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執筆時，佔領運動已踏入第四十八天，法院已頒下臨時禁制令，命令執達吏和警方清除路障。不少參與「佔領」人士認為不需要遵守禁制令。「反佔領」人士批評佔領運動已嚴重損害香港的法治精神，並認為用破壞法治的手段所爭取到的民主不會是真民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更於二○一四年十一月七月發表同志遊行聲明：「雨傘運動至今，港人對完善政制的訴求愈見清晰。『我要真普選』這信念的初衷，以及所反映的政治道德，正是在生命中體現民主、平等、自由等價值。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提出的『命運自主』，絕不只限於政改。在愛慾的面向，尊重多元意見和性／別多元，也是上述理念的一個實踐。男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直同志等也要命運自主，享有平等自由的權利。」
學聯高姿態地支持及參與同志遊行，支持同志平權，與不同性傾向人士並肩作戰，爭取應有權益。此舉令人十分憂慮，學聯將爭取民主及同志平權這兩個不同議題綑綁在一起，誤導一眾大學生，以為爭取民主的人士亦應爭取同志平權。這肯定是香港的悲哀！究竟，爭取同志平權是否爭取真正的人權？法治及人權的真正意思又是甚麼呢？
「法治」是指一些基本法律原則，這些原則規限在香港行使權力的方式。法治一詞具有多個不同的涵義和推論，其主要涵義是政府和所有公務人員的權力均來自表述於法例和獨立法院的判決中的法律。香港的政府系統內貫徹著一個原則，就是任何人（包括行政長官）除非有法律根據，否則不可以作出構成法律過失或會影響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如果作出行為的人不能提出其行為的法律根據，受影響的人可訴諸法院，法院可能裁決該行為無效，不具法律效力，並下令受影響的人可獲賠償損失。這方面法治的原則稱為合法性原則。其中一個合法性原則的推論可概述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論種族、階級、政見或宗教信仰，都須遵守當地法律。此外，根據法治原則，法院必須獨立於行政機關。法院若要大公無私裁定政府的行為是否合法，司法獨立實屬必要。司法獨立的意思是每位法官依法獨立審判案件而不受任何干預。根據《基本法》第85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法官在執行司法職務時不受不受任何干涉。法官以無懼、無私、無偏、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公義，去審判人民之間或人民與政府的糾紛。香港法官在審案時，受制於上級法院在法律上所作的判決。司法獨立是香港法治制度重要的根基。法庭審判是公開的，任何人都可以到法庭旁聽，而法庭審判的過程，是有錄音作為記錄。香港的司法制度和精神不單要執行公正，還要讓人清楚看見公正的執行。
合法性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兩個基本要素，但法治的原則並不僅限於此，否則只要賦予政府不受限制的酌情決定權，法治的要求即可達到。所以，法治一詞的另一個涵義可見於限制酌情決定權的一套規則之中。為此，法庭制定指引，以確保法定權力的行使不會違背立法機關的原意。這些指引關乎行政權力的本質和行使程式。屬前者的例子：對於一項聲稱是根據法定權力而作出決定，法院可認為是明顯不合理，並且本非立法機關所設想者。屬後者的例子：在決定作出之前，受影響一方不獲申述的機會，而立法機關設想在有關情形下，受影響一方本應有申述的機會。在上述兩種情況下，法院均會裁定有關決定在法律上是無效的。《基本法》規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基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區的立法機關日後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從而保證香港特區的法律制度會使法治得以繼續實施。
香港的法律制度是跟隨英國普通法的制度。普通法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說話：公正不單要被履行，它還要清楚和肯定被看到它已被履行1。法律要求法官審理案件時需要公正、客觀和獨立。法官的責任是維護法制和主持正義，正如他們的司法誓言所說：我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司法人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奉公守法、公正廉潔，以無懼，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香港法官的司法誓言明顯是參考聖經申命記一16-17及十六18-19而被制定的。
普通法的形成是受到聖經極大的影響。根據十六世紀的In Ratcliff’s case一案，英國的王室法庭（King’s Bench）一致同意，在幾乎所有的情況下，普通法是建立在神法之下。法庭引述聖經民數記二十七章去解釋法庭的裁決，就是普通法有關繼承法的原則，是建立在神在民數記二十七章向摩西的啟示。
英國在十八世紀出現了一名著名法官和牛津大學法學教授，他就是布萊克斯頓（William Blackstone）。美國在建國後吸納了英國普通法作為美國的法律。當時美國的法官、律師和法律學生視布萊克斯頓的著作——《英國法譯義》為法律天書，幾乎每個人都擁有一冊。這因為他們認為布萊克斯頓對普通法的解釋和應用不但具有影響力，而且是權威性的。直到今天，布萊克斯頓對普通法的解釋在美國法官的心中仍然佔有重要的地位！
布萊克斯頓在他的《英國法譯義》裡提到三種不同的法律：（一）啟示法，（二）自然法和（三）人法。他解釋啟示法就是神在聖經向人啟示的法律，而人法就是人嘗試明白和應用啟示法和自然法在國會或立法機關中而所制定的法律。但是人所制定的法律的有效性需要依靠比它更高的啟示法和自然法，因此人法不能違反啟示法和自然法。自然法是人類藉著理性去明白大自然和管理大自然之神的法律。因為人類的理性充滿錯誤，所以最好的方法去認識自然法是需要透過神在聖經裡直接啟示的幫助。從布萊克斯頓上述的解釋，我們知道聖經和自然法構成普通法的基礎。在Day v. Savadge（1614 Hob 85）案中，法院說：「一個國會的法案，其違反了自然公正（natural equity），就像是一個人在他自己的案件下判決一樣，其本身就是無效的，因為自然法是不可更改的」。這一典型自然法傳統的共鳴是很清楚的。
洛克是在十七世紀一位具有影響力的英國哲學家。他的法律思想曾深遠地影響了西方的法律思想的形成。在他著名的著作《論政府》（下篇）第135段，洛克說：「自然法對所有人類和立法者是永恆的法則。人類必須根據自然法去制定法律，並且不能與神的旨意有所衝突。不然的話，它們都是欠理想和沒有效的法律。」
英國在十四世紀開始建立的衡平法亦受到聖經的影響。衡平法庭所建立的衡平法是要補充普通法的不足。當時的普通法法庭只能對某些行為例如如因侵權所造成的損害而向訴訟當事人提供金錢賠償。但是如果某些行為是超越了普通法法庭所能簽發的令狀，受傷害的人便不能得到任何幫助。因此，國王便委派大法官（Lord Chancellor) 根據公平、正義原則審理案件，而藉此補充普通法之不足。大法官擔當「國王良心的保衛者」，所以衡平法庭可以被稱為「良心法庭」。除了提供金錢賠償作為救濟外，大法官可以命令被告履行合同的需求。衡平法庭的出色成就包括建立了信託、特別履行和禁令等法律原則。大法官吸納了教會法和羅馬法去建立衡平法原則。因為早期衡平法庭的大法官都是教會主教或神職人員，所以筆者相信衡平法的格言例如「公平」、「公義」、「良心」等概念，來源於聖經和教會法多過來自羅馬法。
根據香港的《婚姻條例》第21條，締結的婚姻是莊嚴而有約束力的，在法律上是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不容他人介入。第21條是參考英國的婚姻法而制定，就是根據聖經的教導而立法的。（法利賽人前來試探耶穌，說：「人根據某些理由休妻，可以嗎？」他回答：「造物者從起初『造人的時候，就造男造女』。『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些話你們沒有念過嗎？這樣，他們不再是兩個人，而是一體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開。」﹝太十九3-6，《新譯本》﹞）
在一八五七年前，英國的教會法庭處理所有婚姻法律。教會一直堅持，跟據聖經的教導，婚姻是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不容他人介入。如果離婚的目的是想再婚，這在法律上是不容許的。上述原則在幾個世紀裡不只是教會的法律，而且亦是國家的法律。這對社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家庭構成社會基本的單位，父母親自教養自己的兒女可帶來健康和穩定的社會。但是，在一八五七年，英國國會將教會法庭的權力轉移到新成立的高等法院的Probate, Divorce and Admiralty 法庭，而國會在同一年對現代的離婚法律進行立法。可惜的是，在今天的英國或香港，離婚法律已變得很寬鬆而離婚已變成很容易及普遍。
丹寧勳爵（Lord Alfred Denning）是二十世紀英國最著名的法官。他從一九四四年當高等法院法官，一九八二年在英國民事上訴法庭庭長（Master of Rolls）的任內退休。丹寧在他的自傳《家庭故事》中談到了他自己的哲學。他把自己的哲學概括為三條：（一）實現公正；（二）法律下的自由；（三）相信上帝。他就是用這些法律思想參與戰後英國法律改革的。
「相信上帝」（Put your trust in God），是丹寧的第三條哲學。作為一名法官和虔誠的基督徒，丹寧除了相信法律的力量外，他還堅信道德的力量。他認為，他的前輩，也曾當過律師的英國著名分析法學派創始人約翰奧斯丁（John Austin,1790-1869）的法律哲學是完全錯誤的。奧斯丁認為，法律是統治者的命令，人民必須絕對服從。奧斯丁的問題在於，他認為法官和律師只應關心解釋和實施法律，而不應關心法律的道德性。在奧斯丁的影響下，多少年來在英國有不少法官和律師認為法律和道德是不搭界的兩回事，忽視了道德對社會秩序的穩定的重要作用。
丹寧強調，「雖然宗教、法律和道德是可以分開的，但他們不是互不搭界的。沒有宗教，可能沒有道德，沒有道德，也就沒有了法律。」丹寧正確地指出：「最重要的是，法律應該是公正的。人民尊重那些真正正確和公正的法律原則……如果要人們有一種義務感，那麼法律必須盡可能地與公正保持一致。」他認為，一個人怎樣才能知道公正是甚麼呢？它不是他的智力產品，而是他的精神產品。人憑著基督教信仰就能認識到甚麼是公正。因此，丹寧極力主張藉著基督教信仰來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從而提高人們自覺尊重和服從法律的意識。丹寧的這一種思想對我們是極有啟發的。在一個充滿著各種物質享受誘惑的社會中，藉著基督教信仰或道德教育來提高人們承擔責任和義務，遵守法律的自覺性，是任何一個國家維持其安定、繁榮和健康的社會環境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
丹寧提到，英國普通法是在多個世紀裡被基督徒法官所塑造出來的，而基督教信仰成為他們執行公正的指導思想。他提到一位偉大的法官，Lord Atkin，應用基督徒愛的誠命去制定公正的法律。侵權行為法是英國古老的法律，形成於中世紀。疏忽是英國侵權法內最普遍的一種侵權行為。在訴訟中，原告須證明被告對他負有謹慎責任（Duty of Care）和違反了謹慎責任，亦即所謂疏忽。在一九三二年前，一名消費者不能控告生產商作賠償，因為用了他們生產有問題的產品而身體受傷害，這構成法律上的不公正。在著名的Donoghue v Stevenson（〔1932〕A C 562）案中，英國上議院法庭Lord Atkin法官應用聖經的愛鄰舍教訓（路十25-37）而提出了著名的「鄰舍原則」，並且因此確立了謹慎責任的檢驗標準。根據這案的判詞，Lord Atkin 法官這樣裁決：「愛鄰舍原則已成為法律，你不可以傷害你的鄰舍。律師的問題是誰是我的鄰舍呢？你必須採取合理謹慎以避免你的行為或忽略，在你合理預見情況下，可能傷害你的鄰舍。在法律上誰是我的鄰舍呢？就是那些受自己行為緊密和直接影響的人……。」
從上述的介紹，我們認識到普通法的形成是受到聖經極大的影響。但很可惜， 英國在過去五十年，因拒絕基督教信仰，而改變了很多涉及倫理道德的法律。今天的英國已變成了一個反基督教信仰的國家。前英國聖公會羅徹斯特主教 Michael Nazir-Ali警告一種扭曲的「人權時間表」，如同東歐無神論的共產政權執政期間，壓抑基督教及阻止基督徒公開表達信仰。法律的原意是保護基本的自由，現在卻消滅英國社會的基督教基礎，而高舉少數人士的權利。除非基本的基督教價值得到重視，否則人權只會淪為另一「違背人性的主義」，像過去的極權主義般壓制個人。他認為人權成為新的極權主義，用來迫使基督徒離開公共生活甚至他們的工作。
今天，人權法被濫用，成為只爭取自己所渴望得到的藉口。現代的人權文化並不是用來保護得來不易的自由，而是用作壓制良心的自由及限制基督教。前任教宗本篤十六世於二○一三年一月初在最大型的致詞中指出，西方世界鼓吹錯誤的人權概念。因此，宗教被邊緣化，而十字架等信仰的象徵被敵意地對待。他特別指出有些慈善團體和學校限制基督徒實踐或表達信仰的自由，及指出需要「良心反抗者」保衛信仰及傳統道德價值。前教宗於新年致詞提出，並向一百七十九個國家的大使及歐盟等團體的梵蒂岡代表發出上述的評論。
先前於聖誕致辭，前教宗特別對英國等數個國家擬通過同性婚姻提出批評。他認為世界和平建基於對人權的真正意思的理解。他說：「對宗教自由的危害也對社會和平造成風險。這有時是宗教在社會上被邊緣化的問題，有時是對個人、宗教身分象徵及宗教機構不能容忍或甚至暴力對待。甚至信徒，特別是基督徒不能通過教育及慈善機構惠及社會。為了有效地保護實踐宗教自由，必須尊重良心自由的權利。」他對宗教象徵表達意見之前，有兩位英國女士，一位是前護士Shirley Chaplin，另一位是英航的地勤文員Nadia Eweida，她們在歐洲人權法庭尋求於工作時佩戴十字架的權利。英國的高級法官裁定十字架不是基督教信仰的象徵及婚姻由一男一女組成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義！
西方國家的人民最早爭取的是以神為中心的人權特別是宗教自由。人權的起點是神的創造 : 人從未賺取人權，它也不是任何政府所授予的。我們從起初就擁有這權利，乃是從造物主手中，與我們的生命同時領受。人類因按照造物主的形像被造而擁有人的尊嚴及人權。因此，人權是造物主賜予給我們，正如傑克遜在美國《獨立宣言》中正確地提及：「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賜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美國前總統朗勞列根（Ronald Reagan）也指出：「現時有種流行說法是政府不應鼓勵人去看聖經，否則我們會違反美國立國時所訂憲法內提及的政教分離原則。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不是保障個人及法律免受宗教價值的影響，而是保護這些宗教價值不受到專制政府的侵犯。」
筆者祈望學聯的領袖們懂得分辨，西方世界鼓吹錯誤的人權概念而人權法被濫用，人權已成為新的極權主義去壓制個人的良心自由。請聽前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勸勉：「可惜在西方世界，人們常常模糊了人權的意義及他們相應的責任。權利經常混淆了個人過度的自我意識，自以為是，不再開放與神及他人相遇，而只顧尋求滿足自己的需要。真正的人權的保護必須考慮整全的人，包括個人及社區向度。」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