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中英雙方簽署了一份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同年，蘇恩佩因癌症去逝，在地上只活了四十多個寒暑，卻用生命喚起那一代的青年。或許你對她的生平所知不多，但你絕不會對《突破雜誌》感到陌生，她就是這份雜誌的創辦人之一。《這一代先知在哪裡？》收錄的許多篇文章均來自這本雜誌。隨意在這本書挑一篇文章來讀，都會發覺這位未能見證香港回歸及以後每件社會大事的知識份子，卻道出了今天社會的面貌。到底她就是那個時代的先知，還是無論哪個時代都只依循既定的模式運作？她在文章裡提出的問題，到今天依舊是個問題，究竟是解決不了，還是未敢正視？

　　這本書設計為四個部份：「The city is dying」、「獻給青年的朋友」、「我們這一代先知」以及「我們唯一的出路──簡樸生活」。以灰暗的調子開始，以光明的語句結束，可以見到出版者對時代的態度還是懷著盼望的。蘇恩佩一生與頑疾同行，對死亡有著再透徹不過的了解，然而她認為城市中冷冰冰的物質、腐朽的制度，才是令人步向死亡的癥結。她在巴士、渡輪上的各種生態作出細緻的觀察，認為渡輪的五分鐘航程就是社會的縮影，對貧苦大眾而言，五分鐘可說是寶貴至極，卻被城市各樣冷冰的制度、扭曲的價值觀所壓榨、侵蝕，令人無法不感到痛心；尤其青年人，面對僵化的教育制度、社會的不公，自會感到前路茫茫，成年人可以為他們做些甚麼，自然是她一個重要主題。放在今天，這又何嘗不是成年人要思想的課題嗎？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青年的價值觀和人格發展都受整個社會文化與制度的變遷所影響，青年不可能由其本身自行創造、發展一套價值觀與文化，因此，青年人在思想和行為上產生任何偏差，跟整個社會現況的變動脫不了關係。蘇恩佩憂心青年發展，同時慨歎這一代中國人的悲哀。「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才真正是可悲的──我們可悲到一個地步竟不能產生一個海明威或一個卡繆去刻畫我們的悲哀。我們可悲到一個地步竟漠視我們的悲劇。」（頁94）海明威和卡繆都用他們的文學作品為他們那一代的美國人和法國人提供思想上的反思與啟迪，讓人民在國家的悲劇發生後，懂得重新振作起來。這是文學和藝術對一個社會很寶貴的價值，畢竟文明社會的發展並非只靠技術或專業人士。

　　蘇恩佩是文字工作者，在她的文章裡每每透發出她對社會的人文關懷。她雖然身體虛弱，卻認為自己應對社會盡知識份子的責任：「我還有一管禿筆，於是我寫了〈我能為這城市做甚麼？〉、〈城中的死亡〉、〈他們也有靈魂〉。」（頁124）她直接向社會吶喊，投稿到報章，表達對色情事業、廢除死刑等具爭議的話題的意見。她從文學及電影作品中觀察到世紀末的種種病態。她甚至直接說「為這城市哭泣吧——它是被咒詛的，被死亡的陰影籠罩！」（頁232）與其說她是悲觀主義者，倒不如說她對社會賦有先知式的關懷，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為了造就更美好的未來。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至今逾三十年，香港風雲色變，社會問題愈見複雜，蘇恩佩的識見能否適用於現今的狀況？到底現在還需要像蘇恩佩一樣的文化先知嗎？卡夫卡認為人類陷入困境，源自人極其強大的貪婪和虛榮，以及權力意志的傲慢。「我們貪圖種種虛妄不實的價值，而輕率地摧毀和我們整個人類的存在息息相關的事物。就是這個妄念，讓我們陷入泥淖而丟掉性命。」（《與卡夫卡對話》，頁124）卡夫卡就是這麼的一種文化先知，他的作品和語錄仍然對整個世界起著重要的影響。不少人認為這個年頭，我們都不需要救世英雄，這說法準沒錯，但倘若當社會步向沉淪的時候，失去敢言的先知，向社會敲響喪鐘，我們還能維持一個文明社會嗎？

（作者為出版社編輯，網上學習平台駐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