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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改之博奕在八月卅一出现了新的变化、占中三子也有了新的宣布。过去九周的讲座中， ¹上帝掌权的神学偶有提出──以赛亚书中的三个历史处境、保罗的、启示录的历史处境，但整体而言却仍停留在理念上，尚未直接的用来对当下的政改博奕作出反省。

　　在政改之博奕中，占中应用了公民抗命的理念。占中三子之一戴耀廷对于公民抗命所延用的理念，最重要的一点是「希望透过违法但反暴力的行为去感动社会的其他人，让他们看到现行的一些法律或制度是不公义的，促使他们支持把那些不公义的法律或制度改变为合乎公义的。」 ²作为基督徒的他，认为圣经教导我们要行公义，而「『行公义』大体可理解为『扶正错误』（right the wrongs）」。³

　　在这次的占中运动中，争取普选正是要扶正制度中的不公义和错误。戴耀廷明白圣经未有直接的教导指明基督徒可透过什至具体行动去实践公义，但整合圣经的教导，这些行动不止于在个别的事件中或在个别的弱势人士受压迫及剥夺时，基督徒站来为他们伸张正义。当法律本身是不公义的，基督徒也当去推动改变这些法律。若制度是不公义的，那么基督徒就可能要参与推动制度的改革。公民抗命去促使改变按圣经的理解是不公义的法律或制度，可以是基督徒「行公义」的行动之一。⁴

　　或许有人仍对于违法感到良心不安。可是，由于这一次的公民抗命运动，更多人醒觉，更多人明白法治之真正精神不在于以法制人，而在于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换句话说，法不能被合理化为整治的「刀剑」、向法理所保障的人任意开刀。这是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的基本分别。若制度不公义、政府不公义、以谬理强加于人与事而使真相模糊来巩固本来就有待修订的不理想的制度，那抗命是一种有气节之生命所当踏出的一步。

　　我们可以再快速的对照圣经的典範，看公民抗命有违基督徒的生命本质。借用张云开〈从圣经看「公民抗命」〉一文中的摘要，他说：「圣经不知道有『公民抗命』一事，但圣经却知道「抗命」之事。 新旧约都不乏故事里的角色违法抗命的记载」。⁵他列举了：

　　一、希伯来人的收生婆违抗埃及法老的命令，不杀以色列人初生的男婴（出一15-22 ）；二、妓女喇合不从耶利哥王的命令，收藏了以色列的探子，又放他们平安离开（书二1-7）；三、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三人不听尼布申尼撒的王令，坚持不拜王的金像（但三1-18）；四、但以理漠视大利乌王的禁令，每日照常三次向耶和华祈祷（但六1-28）；五、耶稣多次不理会安息日不可作工的律法禁令（可二23-28、三1-6）；六、使徒们坚持不服从公会的吩咐，照常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徒四1-22、五12-32）；七、使徒保罗多次被囚，皆因被人控告其触犯罗马人的禁忌（参徒十六19-23、十七4-9）；八、使徒约翰和其他信徒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作见证的缘故，被逐什或被杀（启一9、六9-11）。⁶

　　这些例子反映的都不是群众运动，而且从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现代社会所说的公民。作为希伯来人而言，收生婆依然是埃及的奴工一族。但以理等人确实是巴比伦和波斯的臣民。新约的耶稣、使徒反映的是对犹太社群中的宗教制度，严格而言都不对抗政府。不过，他们都是对不合理的制度的抵抗或不顺从。

　　不过，就以出埃及之叙事为例，诚如罗秉祥指出，圣经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政府集体抗命典範。当摩西要求法老让以色列人合法和平离开埃及，法老不准；摩西服从政府，没有发起暴动，强硬离开。上帝不断降天灾，同时摩西一直与法老谈判。第十灾后，法老终于让步，答应让以色列人集体合法和平离开。当以色列人起步后，法老突然改变主意，重新下命令不准以色列人去。以色列人当时有两个选择。其一，违抗政府最新政策，勇往直前。出十四8说：「耶和华任凭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却抬起头来出去了」（和合本修订版）换言之，以色列人出埃及，最终是集体对政府抗命，「昂然无惧地」（和合本原翻译）向前走的结果。他们对政府的抗命，既非因为宗教自由，也非基于保障生命，而是因为一个族群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不公义对待。（参出三7， 9）。 ⁷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对埃及的执政者而言，的确是脱离管辖的抗命之举。这点我不再重覆。我想提出的是这叙事里所提的上帝。在以色列人、摩西和法老之上，有位上帝。以色列人是成功出埃及了，即使在法老反悔下派出追兵，也成功逃脱了。

　　关键是叙事。叙事要塑造的是人对上帝的信心，并建立上帝掌权的神学。然而，现实里头，或许有人会选择更务实的看待当前的香港政治气候。不对中共政权抱任何幻想， ⁸这不等于是认命，也不等于不再争取。

　　所谓认命，那是中国人的文化深层结构的要素。用叙事的角度看，那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叙事，是活在此文化中的人不知不觉用在个人与文化间作自我调整的叙事。中国人在其文化语境影响下，不少在不自觉中总会以三百年朝代之兴衰，或以孟子的话说：「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来解读历史，把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朝代更替事后孔明式的、逆时读经历史中，然后应用于当世作为处世之人生哲学。这形成了中国人对历史、对政权认命、宿命之人生观，弱化了个人对历史巨轮所能产生的连锁复杂效应。但从基督信仰之神学来看，这是我们面对中国文化之效应该作出的纠正。

　　从神学来看，我们都知道人类有上帝的形象，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带着这形象，而作为人，我们尽力不让这形象「亏缺」（罗三23）了。基督徒是蒙拯救的，是在基督里因他的血洗净，恢复了上帝形象的，我们要活出这荣耀的形象。故此，不让不义使此形象受到亏缺，正是参与着上主的救赎使命（redemption)。

　　另外，我们相信上帝是历史的掌权者。中国文化对历史的看法，是正视历史因果之效应，以及历史巨轮的定数。这就是我们俗语所说的气尽已尽之意。是的，历史如何变化，人遭遇如何，天何言哉。小小一个香港所遭遇的一次小小的政改──普选、民主、占中──算什么。我们无法抵抗历史的巨轮。但诚如出埃及的叙事所展现，上帝是掌权的。相信个人有上帝的形象，相信人之尊严，并相信上帝愿意站在受压迫的人这边，带领他们「出埃及」，但上帝在今日香港现实中，有伸出援手吗？回顾历史，不说远的，就只说近代中国在中共执政下的基督教被逼迫，上帝岂有援手。我们凭什么信上帝今天必然帮助香港之公义得到彰显。说上帝是历史的掌权者──这是信心的宣告，但却应该不是阿Q精神下的自我安慰和逃避面对相现实。在这方面，华人神学仍有待发展。此处仅作出点滴反省。

到底圣经的神学帮助我们什么呢？

　　首先，还借用出埃及的叙事想像，蚁民对抗埃及法老强权，而上帝伸出援手降灾，使以色列人脱离法老魔爪，这一点大概不会出现于今日香港吧！或是说普选还未真正来到，还有时间，或许「法老」的心还没有完全刚硬。或许说，现今还不是十灾之末。

　　还是说，不能都以出埃及的叙事来为当下历史进程「解画」。反之，我们或能想像自己今日所属的地方，根本要像耶利米时代的犹大，一样要沦陷在大魔君的爪下。耶利米没有反抗，反而劝犹大王归降，好像吴三桂一般引「清兵」入境。

　　但，耶利米的作法，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认命吗？他叫犹大国人的任巴比伦王掳去，是我们所谓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务实态度吗？

　　还是我们是否只能像启示录一般描绘那从北方来的红龙。它要吞噬所有不向它屈服下拜的。人在历史的现实中、在红龙的强权下，在它的巨兽下，只不过是边沿无权无势的人，但我们在不苟同之中，持守真道向前迈进，或有殉道不要惧怕。我们可能要像被杀的羔羊一样被带到宰杀之地，但我们记念的是那被杀的羔羔将也会是那坐在宝座上的君王。

　　不与兽为伍者少，而且不同时季年代，严峻情形亦不同。保罗的时代和约翰写作启示录的时代有所不同。到底该以启示录或以罗马书的时代来比拟今日香港，见仁见智，但我认为香港目前仍不算太过严峻，至少不及文革时期的中国或希特拉时期之欧洲，或许也不及启示录之时代。是抗命，是认命，还是保命？ ⁹看清中共的真面目，不是认命；抗命是因为不能苟同龙之手段，是为了公义；保命，那是知道此路尚远，也知道今天不是绝路；并且知道羔羊终将掌权。

　　但羔羊掌权，是既济和未济的神学愿景。既济和未济，一方面可以用时序（diachronic）的角度来理解，即是说羔羊将来必掌权，现在则局部掌权。但同样的，也能以共时并存（synchronic）的角度来理解。前者容易使人抽离当前的现实，使所谓的既济退位为一种基督十架战胜撒但权势等次的理解，因此对现世的不满状况倾向于接纳，于是和所谓的认命没有太大的分别。后者则可以为我们开发出较积极的改革生命力。因为既济一方面既是已成的、羔羊胜过那龙、坐在宝座的超越事实，另一方面则由于共时视野下仍有那未济的现实，我们仍需也相信可以凭着对那愿景的信心，付上代价，使上帝国的公义实现。既或每一次的实现是那么小、那么局部。这样，在历史巨轮下所做的一切努力，便不会徒然。因为我们深信，上帝国的公义，虽然不一定完全实现，却是会、且能实现于现实里的。因为我们选择不再相信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也不再信朝代之兴衰于三百年，不再以那气数之数来定命。我们要改写历史，要为中国人的文化注入新血，要产生新的效应，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国的酵要在这现实里发起来。而参与改写历史者，不能模糊了具备创造性的独立个体，不是平头政治文化叙事下的划一声调。 ¹⁰如此，我们看见人的责任以及上帝国──即上帝的掌柄如何展显于历史中。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