，除了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牧師部外，大多數香港教會在普選議題上沉默。即使有些教會曾撰寫牧函回應和平佔中，其主要關注是希望信徒尊重各人的意見分歧，而非指出和平佔中對真普選的核心關注。自雨傘運動開始後，更多教會譴責警方過份使用暴力，並要求政府與佔領者展開坦誠對話，以解決現時的政治窘局。雖是如此，但如此發表公開言論的教會仍屬小數。

　　在整場運動中，有兩間教會的事例可以說明建制派教會和與示威者同在教會的分別。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位於金鐘，就是雨傘運動所發生之處。在運動初期，該教會以私人地方為由，拒絕讓外人使用其洗手間。表面上，這是一個管理問題，但因為該教會堂主任吳宗文牧師曾公開反對和平佔中，以管理問題為由拒絕開放洗手間予公眾人士之說，實在難以服眾。再者，教會的大公性與「教會是私人地方」是對立的，因為教會被召，是為了向眾人實踐上帝的使命，即上主包容的愛和祂對眾生的開放。「向所有人開放」（Offen für alle）是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在東德共產政權統治期間，所堅持的信念和實踐。自由使用洗手間是對上帝向眾人開放的重要表達之一。相反，位於灣仔、距離金鐘約五至十分鐘步行路程的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就曾為九月廿八日因催淚彈而受傷害的示威者，開放教會作為庇護所。直到今天，該教會仍每天開放至凌晨十二時，供示威者休息和安靜默想。支持北京政府的立法會議員葉國謙曾以此指控教會為示威者提供庇護和食物，是美國勢力入侵中國內部事務的例子。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駁斥為毫無根據。雨傘運動挑戰了教會的本真（Authenticity），即教會是甚麼，以及教會如何在香港生活。

　　至於基督宗教在和平佔中和雨傘運動的角色，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說明。第一，基督宗教如何影響和平佔中雨傘運動的領袖？第二，基督宗教參與是次運動情況如何？和平佔中三子中，戴耀廷教授和朱耀明牧師都是基督徒。戴氏在不同場合，分享基督教信仰如何支持他推動這場運動。朱氏則是柴灣浸信會的退休牧師，參與社會運動多年。他更曾安排參與六四的異見人士從中國逃難到港，再前往其他國家，是「黃雀行動」的重要策劃者之一。陳健民雖然不是基督徒，但他曾在中學時期參與信義會的教會聚會，並建議在「佔領中環」之前加上「愛與和平」。愛與和平不是基督宗教的專有名詞，但卻盛載強烈的基督宗教意味。學民思潮召集人之一黃之鋒，來自基督徒家庭，並曾公開承認其基督宗教信仰如何強化他的政治參與。⁶ 宗教與靈性資本的關連，以及靈性資本如何累積，並如何在個人身上運作，並帶來社會轉化等課題，值得進一步探究。

　　雖然筆者未能全面調查基督宗教在運動中的呈現，但身為運動的參與者之一，可略舉數例。例如，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學生在罷課期間，於添馬公園舉行泰澤祈禱會；有基督徒在金鐘添馬公園設立緩衝區，為有需要人士提供輔導服務和靈性關懷；有基督徒在旺角設立聖法蘭西斯小教堂，表達耶穌對所有身在該處者的保護。另外，不同的基督教非政府組織於不同時間在各佔領區設立論壇，促進交流和宣講民主理念。我也曾在學生代表與政府對話前夕（十月二十日）獲邀在金鐘，以「對話」為題公開演講。⁷

神學反思

　　雨傘運動有很豐富的神學意含。除了上文提及一些課題外（如何理解教會？基督宗教、靈性與公義的關係？），我們也關心：如何在雨傘運動辨識和經歷聖靈的臨在？筆者身為運動參與者之一，試從運動提出四個神學意含，作為對是次運動日後思考方向。

　　第一，我們怎樣理解混亂與秩序？反佔領者批評示威者阻街、意圖使香港變得混亂，並為港人製造麻煩。尤有甚者，他們認為示威者不單違反法例，更製造無政府狀態。可是，我們必須要思考反佔領者所指的秩序是甚麼。相對於秩序的關注，更重要的問題是現有秩序是指向公義，還是對現有狀態（status quo）的維持。我們應否為了達致更公義的秩序，而容許輕微的混亂（指程度上和時間上）？法律是不是終極的呢？法律的目的是甚麼？為何人們會選擇公民抗命？從神學角度來說，如果秩序屬於創造任命（creation mandate），現有的政治秩序又在甚麼程度上表達創造任命？創造任命會否容許混亂的出現，來挑戰現狀所代表的虛偽秩序？混亂會帶來失序，還是秩序的先兆？混亂是否由當下有權者所建構的社會秩序之結果？法律與上主永恆律的關係又如何？為何「順服上主，不順服人」只限於宗教自由一事上？此外，警察又是另一個具爭議性而重要的議題。他們是維持社會現狀或是執行正義？這些問題要求我們作出認真的神學和政治思考。

　　第二，我們如何實踐復和的職份？自從社會開始討論和平佔中，香港便因為政見而分歧，人際關係變得緊張，更出現朋友、家庭、教會信徒和世代之間的撕裂。和平佔中和雨傘運動應為此承擔責任嗎？還是我們可以積極地理解人類和社會關係的張力，因為極權政府絕不容許內部和外在張力出現？我們應否考慮爭取一個更民主的政治結構，以致我們可以非暴力和理性地處理張力，而非只怪責個別人士？從神學角度而言，教會有非常豐富的資源理解和實現復和，不過，復和的實踐與中國和諧社會的意識形態絕無關係。沒有公義，便沒有真正的復和；亦正如因此，張力和衝突在實現復和的過程，實在無可避免。而且，復和不應只局限於個人關係，而必須有結構和文化的向度。復和需要很大勇氣和決心，不但因為復和者要無懼地指出犯罪者的者，也要面對內心報復的傾向。教會的責任，就是批判地反思何謂復和，以及具想像力地實踐復和的職份。

　　第三，我們如何理解我們是誰──基督徒、香港人及／或中國人？因著香港獨有的「一國兩制」結構，身分的議題都是敏感和具爭議性的。香港居民是中國香港人、香港中國人、中國人或是香港人？中央政府不容許普選在香港實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害怕因著越發強烈的本土身分認同，而導致香港出現分離主義。近日有調查顯示，香港居民對香港人身分的認同感正在提升，而對中國人身分的認同感則下降，這個情況特別見於香港青少年。⁸ 其實，雨傘運動與本土意識的關係毋庸置疑，但問題並不在於強調本土身分的對錯，而是中央政府不容許人際生活的差異。從神學角度來說，本土意識的提高如何塑造香港的本土神學？當香港信徒尋索他們的本土和國族身份時，基督徒身分對此有何意義？基督徒要成為中國基督徒、香港基督徒或身為異類僑居者的基督徒？若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事件曾很影響基督徒如何思考其身份，2014年雨傘運動如何成為範式轉移？

　　最後，我們如何面對一個不願意有真誠對話的政府？對大部份香港人來說，雨傘運動讓我們對中國政權和香港政府有最接近的接觸，也揭露了她的殘暴、恐懼和專橫。若批評老泛民的思考和方法已不適用當下政治生活，所謂新社運的思考和方法又不見得更奏效，反而我們需要承認我們都在共同探索中，願意不斷更新。至於神學角色，我們應否參照解放神學提出的「出埃及」模式，或尤達（John Howard Yoder）提出的「被擄」模式？究竟「被擄」模式是否一種無力感神學？又「出埃及」模式是否一種自我陶醉和浪漫神學？如何可以同時以「出埃及」和「被擄」心態生活？筆者所提出的問題已超出我所能回答的，因為香港正經歷新的時代，需要提出和思考正確的問題，而不是依從正確的答案。

總結

　　雨傘運動的發展令人關注：政府會否暴力清場？運動能否達到其目標？運動如何轉化？筆者身為神學學者的回應是：混亂與秩序、復和與張力、身分政治與政治身分、出埃及與被擄等課題，都需要我們在運動中和運動後繼續思考。雨傘運動在神學上的意義，並不在於能否在政治上成功，而是在於它所提出並將會繼續塑造香港政治運動的長遠思考。 

編按：文章原為英文版，由潘樂敏翻譯，經作者訂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