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拍板政改框架后，报道指多个泛民团体认为对话之路已经走尽，抗争行动将会逐步升级，适时再全面占中。就全国人大香港政改决定全文所见其内容等同「落闸」，既有按照选举委员会形式组成的提名委员会、特首普选提名亦要过半数、爱国爱港成为担任行政长官的原则，这更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愤怒、失望及不甘阴霾不散地积压在香港人心里。不同人士纷纷表态，既有维稳富商、议员表示支持，亦有学者、团体坚持抗争，笔者自然反对人大决意，但更关注信仰群体应如何从基督信仰思考事件，也就是说，信仰群体如何符应始自亚伯拉罕，并延续于犹太社群的宣教召命。既然，笔者定性「抗争」行动为宣教召命，那么便需先行分析今天作为宣教场景的香港情势。

　　无疑「占中」运动刺激中央的暴虐回应，这最能体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在八月廿二日于深圳的讲话上，他把问题界定为「要不要遵守香港《基本法》，要不要坚持爱国爱港者治港的界线和标准」，而这是不能妥协的重大问题，同时他视「反占中」的种种行动才是爱国爱港的力量，并且代表广大香港市民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心。作为香港居民，我们自然知道这是一派胡言，但中国政治似乎确信此为「事实」。笔者认为这是（后）极权主义的管理特征，对他们来说社会的「稳定」优先于其他原则，而为了维持稳定当权者便需要依赖恐惧和慌言，于是香港便形塑出无所不在的谎言及恐惧。其实，早前教内同道已觉察到此情况，并发表了《基督徒守望香港宣言》，而笔者认为应把问题进一步置于（后）极权主义下思考，才能全盘了解当下的境况。当代着名德国犹太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政治中的谎言──反思五角大楼文件〉 ¹中借美国对越战决策中的相关文件，反思政治中的谎言，她指出政府「为了给自己的行动以空间，它必须排除或毁灭已经存在的事物，必须改变事物固有的样子」， ²换句话说，它是有意地否定事实及改变事实，由于政府知道受众希望或者期待听到什么，于是谎言往往较为合理，同时诉诸理性而非现实。³ 阿伦特认为官僚活在「去事实化」的世界中，同时相信受众接受同一的论述， ⁴这自欺的过程进一步消弭了事实，因为「自欺仍然预设了真与假、事实与虚构的区分，因而预设了真实的世界和自欺的骗子之间的对立，而在完全去事实化的世界之中，这一对立消失了」。 ⁵说谎者渐渐失去与受众及实际世界的关联，而为了贯彻其谎言，于是他们不断地清除纠缠他们的事实。阿伦特指说谎者不需要事实，他们只要「理论」 ⁶，最终同谋者是为了国家的「形象」而说谎。⁷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大公报》的社评，视「人大『决定』和李飞『简介』，在港人社会已经得到广泛欢迎和初步理解。……港人社会已普遍认同，特区普选不是什么『港人的事』，……特首必须爱国爱港这一规定，港人社会也普遍能够接受，什至视为理所当然，……这两条底线（指依法及爱国），在港人社会不但没有被质疑、反对，而是已经成为港人社会与中央的共同『底线』。而有了这一共同基础，其他一些具体规定也就比较好办了。」（《大公报》，二○一四年九月三日）这正是阿伦特提及在欺骗、自欺、制造形象、意识形态化和去事实化下的结果。国家的稳定放在优先位置，故此，香港不能与中央搞对抗；中央政府为最终权力所在，故此，香港市民只有唯诺的份儿；强国民族的地位不容受损，故此，香港不能搞民粹主义。凡此种种，俱与「大国崛起」的形象相一置，亦符合中国政治精英的共识，而这是基于权贵对未来的憧憬──君临天下、称雄世界。笔者认为中方就政改问题上的行动，已经违反《基本法》的承诺，其狐朋狗党、魑魅魍魉在港相互呼应生产政治谎言，但信仰群体在回应事件时，不可不察的是背后那更大的谎言／叙事──「大国崛起」，否则我们只会巩固这个为基督信仰所否定的思想。故此，我们必须进入以色列群体的历史，去了解他们如何与崛起大国相处。

　　以色列人曾与不少崛起大国共处，如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及罗马等，与此伴随的是被掳及流散（galuth）的历史，而这是他们存在不可磨灭的经历。今天香港教会有着相类似的景况，既与「崛起大国」共存，并置身于香港信徒迷惑不安的时代，如此说来，耶利米先知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廿九7）便显得饶有深意。为了展示出当中的意义，我们便要进入大流散（Diaspora）的讨论。不少论者以上帝审判大卫王朝的角度了解大流散，但尤达（John H. Yoder）却指流散是受差使命 （dispersion is mission）。 ⁸按尤达分析，大流散应是犹太社群体会到的召命，因为在耶利米书中，上帝要以色列人留在巴比伦，放弃早日归回犹大地的念头，并要他们在那里定居、购买土地种植，且为自己的孩子安排婚嫁，更要为「那城求平安」。故此被分散后不是归回平常待回故土，而是一个开始，为要回到始自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召命，即那本原革命（the original revolution）上──建立及活出与世界不一样的社群生命。 ⁹于是回归便不是处身异地的以色列人借自己的力量或计划便会发生，回归是作为比喻的功用，指上帝在任何地方将会更新信仰生活。 ¹⁰流散同时涉及「申命学派」如何重述历史，这便是在被殖民的处境下建立其身份的问题，也即「正典化」（canonization）的意义，而当考虑把什么内容放下去时，选择的行动本身就是见证社群的自我理解，尤达认为希伯来圣经正典中选择有关离散、流放的文本，最好被理解为：上帝的子民在大流散的身份中被差遣出去。¹¹

　　故此我们可以在圣经里发现「约瑟範式」（Joseph paradigm）──约瑟、但以理和其三个朋友及以斯帖都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处身于偶像崇拜的帝国中心，他们忠心地冒着危险去揭示上主的旨意，而当他们拒绝当权者的命令时，将会付上生命，但最终上主介入并带来拯救，结果是异教的暴君被转化承认独一真神、击打他们的敌人及为其平反，并让他们在帝国里担当重要的位置。 ¹²在此宣教异象下，为「为那城求平安」变得非常具体，并反过来进一步助长此经验。其实这种思想同时见于拉比文献中，如《多比传》及《大出埃及记》中便解释流散是有意为了非犹太世界受益，最终令远处的民族因此认识到上帝的名字，后者更指以色列人就如荆棘围住这个世界，最终是为了保护这个世界。这种保护世界及向世界见证上主的行动，有别于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方法。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撒都该人、法利赛人、马加比和爱色尼人用不同方法与殖民者共处──借反抗占主导地位的外邦人，来将自己的身份与他人作出区分。相反，在巴比伦及其他地区的犹太人，过着没有圣殿的生活，但其模式却广泛地影响日后犹太人的生活。¹³ 新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令自身与当地文化同质，或者争取政治系统的控制权，反之犹太文化是与异教世界作出对话，并容忍这对话。从圣经广泛的叙事框架里，即始自亚伯拉罕、约瑟、摩西、但以理和三友、以斯帖和末底改等的故事，皆贯彻这宣教召命，让外邦人见到上主的卓越智慧和主宰历史的力量。就在犹太人离散、寄居在不同殖民国土时，他们便在该地创造新的行业、艺术、文学，但仍连系上本原革命，回归到那不断更新的信仰生活。¹⁴

　　换言之，大流散召命是为了万民（for the nations） ，建立一个全新的社群去展现特殊的信念及践行，这社群（以色列）过往是处于一定的地理边界之内，拥有国家体制，但自被掳、流散后它失去了地理界定和国家名称，而国家再不能为其子民提供明确的属性，于是律法取代国家去界定其成员身份。 ¹⁵ 这社群成员不断借其生活文化去见证上主的名，更在与异地文化对话的过程中，提醒他们事实──上主才是历史的主，而这使命为教会延续下去。教会既是相聚的群体，亦是分散的群体，因此无论是聚、是散，都向异地的当权者展示事实、唤回事实。教会不用忠于某一国家，或者依赖政治系统而存在，政权的交替无碍信徒践行信仰、活出见证。上主的子民只是围绕上主话语建立政治性的生活。说谎者为了贯彻其谎言，于是要否定事实及改变事实，那么教会信徒为了这地的好处，便要展示事实、唤回事实，让说谎者欲清除的事实纠缠他们。由于事实真理并不是强制性的真，它本身便包含一种脆弱性，于是信徒便要担上见证人的角色，这正脗合阿伦特的话：

　　历史学家明白，我们在此之中度日的整个事实结构是多么的脆弱；它总是处于这些危险之中：被个别谎言打穿或者被群体、国家或阶级的有组织的谎言摧毁，或者被大量的谎言否定和扭曲，并且经常被小心地掩盖起来，又或者只是变得湮没无闻。事实需要证词而被人记住，需要可靠的证据而得以成立，以便在人类事务领域中找到安全的栖息地。¹⁶

　　同时基于保罗使用复数描述权势，故有众多坠落的权势（Powers），而它们本性是反叛上帝。由于其共同点是叛逆上主，且效忠天空的掌权者，因此它们从一开始就说谎，什至不能说前后一致的谎言，于是教会信徒受差去不同领域作见证人，为要展示事实、唤回事实，成为宣教的见证人。换言之，大流散召命最终让教会醒悟自身不要依附于国家的论述，也是与「大国崛起」的谎言决裂，并在生活中展示新社群的信念及践行，就如彼此分享物质、尊重小众的发言及视他人为上主赐下的礼物等。故此教会宣教／使命的宣讲及施行浸礼是自身对世界的首要责任，为要提醒未信者正视那实在（reality）。因此，教会便要正视自身的坠落，使其得配担当见证人的宣教责任，如此说来，宗教界真要在提名委员会占一席位？或许退下来更能展示事实；牧者真要宣讲近乎异端的道？把耶稣具体的生活化为种种原则？或者只有正视耶稣的生活，才能重现其政治性内涵。教会在香港过着流散的生活，首要便是回复宣教的政治向度，而不是支持任何政治系统。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