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金钟下电车,取行人天桥往维港方向走去。不久便见媒体各路英雄一字排开,摄影机镜头朝下,我随着镜头的方向望去,但见罢课大学生搭起的帐篷井然有序,色彩缤纷。天桥上悬挂一幅大黑布,写着鲁迅的话:「路是人走出来的。」旁边是一幅毛泽东肖像,和他说的话:「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连结天桥和行人道的阶梯两旁密密麻麻贴满了小贴纸,不同的字眼,不同的笔迹,诉说学生──他们也是香港巿民──共同的心声:我要真普选。没有人慷慨激昂高呼口号,没有嘹亮的战歌,年轻人有的独自读书做功课,有的三五人聚在一起,轻声交谈,有的在帐篷里,在马路上,席地而眠。一切的一切,如斯宁静,如斯和平,令人难以相信这是一场示威抗议。
我想起孙中山,临终前他说:「和平,团结,救中国。我是上帝的使者。」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孙的最后一句常遭灭音,这位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的缔造者竟然遭到不肖子孙剥夺其信仰自由。
我想起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成立伪满州国,其后更蠢蠢欲动,意图灭中国。蒋迟迟未对日宣战。民情沸腾,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决定罢课,他们沿着火车路轨步行,前往南京请愿,令上海─南京鐡路瘫痪。几天后,他们抵达南京,一路示威去到总统府。蒋一身戎服,和二个侍卫一同出来,三人均无配带武器。蒋对学生说:「我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捍卫国家,我一定会尽我的责任。你们是大学生,学生的职责是把书念好。将来建设国家,我们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你们回去好好读书吧。」学生们听了,心服口服,鸣金收兵。
这件事似乎已湮没在历史的万丈尘土中,太风平浪静了,远不及西安事变的轰轰烈烈。我是听先父的好友陈鑑清讲述的,当年他是复旦大学众学子之一,事隔多年,昔日的热血少年已经白发苍苍,不过,当陈老先生提起这事,仍然对蒋无限钦佩尊敬。
我想起美国总统克林顿,当年他访华,在北大发表演讲,问答时,一个学生说:江泽民访美遭群众示威,而美国政府竟管不住那些示威人群。如今克林顿访华并未遭到示威。克林顿回答说:若现在演讲厅外有学生示威抗议他的来到,他会出去和学生对话。可惜北大学生没有施以颜色,立刻亮出横额,高呼:「美国佬滚回老家去!」且看看克林顿如何对话。
我想起圣经说:基督徒要为掌权者祈祷。
如何为执政者祈祷呢?随着资讯时代的来临,廿一世纪是地球村时代,社会愈来愈趋向多元文化兼容并蓄。我想,我会祷求执政者并非「打好呢份工」的平庸政客,乃是有抱负,有理想的政治家,有责任感,以及敢于承担的勇气,有广阔的胸襟,虚怀若谷,能够聆听接纳不同的声音,有领导能力,尊重民权,带领黎民百姓前行,建设一个民主社会。
我曾在香港居住工作五年,上帝命令我:你要为那城求平安。香港遂成了我加拿大之外的家乡,就像龙应台所说的,香港是一个很容易令人一不小心便视之为自己家园的地方。今我取道香港,前往中国云南协助当地的地震心理援助工作,恰逢学潮,抵港翌日便到金钟走走,无意成为干涉内政的外国势力,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只是本着「同根生」的情怀,为香港求平安。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