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中英双方签署了一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同年，苏恩佩因癌症去逝，在地上只活了四十多个寒暑，却用生命唤起那一代的青年。或许你对她的生平所知不多，但你绝不会对《突破杂志》感到陌生，她就是这份杂志的创办人之一。《这一代先知在哪里？》收录的许多篇文章均来自这本杂志。随意在这本书挑一篇文章来读，都会发觉这位未能见证香港回归及以后每件社会大事的知识份子，却道出了今天社会的面貌。到底她就是那个时代的先知，还是无论哪个时代都只依循既定的模式运作？她在文章里提出的问题，到今天依旧是个问题，究竟是解决不了，还是未敢正视？

　　这本书设计为四个部份：「The city is dying」、「献给青年的朋友」、「我们这一代先知」以及「我们唯一的出路──简樸生活」。以灰暗的调子开始，以光明的语句结束，可以见到出版者对时代的态度还是怀着盼望的。苏恩佩一生与顽疾同行，对死亡有着再透彻不过的了解，然而她认为城市中冷冰冰的物质、腐朽的制度，才是令人步向死亡的癥结。她在巴士、渡轮上的各种生态作出细致的观察，认为渡轮的五分钟航程就是社会的缩影，对贫苦大众而言，五分钟可说是宝贵至极，却被城市各样冷冰的制度、扭曲的价值观所压榨、侵蚀，令人无法不感到痛心；尤其青年人，面对僵化的教育制度、社会的不公，自会感到前路茫茫，成年人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自然是她一个重要主题。放在今天，这又何尝不是成年人要思想的课题吗？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青年的价值观和人格发展都受整个社会文化与制度的变迁所影响，青年不可能由其本身自行创造、发展一套价值观与文化，因此，青年人在思想和行为上产生任何偏差，跟整个社会现况的变动脱不了关系。苏恩佩忧心青年发展，同时慨叹这一代中国人的悲哀。「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才真正是可悲的──我们可悲到一个地步竟不能产生一个海明威或一个卡缪去刻画我们的悲哀。我们可悲到一个地步竟漠视我们的悲剧。」（页94）海明威和卡缪都用他们的文学作品为他们那一代的美国人和法国人提供思想上的反思与启迪，让人民在国家的悲剧发生后，懂得重新振作起来。这是文学和艺术对一个社会很宝贵的价值，毕竟文明社会的发展并非只靠技术或专业人士。

　　苏恩佩是文字工作者，在她的文章里每每透发出她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她虽然身体虚弱，却认为自己应对社会尽知识份子的责任：「我还有一管秃笔，于是我写了〈我能为这城市做什么？〉、〈城中的死亡〉、〈他们也有灵魂〉。」（页124）她直接向社会呐喊，投稿到报章，表达对色情事业、废除死刑等具争议的话题的意见。她从文学及电影作品中观察到世纪末的种种病态。她什至直接说「为这城市哭泣吧——它是被咒诅的，被死亡的阴影笼罩！」（页232）与其说她是悲观主义者，倒不如说她对社会赋有先知式的关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为了造就更美好的未来。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至今逾三十年，香港风云色变，社会问题愈见复杂，苏恩佩的识见能否适用于现今的状况？到底现在还需要像苏恩佩一样的文化先知吗？卡夫卡认为人类陷入困境，源自人极其强大的贪婪和虚荣，以及权力意志的傲慢。「我们贪图种种虚妄不实的价值，而轻率地摧毁和我们整个人类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事物。就是这个妄念，让我们陷入泥淖而丢掉性命。」（《与卡夫卡对话》，页124）卡夫卡就是这么的一种文化先知，他的作品和语录仍然对整个世界起着重要的影响。不少人认为这个年头，我们都不需要救世英雄，这说法准没错，但倘若当社会步向沉沦的时候，失去敢言的先知，向社会敲响丧钟，我们还能维持一个文明社会吗？

（作者为出版社编辑，网上学习平台驻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