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执笔时，占领运动已踏入第四十八天，法院已颁下临时禁制令，命令执达吏和警方清除路障。不少参与「占领」人士认为不需要遵守禁制令。「反占领」人士批评占领运动已严重损害香港的法治精神，并认为用破坏法治的手段所争取到的民主不会是真民主。香港专上学生联会更于二○一四年十一月七月发表同志游行声明：「雨伞运动至今，港人对完善政制的诉求愈见清晰。『我要真普选』这信念的初衷，以及所反映的政治道德，正是在生命中体现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香港专上学生联会提出的『命运自主』，绝不只限于政改。在爱欲的面向，尊重多元意见和性／别多元，也是上述理念的一个实践。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直同志等也要命运自主，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
学联高姿态地支持及参与同志游行，支持同志平权，与不同性倾向人士并肩作战，争取应有权益。此举令人十分忧虑，学联将争取民主及同志平权这两个不同议题困绑在一起，误导一众大学生，以为争取民主的人士亦应争取同志平权。这肯定是香港的悲哀！究竟，争取同志平权是否争取真正的人权？法治及人权的真正意思又是什么呢？
「法治」是指一些基本法律原则，这些原则规限在香港行使权力的方式。法治一词具有多个不同的涵义和推论，其主要涵义是政府和所有公务人员的权力均来自表述于法例和独立法院的判决中的法律。香港的政府系统内贯彻着一个原则，就是任何人（包括行政长官）除非有法律根据，否则不可以作出构成法律过失或会影响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如果作出行为的人不能提出其行为的法律根据，受影响的人可诉诸法院，法院可能裁决该行为无效，不具法律效力，并下令受影响的人可获赔偿损失。这方面法治的原则称为合法性原则。其中一个合法性原则的推论可概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论种族、阶级、政见或宗教信仰，都须遵守当地法律。此外，根据法治原则，法院必须独立于行政机关。法院若要大公无私裁定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司法独立实属必要。司法独立的意思是每位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案件而不受任何干预。根据《基本法》第85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法官在执行司法职务时不受不受任何干涉。法官以无惧、无私、无偏、无欺之精神维护法制，主持公义，去审判人民之间或人民与政府的纠纷。香港法官在审案时，受制于上级法院在法律上所作的判决。司法独立是香港法治制度重要的根基。法庭审判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到法庭旁听，而法庭审判的过程，是有录音作为记录。香港的司法制度和精神不单要执行公正，还要让人清楚看见公正的执行。
合法性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两个基本要素，但法治的原则并不仅限于此，否则只要赋予政府不受限制的酌情决定权，法治的要求即可达到。所以，法治一词的另一个涵义可见于限制酌情决定权的一套规则之中。为此，法庭制定指引，以确保法定权力的行使不会违背立法机关的原意。这些指引关乎行政权力的本质和行使程式。属前者的例子：对于一项声称是根据法定权力而作出决定，法院可认为是明显不合理，并且本非立法机关所设想者。属后者的例子：在决定作出之前，受影响一方不获申述的机会，而立法机关设想在有关情形下，受影响一方本应有申述的机会。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法院均会裁定有关决定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基本法》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区的立法机关日后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从而保证香港特区的法律制度会使法治得以继续实施。
香港的法律制度是跟随英国普通法的制度。普通法有一句非常着名的说话：公正不单要被履行，它还要清楚和肯定被看到它已被履行1。法律要求法官审理案件时需要公正、客观和独立。法官的责任是维护法制和主持正义，正如他们的司法誓言所说：我谨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司法人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奉公守法、公正廉洁，以无惧，无私、无欺之精神，维护法制，主持正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香港法官的司法誓言明显是参考圣经申命记一16-17及十六18-19而被制定的。
普通法的形成是受到圣经极大的影响。根据十六世纪的In Ratcliff’s case一案，英国的王室法庭（King’s Bench）一致同意，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普通法是建立在神法之下。法庭引述圣经民数记二十七章去解释法庭的裁决，就是普通法有关继承法的原则，是建立在神在民数记二十七章向摩西的启示。
英国在十八世纪出现了一名着名法官和牛津大学法学教授，他就是布莱克斯顿（William Blackstone）。美国在建国后吸纳了英国普通法作为美国的法律。当时美国的法官、律师和法律学生视布莱克斯顿的着作——《英国法译义》为法律天书，几乎每个人都拥有一册。这因为他们认为布莱克斯顿对普通法的解释和应用不但具有影响力，而且是权威性的。直到今天，布莱克斯顿对普通法的解释在美国法官的心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布莱克斯顿在他的《英国法译义》里提到三种不同的法律：（一）启示法，（二）自然法和（三）人法。他解释启示法就是神在圣经向人启示的法律，而人法就是人尝试明白和应用启示法和自然法在国会或立法机关中而所制定的法律。但是人所制定的法律的有效性需要依靠比它更高的启示法和自然法，因此人法不能违反启示法和自然法。自然法是人类借着理性去明白大自然和管理大自然之神的法律。因为人类的理性充满错误，所以最好的方法去认识自然法是需要透过神在圣经里直接启示的帮助。从布莱克斯顿上述的解释，我们知道圣经和自然法构成普通法的基础。在Day v. Savadge（1614 Hob 85）案中，法院说：「一个国会的法案，其违反了自然公正（natural equity），就像是一个人在他自己的案件下判决一样，其本身就是无效的，因为自然法是不可更改的」。这一典型自然法传统的共鸣是很清楚的。
洛克是在十七世纪一位具有影响力的英国哲学家。他的法律思想曾深远地影响了西方的法律思想的形成。在他着名的着作《论政府》（下篇）第135段，洛克说：「自然法对所有人类和立法者是永恒的法则。人类必须根据自然法去制定法律，并且不能与神的旨意有所冲突。不然的话，它们都是欠理想和没有效的法律。」
英国在十四世纪开始建立的衡平法亦受到圣经的影响。衡平法庭所建立的衡平法是要补充普通法的不足。当时的普通法法庭只能对某些行为例如如因侵权所造成的损害而向诉讼当事人提供金钱赔偿。但是如果某些行为是超越了普通法法庭所能签发的令状，受伤害的人便不能得到任何帮助。因此，国王便委派大法官（Lord Chancellor) 根据公平、正义原则审理案件，而借此补充普通法之不足。大法官担当「国王良心的保卫者」，所以衡平法庭可以被称为「良心法庭」。除了提供金钱赔偿作为救济外，大法官可以命令被告履行合同的需求。衡平法庭的出色成就包括建立了信托、特别履行和禁令等法律原则。大法官吸纳了教会法和罗马法去建立衡平法原则。因为早期衡平法庭的大法官都是教会主教或神职人员，所以笔者相信衡平法的格言例如「公平」、「公义」、「良心」等概念，来源于圣经和教会法多过来自罗马法。
根据香港的《婚姻条例》第21条，缔结的婚姻是庄严而有约束力的，在法律上是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不容他人介入。第21条是参考英国的婚姻法而制定，就是根据圣经的教导而立法的。（法利赛人前来试探耶稣，说：「人根据某些理由休妻，可以吗？」他回答：「造物者从起初『造人的时候，就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些话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太十九3-6，《新译本》﹞）
在一八五七年前，英国的教会法庭处理所有婚姻法律。教会一直坚持，跟据圣经的教导，婚姻是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不容他人介入。如果离婚的目的是想再婚，这在法律上是不容许的。上述原则在几个世纪里不只是教会的法律，而且亦是国家的法律。这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家庭构成社会基本的单位，父母亲自教养自己的儿女可带来健康和稳定的社会。但是，在一八五七年，英国国会将教会法庭的权力转移到新成立的高等法院的Probate, Divorce and Admiralty 法庭，而国会在同一年对现代的离婚法律进行立法。可惜的是，在今天的英国或香港，离婚法律已变得很宽松而离婚已变成很容易及普遍。
丹宁勋爵（Lord Alfred Denning）是二十世纪英国最着名的法官。他从一九四四年当高等法院法官，一九八二年在英国民事上诉法庭庭长（Master of Rolls）的任内退休。丹宁在他的自传《家庭故事》中谈到了他自己的哲学。他把自己的哲学概括为三条：（一）实现公正；（二）法律下的自由；（三）相信上帝。他就是用这些法律思想参与战后英国法律改革的。
「相信上帝」（Put your trust in God），是丹宁的第三条哲学。作为一名法官和虔诚的基督徒，丹宁除了相信法律的力量外，他还坚信道德的力量。他认为，他的前辈，也曾当过律师的英国着名分析法学派创始人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1790-1869）的法律哲学是完全错误的。奥斯丁认为，法律是统治者的命令，人民必须绝对服从。奥斯丁的问题在于，他认为法官和律师只应关心解释和实施法律，而不应关心法律的道德性。在奥斯丁的影响下，多少年来在英国有不少法官和律师认为法律和道德是不搭界的两回事，忽视了道德对社会秩序的稳定的重要作用。
丹宁强调，「虽然宗教、法律和道德是可以分开的，但他们不是互不搭界的。没有宗教，可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也就没有了法律。」丹宁正确地指出：「最重要的是，法律应该是公正的。人民尊重那些真正正确和公正的法律原则……如果要人们有一种义务感，那么法律必须尽可能地与公正保持一致。」他认为，一个人怎样才能知道公正是什么呢？它不是他的智力产品，而是他的精神产品。人凭着基督教信仰就能认识到什么是公正。因此，丹宁极力主张借着基督教信仰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从而提高人们自觉尊重和服从法律的意识。丹宁的这一种思想对我们是极有启发的。在一个充满着各种物质享受诱惑的社会中，借着基督教信仰或道德教育来提高人们承担责任和义务，遵守法律的自觉性，是任何一个国家维持其安定、繁荣和健康的社会环境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丹宁提到，英国普通法是在多个世纪里被基督徒法官所塑造出来的，而基督教信仰成为他们执行公正的指导思想。他提到一位伟大的法官，Lord Atkin，应用基督徒爱的诚命去制定公正的法律。侵权行为法是英国古老的法律，形成于中世纪。疏忽是英国侵权法内最普遍的一种侵权行为。在诉讼中，原告须证明被告对他负有谨慎责任（Duty of Care）和违反了谨慎责任，亦即所谓疏忽。在一九三二年前，一名消费者不能控告生产商作赔偿，因为用了他们生产有问题的产品而身体受伤害，这构成法律上的不公正。在着名的Donoghue v Stevenson（〔1932〕A C 562）案中，英国上议院法庭Lord Atkin法官应用圣经的爱邻舍教训（路十25-37）而提出了着名的「邻舍原则」，并且因此确立了谨慎责任的检验标准。根据这案的判词，Lord Atkin 法官这样裁决：「爱邻舍原则已成为法律，你不可以伤害你的邻舍。律师的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呢？你必须采取合理谨慎以避免你的行为或忽略，在你合理预见情况下，可能伤害你的邻舍。在法律上谁是我的邻舍呢？就是那些受自己行为紧密和直接影响的人……。」
从上述的介绍，我们认识到普通法的形成是受到圣经极大的影响。但很可惜， 英国在过去五十年，因拒绝基督教信仰，而改变了很多涉及伦理道德的法律。今天的英国已变成了一个反基督教信仰的国家。前英国圣公会罗彻斯特主教 Michael Nazir-Ali警告一种扭曲的「人权时间表」，如同东欧无神论的共产政权执政期间，压抑基督教及阻止基督徒公开表达信仰。法律的原意是保护基本的自由，现在却消灭英国社会的基督教基础，而高举少数人士的权利。除非基本的基督教价值得到重视，否则人权只会沦为另一「违背人性的主义」，像过去的极权主义般压制个人。他认为人权成为新的极权主义，用来迫使基督徒离开公共生活什至他们的工作。
今天，人权法被滥用，成为只争取自己所渴望得到的借口。现代的人权文化并不是用来保护得来不易的自由，而是用作压制良心的自由及限制基督教。前任教宗本笃十六世于二○一三年一月初在最大型的致词中指出，西方世界鼓吹错误的人权概念。因此，宗教被边缘化，而十字架等信仰的象征被敌意地对待。他特别指出有些慈善团体和学校限制基督徒实践或表达信仰的自由，及指出需要「良心反抗者」保卫信仰及传统道德价值。前教宗于新年致词提出，并向一百七十九个国家的大使及欧盟等团体的梵蒂冈代表发出上述的评论。
先前于圣诞致辞，前教宗特别对英国等数个国家拟通过同性婚姻提出批评。他认为世界和平建基于对人权的真正意思的理解。他说：「对宗教自由的危害也对社会和平造成风险。这有时是宗教在社会上被边缘化的问题，有时是对个人、宗教身分象征及宗教机构不能容忍或什至暴力对待。什至信徒，特别是基督徒不能通过教育及慈善机构惠及社会。为了有效地保护实践宗教自由，必须尊重良心自由的权利。」他对宗教象征表达意见之前，有两位英国女士，一位是前护士Shirley Chaplin，另一位是英航的地勤文员Nadia Eweida，她们在欧洲人权法庭寻求于工作时佩戴十字架的权利。英国的高级法官裁定十字架不是基督教信仰的象征及婚姻由一男一女组成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
西方国家的人民最早争取的是以神为中心的人权特别是宗教自由。人权的起点是神的创造 : 人从未赚取人权，它也不是任何政府所授予的。我们从起初就拥有这权利，乃是从造物主手中，与我们的生命同时领受。人类因按照造物主的形像被造而拥有人的尊严及人权。因此，人权是造物主赐予给我们，正如杰克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正确地提及：「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赐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前总统朗劳列根（Ronald Reagan）也指出：「现时有种流行说法是政府不应鼓励人去看圣经，否则我们会违反美国立国时所订宪法内提及的政教分离原则。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不是保障个人及法律免受宗教价值的影响，而是保护这些宗教价值不受到专制政府的侵犯。」
笔者祈望学联的领袖们懂得分辨，西方世界鼓吹错误的人权概念而人权法被滥用，人权已成为新的极权主义去压制个人的良心自由。请听前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劝勉：「可惜在西方世界，人们常常模糊了人权的意义及他们相应的责任。权利经常混淆了个人过度的自我意识，自以为是，不再开放与神及他人相遇，而只顾寻求满足自己的需要。真正的人权的保护必须考虑整全的人，包括个人及社区向度。」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