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从报章中得悉特首梁振英曾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而该报指出：香港特首重申就选举和经济问题的强硬立场，并表示「由公开选举取得最多票数选出他的继任人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样会导致较穷的市民成为主导政治的声音。」
再者，「他承认很多示威者因为香港缺乏社会阶级流动和楼价过高而感到愤恕」，并强调「民粹压力是他抗拒示威者诉求的重要原因」。
他又继续指出：「若你去看『广泛代表性』的意思，这不是以数字来衡量。」他又说：「你要尽量照顾香港各阶层，若这完全是数字游戏，由多数人决定，你一定会争取月入低于一千八百美元，那半数香港人（即约一万四千元港币）的支持，如此你最后的政治政策，亦会倾斜到这部份人。
从上述三段引述中，可以看出梁振英作为香港特首的价值取向，他的施政方针是如何看待香港人的。
首先，他指出，「由公开选举取得最多票数选出他的继任人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样会导致较穷的市民成为主导政治的声音」，他这种看法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抗衡民粹主义，但其实就是要背弃民主，更是否定基层市民参与的机会。
从我们的信仰角度来看，历代先知其中的一个重要教导就是要使社会上的低下阶层有一些较为合理的生活，麦穗留田间，要保护孤儿寡妇等都是要促使政权保护社会弱势社群的基本生存。在现今社会中，弱势社群最需要的不单是基本的生活所需，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要被聆听，而亦因为他们无权无势，故此他们的声音不被听取，亦无发声的机会。现在的特首竟公然说要不容许较穷的市民成为主导的声音，要知道现时较穷的市民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又何来会成为主导的声音呢？这不单是颠倒是非，而且更强行将没有根据的论调转化成一种恐吓的言论，这简直不可接受。
政府是人民的公仆，相信没有人会去怀疑，同时，政府的施政亦会按社会的现况而有所调节，故此很多开明和开放的社会，政府的施政是会按实际社会的状况而提出适切的政策，希望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问题。在这个访问中，梁振英清楚了解现时香港社会的阶级流动停滞不前，私楼价过高而产生抗议，既然政府明白这个现况，为何不去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呢？现时香港的社会流动不单止停滞不前，其实更有「下流」的趋势，这明显表再现在现时的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快便转变成穷忙族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过去，政府往往制订房屋政策时，规划若干百份比的市民纳入政府的房屋政策下所覆盖的範围，这个政策的好处是政府可以主导房屋的供应量和约定若干百份比的居民受惠于政府的「公共」房屋的覆盖，使居民知所依归，而政府亦可以向市民清楚交待公共房屋（包括公屋及居屋）的配置。但自回归以来自第一任特首的八万五以「不再提出便是等于取消政策」的方式销声匿迹后，政府的房屋策略从未有以如何增加公营房屋的规划的指标及以居民能入住公营房屋比例的规划去规划政策，相反，政策的重点就是规划如何将现时居住在公营房屋中的居民，以种种政策驱离现时的公营房屋作根据，这在社会政策的角度而言，简直就是一种倒行逆施的思维。
须知道居住的房屋是市民所必须，因政府这种倒行逆施的政策，不单止引致楼价高涨，亦引致劏房林立，处处危城，这又如何向市民交待呢？
在这个访问中，梁氏更指出，若果政策容许月入低于一万四千元的市民发声，那么所制订的政策会向这些基层的市民倾斜，表面上似乎是要维护政策的平衡性，使各方面的利益同时得到保障，但现时的事实是政策的确没有向基层倾斜，但相反的却向富有的上层倾斜，致使香港成为世界上的笑柄，就是将香港变成一个已发展地方的贫富悬殊最极端的地方。
全世界的政府施政的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方向就是要使贫富悬殊的差距拉近，以缩减距离，无论透过税收或政府的公帑支出，都希望达致如此的效果。在经济学上，大学第一年所需修读的宏观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就是，若要将贫富悬殊的差距拉近，政府可以透过运用公帑，将公帑的开支花费在一些能产生多重多层效益的事情上，使这些公帑最终能落在基层的手中而使贫富差距接近，而现时的政府特首的思想却竟然去考虑如何使基层的人士不能受惠于政府的政策，这不是倒行逆施又是什么呢？
信仰传统中，有认为要为君王祷告，我自己都有如此，而教会肯定有为在上者祈祷，但现时祈祷后的结果却出现这些倒行逆施、拉距贫富的政策，是否上帝没有聆听我们的祷告呢？抑或是我们向上主的祈求，要有一个公开透明而肯为民的政府呢？愿上主临格。
编按：标题为编者所加。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