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從報章中得悉特首梁振英曾接受《紐約時報》的訪問，而該報指出：香港特首重申就選舉和經濟問題的強硬立場，並表示「由公開選舉取得最多票數選出他的繼任人是不可接受的，因為這樣會導致較窮的市民成為主導政治的聲音。」
再者，「他承認很多示威者因為香港缺乏社會階級流動和樓價過高而感到憤恕」，並強調「民粹壓力是他抗拒示威者訴求的重要原因」。
他又繼續指出：「若你去看『廣泛代表性』的意思，這不是以數字來衡量。」他又說：「你要盡量照顧香港各階層，若這完全是數字遊戲，由多數人決定，你一定會爭取月入低於一千八百美元，那半數香港人（即約一萬四千元港幣）的支持，如此你最後的政治政策，亦會傾斜到這部份人。
從上述三段引述中，可以看出梁振英作為香港特首的價值取向，他的施政方針是如何看待香港人的。
首先，他指出，「由公開選舉取得最多票數選出他的繼任人是不可接受的，因為這樣會導致較窮的市民成為主導政治的聲音」，他這種看法表面上看來好像是抗衡民粹主義，但其實就是要背棄民主，更是否定基層市民參與的機會。
從我們的信仰角度來看，歷代先知其中的一個重要教導就是要使社會上的低下階層有一些較為合理的生活，麥穗留田間，要保護孤兒寡婦等都是要促使政權保護社會弱勢社群的基本生存。在現今社會中，弱勢社群最需要的不單是基本的生活所需，他們最需要的就是要被聆聽，而亦因為他們無權無勢，故此他們的聲音不被聽取，亦無發聲的機會。現在的特首竟公然說要不容許較窮的市民成為主導的聲音，要知道現時較窮的市民連發聲的機會都沒有，又何來會成為主導的聲音呢？這不單是顛倒是非，而且更強行將沒有根據的論調轉化成一種恐嚇的言論，這簡直不可接受。
政府是人民的公僕，相信沒有人會去懷疑，同時，政府的施政亦會按社會的現況而有所調節，故此很多開明和開放的社會，政府的施政是會按實際社會的狀況而提出適切的政策，希望化解社會矛盾和解決社會問題。在這個訪問中，梁振英清楚了解現時香港社會的階級流動停滯不前，私樓價過高而產生抗議，既然政府明白這個現況，為何不去嘗試解決這個問題呢？現時香港的社會流動不單止停滯不前，其實更有「下流」的趨勢，這明顯表再現在現時的大學畢業生，在畢業後快便轉變成窮忙族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過去，政府往往制訂房屋政策時，規劃若干百份比的市民納入政府的房屋政策下所覆蓋的範圍，這個政策的好處是政府可以主導房屋的供應量和約定若干百份比的居民受惠於政府的「公共」房屋的覆蓋，使居民知所依歸，而政府亦可以向市民清楚交待公共房屋（包括公屋及居屋）的配置。但自回歸以來自第一任特首的八萬五以「不再提出便是等於取消政策」的方式銷聲匿跡後，政府的房屋策略從未有以如何增加公營房屋的規劃的指標及以居民能入住公營房屋比例的規劃去規劃政策，相反，政策的重點就是規劃如何將現時居住在公營房屋中的居民，以種種政策驅離現時的公營房屋作根據，這在社會政策的角度而言，簡直就是一種倒行逆施的思維。
須知道居住的房屋是市民所必須，因政府這種倒行逆施的政策，不單止引致樓價高漲，亦引致劏房林立，處處危城，這又如何向市民交待呢？
在這個訪問中，梁氏更指出，若果政策容許月入低於一萬四千元的市民發聲，那麼所制訂的政策會向這些基層的市民傾斜，表面上似乎是要維護政策的平衡性，使各方面的利益同時得到保障，但現時的事實是政策的確沒有向基層傾斜，但相反的卻向富有的上層傾斜，致使香港成為世界上的笑柄，就是將香港變成一個已發展地方的貧富懸殊最極端的地方。
全世界的政府施政的方針其中最重要的方向就是要使貧富懸殊的差距拉近，以縮減距離，無論透過稅收或政府的公帑支出，都希望達致如此的效果。在經濟學上，大學第一年所需修讀的宏觀經濟學最基礎的理論就是，若要將貧富懸殊的差距拉近，政府可以透過運用公帑，將公帑的開支花費在一些能產生多重多層效益的事情上，使這些公帑最終能落在基層的手中而使貧富差距接近，而現時的政府特首的思想卻竟然去考慮如何使基層的人士不能受惠於政府的政策，這不是倒行逆施又是甚麼呢？
信仰傳統中，有認為要為君王禱告，我自己都有如此，而教會肯定有為在上者祈禱，但現時祈禱後的結果卻出現這些倒行逆施、拉距貧富的政策，是否上帝沒有聆聽我們的禱告呢？抑或是我們向上主的祈求，要有一個公開透明而肯為民的政府呢？願上主臨格。
編按：標題為編者所加。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