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拍板政改框架後，報道指多個泛民團體認為對話之路已經走盡，抗爭行動將會逐步升級，適時再全面佔中。就全國人大香港政改決定全文所見其內容等同「落閘」，既有按照選舉委員會形式組成的提名委員會、特首普選提名亦要過半數、愛國愛港成為擔任行政長官的原則，這更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憤怒、失望及不甘陰霾不散地積壓在香港人心裡。不同人士紛紛表態，既有維穩富商、議員表示支持，亦有學者、團體堅持抗爭，筆者自然反對人大決意，但更關注信仰群體應如何從基督信仰思考事件，也就是說，信仰群體如何符應始自亞伯拉罕，並延續於猶太社群的宣教召命。既然，筆者定性「抗爭」行動為宣教召命，那麼便需先行分析今天作為宣教場景的香港情勢。

　　無疑「佔中」運動刺激中央的暴虐回應，這最能體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祕書長李飛在八月廿二日於深圳的講話上，他把問題界定為「要不要遵守香港《基本法》，要不要堅持愛國愛港者治港的界線和標準」，而這是不能妥協的重大問題，同時他視「反佔中」的種種行動才是愛國愛港的力量，並且代表廣大香港市民維護社會穩定的決心。作為香港居民，我們自然知道這是一派胡言，但中國政治似乎確信此為「事實」。筆者認為這是（後）極權主義的管理特徵，對他們來說社會的「穩定」優先於其他原則，而為了維持穩定當權者便需要依賴恐懼和慌言，於是香港便形塑出無所不在的謊言及恐懼。其實，早前教內同道已覺察到此情況，並發表了《基督徒守望香港宣言》，而筆者認為應把問題進一步置於（後）極權主義下思考，才能全盤了解當下的境況。當代著名德國猶太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政治中的謊言──反思五角大樓文件〉 ¹中藉美國對越戰決策中的相關文件，反思政治中的謊言，她指出政府「為了給自己的行動以空間，它必須排除或毀滅已經存在的事物，必須改變事物固有的樣子」， ²換句話說，它是有意地否定事實及改變事實，由於政府知道受眾希望或者期待聽到甚麼，於是謊言往往較為合理，同時訴諸理性而非現實。³ 阿倫特認為官僚活在「去事實化」的世界中，同時相信受眾接受同一的論述， ⁴這自欺的過程進一步消弭了事實，因為「自欺仍然預設了真與假、事實與虛構的區分，因而預設了真實的世界和自欺的騙子之間的對立，而在完全去事實化的世界之中，這一對立消失了」。 ⁵說謊者漸漸失去與受眾及實際世界的關聯，而為了貫徹其謊言，於是他們不斷地清除糾纏他們的事實。阿倫特指說謊者不需要事實，他們只要「理論」 ⁶，最終同謀者是為了國家的「形象」而說謊。⁷

　　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大公報》的社評，視「人大『決定』和李飛『簡介』，在港人社會已經得到廣泛歡迎和初步理解。……港人社會已普遍認同，特區普選不是甚麼『港人的事』，……特首必須愛國愛港這一規定，港人社會也普遍能夠接受，甚至視為理所當然，……這兩條底線（指依法及愛國），在港人社會不但沒有被質疑、反對，而是已經成為港人社會與中央的共同『底線』。而有了這一共同基礎，其他一些具體規定也就比較好辦了。」（《大公報》，二○一四年九月三日）這正是阿倫特提及在欺騙、自欺、製造形象、意識形態化和去事實化下的結果。國家的穩定放在優先位置，故此，香港不能與中央搞對抗；中央政府為最終權力所在，故此，香港市民只有唯諾的份兒；強國民族的地位不容受損，故此，香港不能搞民粹主義。凡此種種，俱與「大國崛起」的形象相一置，亦符合中國政治精英的共識，而這是基於權貴對未來的憧憬──君臨天下、稱雄世界。筆者認為中方就政改問題上的行動，已經違反《基本法》的承諾，其狐朋狗黨、魑魅魍魎在港相互呼應生產政治謊言，但信仰群體在回應事件時，不可不察的是背後那更大的謊言／敘事──「大國崛起」，否則我們只會鞏固這個為基督信仰所否定的思想。故此，我們必須進入以色列群體的歷史，去了解他們如何與崛起大國相處。

　　以色列人曾與不少崛起大國共處，如埃及、亞述、巴比倫、波斯、希臘及羅馬等，與此伴隨的是被擄及流散（galuth）的歷史，而這是他們存在不可磨滅的經歷。今天香港教會有著相類似的景況，既與「崛起大國」共存，並置身於香港信徒迷惑不安的時代，如此說來，耶利米先知說「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耶廿九7）便顯得饒有深意。為了展示出當中的意義，我們便要進入大流散（Diaspora）的討論。不少論者以上帝審判大衛王朝的角度了解大流散，但尤達（John H. Yoder）卻指流散是受差使命 （dispersion is mission）。 ⁸按尤達分析，大流散應是猶太社群體會到的召命，因為在耶利米書中，上帝要以色列人留在巴比倫，放棄早日歸回猶大地的念頭，並要他們在那裡定居、購買土地種植，且為自己的孩子安排婚嫁，更要為「那城求平安」。故此被分散後不是歸回平常待回故土，而是一個開始，為要回到始自上帝對亞伯拉罕的召命，即那本原革命（the original revolution）上──建立及活出與世界不一樣的社群生命。 ⁹於是回歸便不是處身異地的以色列人藉自己的力量或計劃便會發生，回歸是作為比喻的功用，指上帝在任何地方將會更新信仰生活。 ¹⁰流散同時涉及「申命學派」如何重述歷史，這便是在被殖民的處境下建立其身份的問題，也即「正典化」（canonization）的意義，而當考慮把甚麼內容放下去時，選擇的行動本身就是見證社群的自我理解，尤達認為希伯來聖經正典中選擇有關離散、流放的文本，最好被理解為：上帝的子民在大流散的身份中被差遣出去。¹¹

　　故此我們可以在聖經裡發現「約瑟範式」（Joseph paradigm）──約瑟、但以理和其三個朋友及以斯帖都發現，自己不由自主地處身於偶像崇拜的帝國中心，他們忠心地冒著危險去揭示上主的旨意，而當他們拒絕當權者的命令時，將會付上生命，但最終上主介入並帶來拯救，結果是異教的暴君被轉化承認獨一真神、擊打他們的敵人及為其平反，並讓他們在帝國裡擔當重要的位置。 ¹²在此宣教異象下，為「為那城求平安」變得非常具體，並反過來進一步助長此經驗。其實這種思想同時見於拉比文獻中，如《多比傳》及《大出埃及記》中便解釋流散是有意為了非猶太世界受益，最終令遠處的民族因此認識到上帝的名字，後者更指以色列人就如荊棘圍住這個世界，最終是為了保護這個世界。這種保護世界及向世界見證上主的行動，有別於巴勒斯坦猶太人的方法。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撒都該人、法利賽人、馬加比和愛色尼人用不同方法與殖民者共處──藉反抗佔主導地位的外邦人，來將自己的身份與他人作出區分。相反，在巴比倫及其他地區的猶太人，過著沒有聖殿的生活，但其模式卻廣泛地影響日後猶太人的生活。¹³ 新的生活方式並不是令自身與當地文化同質，或者爭取政治系統的控制權，反之猶太文化是與異教世界作出對話，並容忍這對話。從聖經廣泛的敘事框架裡，即始自亞伯拉罕、約瑟、摩西、但以理和三友、以斯帖和末底改等的故事，皆貫徹這宣教召命，讓外邦人見到上主的卓越智慧和主宰歷史的力量。就在猶太人離散、寄居在不同殖民國土時，他們便在該地創造新的行業、藝術、文學，但仍連繫上本原革命，回歸到那不斷更新的信仰生活。¹⁴

　　換言之，大流散召命是為了萬民（for the nations） ，建立一個全新的社群去展現特殊的信念及踐行，這社群（以色列）過往是處於一定的地理邊界之內，擁有國家體制，但自被擄、流散後它失去了地理界定和國家名稱，而國家再不能為其子民提供明確的屬性，於是律法取代國家去界定其成員身份。 ¹⁵ 這社群成員不斷藉其生活文化去見證上主的名，更在與異地文化對話的過程中，提醒他們事實──上主才是歷史的主，而這使命為教會延續下去。教會既是相聚的群體，亦是分散的群體，因此無論是聚、是散，都向異地的當權者展示事實、喚回事實。教會不用忠於某一國家，或者依賴政治系統而存在，政權的交替無礙信徒踐行信仰、活出見證。上主的子民只是圍繞上主話語建立政治性的生活。說謊者為了貫徹其謊言，於是要否定事實及改變事實，那麼教會信徒為了這地的好處，便要展示事實、喚回事實，讓說謊者欲清除的事實糾纏他們。由於事實真理並不是強制性的真，它本身便包含一種脆弱性，於是信徒便要擔上見證人的角色，這正脗合阿倫特的話：

　　歷史學家明白，我們在此之中度日的整個事實結構是多麼的脆弱；它總是處於這些危險之中：被個別謊言打穿或者被群體、國家或階級的有組織的謊言摧毀，或者被大量的謊言否定和扭曲，並且經常被小心地掩蓋起來，又或者只是變得湮沒無聞。事實需要證詞而被人記住，需要可靠的證據而得以成立，以便在人類事務領域中找到安全的棲息地。¹⁶

　　同時基於保羅使用複數描述權勢，故有眾多墜落的權勢（Powers），而它們本性是反叛上帝。由於其共同點是叛逆上主，且效忠天空的掌權者，因此它們從一開始就說謊，甚至不能說前後一致的謊言，於是教會信徒受差去不同領域作見證人，為要展示事實、喚回事實，成為宣教的見證人。換言之，大流散召命最終讓教會醒悟自身不要依附於國家的論述，也是與「大國崛起」的謊言決裂，並在生活中展示新社群的信念及踐行，就如彼此分享物質、尊重小眾的發言及視他人為上主賜下的禮物等。故此教會宣教／使命的宣講及施行浸禮是自身對世界的首要責任，為要提醒未信者正視那實在（reality）。因此，教會便要正視自身的墜落，使其得配擔當見證人的宣教責任，如此說來，宗教界真要在提名委員會佔一席位？或許退下來更能展示事實；牧者真要宣講近乎異端的道？把耶穌具體的生活化為種種原則？或者只有正視耶穌的生活，才能重現其政治性內涵。教會在香港過著流散的生活，首要便是回復宣教的政治向度，而不是支持任何政治系統。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