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庫 > 昔日講場

　　政改之博奕在八月卅一出現了新的變化、佔中三子也有了新的宣佈。過去九週的講座中， ¹上帝掌權的神學偶有提出──以賽亞書中的三個歷史處境、保羅的、啟示錄的歷史處境，但整體而言卻仍停留在理念上，尚未直接的用來對當下的政改博奕作出反省。

　　在政改之博奕中，佔中應用了公民抗命的理念。佔中三子之一戴耀廷對於公民抗命所延用的理念，最重要的一點是「希望透過違法但反暴力的行為去感動社會的其他人，讓他們看到現行的一些法律或制度是不公義的，促使他們支持把那些不公義的法律或制度改變為合乎公義的。」 ²作為基督徒的他，認為聖經教導我們要行公義，而「『行公義』大體可理解為『扶正錯誤』（right the wrongs）」。³

　　在這次的佔中運動中，爭取普選正是要扶正制度中的不公義和錯誤。戴耀廷明白聖經未有直接的教導指明基督徒可透過甚至具體行動去實踐公義，但整合聖經的教導，這些行動不止於在個別的事件中或在個別的弱勢人士受壓迫及剝奪時，基督徒站來為他們伸張正義。當法律本身是不公義的，基督徒也當去推動改變這些法律。若制度是不公義的，那麼基督徒就可能要參與推動制度的改革。公民抗命去促使改變按聖經的理解是不公義的法律或制度，可以是基督徒「行公義」的行動之一。⁴

　　或許有人仍對於違法感到良心不安。可是，由於這一次的公民抗命運動，更多人醒覺，更多人明白法治之真正精神不在於以法制人，而在於保障人的基本權利。換句話說，法不能被合理化為整治的「刀劍」、向法理所保障的人任意開刀。這是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的基本分別。若制度不公義、政府不公義、以謬理強加於人與事而使真相模糊來鞏固本來就有待修訂的不理想的制度，那抗命是一種有氣節之生命所當踏出的一步。

　　我們可以再快速的對照聖經的典範，看公民抗命有違基督徒的生命本質。借用張雲開〈從聖經看「公民抗命」〉一文中的摘要，他說：「聖經不知道有『公民抗命』一事，但聖經卻知道「抗命」之事。 新舊約都不乏故事裡的角色違法抗命的記載」。⁵他列舉了：

　　一、希伯來人的收生婆違抗埃及法老的命令，不殺以色列人初生的男嬰（出一15-22 ）；二、妓女喇合不從耶利哥王的命令，收藏了以色列的探子，又放他們平安離開（書二1-7）；三、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三人不聽尼布申尼撒的王令，堅持不拜王的金像（但三1-18）；四、但以理漠視大利烏王的禁令，每日照常三次向耶和華祈禱（但六1-28）；五、耶穌多次不理會安息日不可作工的律法禁令（可二23-28、三1-6）；六、使徒們堅持不服從公會的吩咐，照常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人（徒四1-22、五12-32）；七、使徒保羅多次被囚，皆因被人控告其觸犯羅馬人的禁忌（參徒十六19-23、十七4-9）；八、使徒約翰和其他信徒為上帝的道，並為給耶穌作見證的緣故，被逐甚或被殺（啟一9、六9-11）。⁶

　　這些例子反映的都不是群眾運動，而且從嚴格意義上講也不是現代社會所說的公民。作為希伯來人而言，收生婆依然是埃及的奴工一族。但以理等人確實是巴比倫和波斯的臣民。新約的耶穌、使徒反映的是對猶太社群中的宗教制度，嚴格而言都不對抗政府。不過，他們都是對不合理的制度的抵抗或不順從。

　　不過，就以出埃及之敘事為例，誠如羅秉祥指出，聖經中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對政府集體抗命典範。當摩西要求法老讓以色列人合法和平離開埃及，法老不准；摩西服從政府，沒有發起暴動，強硬離開。上帝不斷降天災，同時摩西一直與法老談判。第十災後，法老終於讓步，答應讓以色列人集體合法和平離開。當以色列人起步後，法老突然改變主意，重新下命令不准以色列人去。以色列人當時有兩個選擇。其一，違抗政府最新政策，勇往直前。出十四8說：「耶和華任憑埃及王法老的心剛硬，他就追趕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卻抬起頭來出去了」（和合本修訂版）換言之，以色列人出埃及，最終是集體對政府抗命，「昂然無懼地」（和合本原翻譯）向前走的結果。他們對政府的抗命，既非因為宗教自由，也非基於保障生命，而是因為一個族群在社會生活中受到不公義對待。（參出三7， 9）。 ⁷

　　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對埃及的執政者而言，的確是脫離管轄的抗命之舉。這點我不再重覆。我想提出的是這敘事裡所提的上帝。在以色列人、摩西和法老之上，有位上帝。以色列人是成功出埃及了，即使在法老反悔下派出追兵，也成功逃脫了。

　　關鍵是敘事。敘事要塑造的是人對上帝的信心，並建立上帝掌權的神學。然而，現實裡頭，或許有人會選擇更務實的看待當前的香港政治氣候。不對中共政權抱任何幻想， ⁸這不等於是認命，也不等於不再爭取。

　　所謂認命，那是中國人的文化深層結構的要素。用敘事的角度看，那是中國文化的文化敘事，是活在此文化中的人不知不覺用在個人與文化間作自我調整的敘事。中國人在其文化語境影響下，不少在不自覺中總會以三百年朝代之興衰，或以孟子的話說：「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孫丑下》）來解讀歷史，把重要的歷史事件、人物、朝代更替事後孔明式的、逆時讀經歷史中，然後應用於當世作為處世之人生哲學。這形成了中國人對歷史、對政權認命、宿命之人生觀，弱化了個人對歷史巨輪所能產生的連鎖複雜效應。但從基督信仰之神學來看，這是我們面對中國文化之效應該作出的糾正。

　　從神學來看，我們都知道人類有上帝的形象，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相信每一個人都帶著這形象，而作為人，我們盡力不讓這形象「虧缺」（羅三23）了。基督徒是蒙拯救的，是在基督裡因祂的血洗淨，恢復了上帝形象的，我們要活出這榮耀的形象。故此，不讓不義使此形象受到虧缺，正是參與著上主的救贖使命（redemption)。

　　另外，我們相信上帝是歷史的掌權者。中國文化對歷史的看法，是正視歷史因果之效應，以及歷史巨輪的定數。這就是我們俗語所說的氣盡已盡之意。是的，歷史如何變化，人遭遇如何，天何言哉。小小一個香港所遭遇的一次小小的政改──普選、民主、佔中──算甚麼。我們無法抵抗歷史的巨輪。但誠如出埃及的敘事所展現，上帝是掌權的。相信個人有上帝的形象，相信人之尊嚴，並相信上帝願意站在受壓迫的人這邊，帶領他們「出埃及」，但上帝在今日香港現實中，有伸出援手嗎？回顧歷史，不說遠的，就只說近代中國在中共執政下的基督教被逼迫，上帝豈有援手。我們憑甚麼信上帝今天必然幫助香港之公義得到彰顯。說上帝是歷史的掌權者──這是信心的宣告，但卻應該不是阿Q精神下的自我安慰和逃避面對相現實。在這方面，華人神學仍有待發展。此處僅作出點滴反省。

到底聖經的神學幫助我們甚麼呢？

　　首先，還借用出埃及的敘事想像，蟻民對抗埃及法老強權，而上帝伸出援手降災，使以色列人脫離法老魔爪，這一點大概不會出現於今日香港吧！或是說普選還未真正來到，還有時間，或許「法老」的心還沒有完全剛硬。或許說，現今還不是十災之末。

　　還是說，不能都以出埃及的敘事來為當下歷史進程「解畫」。反之，我們或能想像自己今日所屬的地方，根本要像耶利米時代的猶大，一樣要淪陷在大魔君的爪下。耶利米沒有反抗，反而勸猶大王歸降，好像吳三桂一般引「清兵」入境。

　　但，耶利米的作法，是我們中國人所謂的認命嗎？他叫猶大國人的任巴比倫王擄去，是我們所謂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務實態度嗎？

　　還是我們是否只能像啟示錄一般描繪那從北方來的紅龍。牠要吞噬所有不向牠屈服下拜的。人在歷史的現實中、在紅龍的強權下，在牠的巨獸下，只不過是邊沿無權無勢的人，但我們在不苟同之中，持守真道向前邁進，或有殉道不要懼怕。我們可能要像被殺的羔羊一樣被帶到宰殺之地，但我們記念的是那被殺的羔羔將也會是那坐在寶座上的君王。

　　不與獸為伍者少，而且不同時季年代，嚴峻情形亦不同。保羅的時代和約翰寫作啟示錄的時代有所不同。到底該以啟示錄或以羅馬書的時代來比擬今日香港，見仁見智，但我認為香港目前仍不算太過嚴峻，至少不及文革時期的中國或希特拉時期之歐洲，或許也不及啟示錄之時代。是抗命，是認命，還是保命？ ⁹看清中共的真面目，不是認命；抗命是因為不能苟同龍之手段，是為了公義；保命，那是知道此路尚遠，也知道今天不是絕路；並且知道羔羊終將掌權。

　　但羔羊掌權，是既濟和未濟的神學願景。既濟和未濟，一方面可以用時序（diachronic）的角度來理解，即是說羔羊將來必掌權，現在則局部掌權。但同樣的，也能以共時並存（synchronic）的角度來理解。前者容易使人抽離當前的現實，使所謂的既濟退位為一種基督十架戰勝撒但權勢等次的理解，因此對現世的不滿狀況傾向於接納，於是和所謂的認命沒有太大的分別。後者則可以為我們開發出較積極的改革生命力。因為既濟一方面既是已成的、羔羊勝過那龍、坐在寶座的超越事實，另一方面則由於共時視野下仍有那未濟的現實，我們仍需也相信可以憑著對那願景的信心，付上代價，使上帝國的公義實現。既或每一次的實現是那麼小、那麼局部。這樣，在歷史巨輪下所做的一切努力，便不會徒然。因為我們深信，上帝國的公義，雖然不一定完全實現，卻是會、且能實現於現實裡的。因為我們選擇不再相信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也不再信朝代之興衰於三百年，不再以那氣數之數來定命。我們要改寫歷史，要為中國人的文化注入新血，要產生新的效應，因為我們相信上帝國的酵要在這現實裡發起來。而參與改寫歷史者，不能模糊了具備創造性的獨立個體，不是平頭政治文化敘事下的劃一聲調。 ¹⁰如此，我們看見人的責任以及上帝國──即上帝的掌柄如何展顯於歷史中。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