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救赎与政治：天国的福音

　　基督信仰使人看见自己的罪恶，让人深切体会现世的困苦，但信仰给予我们的出路，却在政治上被认为不切实际的。《共产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不单是共产主义，西方「民主」国家（例如美国）很多的政治操作，亦离弃基督信仰原则。不过，当有人认为基督信仰不能满足政治需要，而将信仰硬套入某种意识形态，冀使信仰能更有效，更有现世价值，则只会更为危险。因为这做法会令信仰变成政治的附庸，缺乏真诚信仰的活力（笔者要指出，正正是这原因，令国内的三自教会，虽然有不少勤恳忠心的牧者，但它的神学及信仰表述总是软弱无力的。同样，美国保守「福音派」与共和党愈走愈近，其表现也令人瞠目舌结）。

　　基督信仰的救赎观关乎天国。天国信息恒常对照出人世种种不理想的情况，但却不是一套统治模式（我这断语，自由神学传统的基督徒应不会同意。不过，因着这是我自己的反思，而不是讨论神学派别的争议，所以请读者恕我以一个福音派神学的观点作陈述）。例如，耶稣常将天父拟比为君王，但他对门徒谈及人世的运作时，却将君王统治的概念颠覆了（可十42-44）。可是，他也不是反政府主义者，因他又教导「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可十二17）。所以，救赎不是某一制度的翻版。基督教也不需要刻意将某政权看为正义，而另一些则必定邪恶（因此，美国不会就是正义，中国则是邪恶。反之亦然）。

　　但是，救赎也不是个人的天国饭票。华人基督徒一个惯常的问题，便是将「因信称义」扭曲成一个纯粹关乎自己得救地位的问题。这种天国饭票的救赎观念，将我们对救赎的理解扁平化，也将信徒的生活单调化，变成一个「等死」（返天家）的救恩。我们从登山宝训可看到，基督宣告的福音，有明显的现世生活向度。他的教导的政治性，在于他绝不含糊地指出一套新的生活品格、社会伦理、权力分配的准则。可是，人因着受罪恶捆锁，人的制度即或有多么美好的愿景，它的实践总是残缺不堪的（即或教会自身的实践也是如此）。基督的教导，在这时便会成为一种激烈的批判，将所有政治立场的缺欠显露出来。

　　其实，政治又何尝不是一种「救赎」论述？政治党派互相攻讦，便是要指出对手的管治多么不济，而己方却可以带来美好和光明。共产党要不惜牺牲任何代价保着「一党专政」，不是在应许一个强盛的「中国梦」吗？泛民主派推动真普选，岂不是因为我们惧怕在「一党专政」的影响下，香港会沉沦没落吗？只是，政治的救赎历来都难以克服人类罪恶的沉疴。天国的福音能提醒我们，基督的救赎与政治人物的政见有很大的不同。政治人物常常许诺一个连他们自己也不能成就的「梦想」，而基督救赎的福音，却是宣告人必须从罪中悔改，在此生受圣灵的改变，预尝天国的实在，并忍耐等候上主成就对历史的审判。天国不是派糖，不是画饼，更不是颜色革命（这是国内左派误判基督教的地方），而是指出人实际生活的痛处，要求人们悔改，从悔改中找到现世需要改变的地方。但是，因着天国是基督再临的国度，是世界的终末，是恒常既济未济地（already but not yet）批判我们的现实，人也要承认他／ 她没有能力实现天国。

　　如此，当人取笑基督信仰为不现实，基督徒反应认清，人若谟拜某一套政治意识形态，他／她才是陷入更大的虚妄之中。因为，他／她自以为找到一个解决复杂世界的简单方程式。他们要不是在愚弄世人，要不就是使人将某种／个连救自己也没能的思想／领袖变成偶像。相反，基督的天国能叫我们认清现实，谨慎我们的每个政治选择，时刻提醒我们在必要时改弦易辙。基督徒在天国福音的观照，和圣灵临格而预尝天国的更新下，透过攻克己身，在所能作的範围下实践上主的旨意，让人看到天国的光辉，将荣耀归给上主。因此，基督徒在天国观念的启迪下，应有一个比政治泥淖更高的视野。

2. 政治的救赎、天国的救赎：重叠与差异

　　不过，我们更需要问：为何人会对政治的种种承诺和运动，以及它「应许」的「救赎」，投入精力，加以委身，什至千方百计将异见者压制，致使人际和社会撕裂也在所不惜呢？政争激烈，其实反映着社会内部有着严重的矛盾，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不公平、剥夺感（deprivation）、误解、不信任的情绪。套用神学的词汇，对立的群体皆视对方为罪恶。并且，他们视自己的政见为扭转罪恶的重要盼望，是一个能被实现（fulfilled）的盼望。故此，我们若神学地解构政治争论，它是关乎罪恶，和盼望／救赎的实现（realization）。并且，它是一种企求现世实现的救赎，因此是朝夕必争。

　　那么，基督徒既然深知政治不能救赎我们，且因着天国的盼望，能「超脱」政治的泥淖，那又为何这些「泥淖」老是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无法逃避政治，它不单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人类社群生活的重要部分。政治是人与人一起生活的基本共识，这共识出了乱子，人的生活也会受影响。套用奥古斯丁的说法，这是「两个国度」的经历：我们的生命走向天国国度，但上主把安置在人间的国度里，成为我们生命朝圣旅程的一部分。

　　但我们要细心思考，这些困扰代表着我们怎么样的生命状态。若我们只是害怕政治影响我们的稳定生活及物质福祉，因而遑遑不可终日， 这代表天国的救赎并未在我们生命充分生根，以致我们所思所想，不是上主的仁爱、盼望和公义，而是将价值、救赎和盼望建在物质之上。可是，这常常是我们的状态。笔者不是鼓励人不面对现实，而是基督徒面对政治争论之时，不少反应都是由自身利益计算带动。这样，我们的言语和行动，便很可能被政治的「救赎」的诉求或焦虑所淹盖（不论是支持或反对那些诉求），失却天国的视野，同时落入政治难以自救的困局里。神学而言，这代表我们缺乏真正的救赎，失去盼望的视界，困在现实的焦虑里。当我们没有超越现实的视界，我们的生活也会缺乏想像，戕害我们寻找解决问题方法的能力。

　　不过，难道我们不吃人间烟火，对世事漠不关心，就会显得自己拥有天国的救赎？正如前述，天国对基督徒来说，最低限度是伦理生活的实践，因此漠不关心也不是天国救赎的真正彰显。反之，天国福音的总纲是「爱神爱人」，因此若我们只顾自己的得救，漠视上主在我们今生的旨意、召命和托付，这不是救赎的真义。亦因此，若有人本来肩负着某些社会岗位，却因为现在情况险恶，未有尽本分努力，便打算远离政治（即或美其言为「专心」「作门徒」、「为天国」、「传福音」等），这虽然也是一种洁身自爱的举动，但并不能算是「爱人」。神学而言，这代表我们陷在偏面／ 不完整的救赎里。

　　那么，我们既有盼望，且积极爱人，又会如何？若我们严肃面对自己的私利欲望，实践爱神爱人的要求，以及对天国救赎充满盼望，我们应有心灵的安稳。但是，我们在政治决定上，应仍会举步维艰，充满不确定及迷茫。笔者认为，这种经验在提醒我们两个国度的重叠及相异：我们肩负人间的责任，在地上的国度实践天国的教训。天国当然是美好及永恒，能安稳我们的心和志向，只是地上的国度并不这样。地上的生命是有限的（finite），使我们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行动的后果孰好孰坏。地上的生活也是受罪污染的，美好的计划／ 政见总是被人的罪恶缠累，变得难以完全落实。因此，我们即或领受天国的救赎，谨守爱神爱人的诫命，将之付诸实践，但我们总是诚惶诚恐，也充满不确定与遗憾（换言之，很多具体的政治或社会行动，只能基于自己良知和有限的识见作判断，而不能找到直接支持该具体行动的圣经理据）。神学而言，这提醒我们救赎的既济与未济。基督徒是在此生忍耐到底，作成「得救的工夫」。惟有恐惧战兢、不放弃、持守盼望地坚守本份，活出上主的教导，才是真正的救赎生活。

　　只是，作为福音派的基督徒，我发现我们「太明白」罪恶的困扰，又将盼望放在未来，以致我们常会在面对罪恶时，倾向妥协怯懦。又或，我们会太快以一些小修小补，但不能针对社会深层、结构性罪恶的方法来将问题应付过去。我们可能会在社会没有平安的时候，仍在说「平安、平安」。在最坏的情况而言，我们更可能有意无意地成为社会罪恶的共犯！对香港今天的政制争论来说，我们要在这时实践爱邻舍，便不能逃避中国政府转型，以及香港社会及经济结构的问题。神学地思考，这或许是我们渴望救赎里的复和及和平的慰借，却不知不觉制造了虚假的平安与救赎。我们常常忘记，以弗所书及希伯来书给我们的教导：救赎的和平是由抵挡罪恶来成就的。

3. 救赎的意义：得胜、公义、献祭

　　怯懦的心反映我们不了解基督救赎行动的意义，根顿（Colin Gunton）在其《救赎的实现》（The Actuality of Atonement）一书中，指出我们最少可用三种隐喻（metaphors）来理解救赎的意义：得胜、公义、牺牲／献祭。得胜的意象道出救赎乃与邪恶斗争，邪恶的势力对人的生活造成巨大辖制，但救赎的斗争让人得到释放──得胜使人得自由。根顿进而指出，基督得胜带来最根本的自由，是能说出真理的自由。基督的道指出人的虚妄，使人重寻真理，得以自由。套在今天的情况，我们应最少不说颠倒是非的话，勇敢面对社会的困难，耐心分辨不同的意见和声音（笔者认为，今天的政制问题，香港巿民在宪法的精神下，应考虑《基本法》的要求，什至是中央有关国家安全的关注。但要将有筛选说成真普选，或保筛选说成保普选，我实在是接受不来）。根顿也指出，基督的得胜颠覆了人对胜利的成见。基督的得胜是无能者的胜利，它更没有消灭敌对者，反而以爱胜过仇恨，与敌对者复和。这些教导，是今天我们在面对社会冲突时，很好的提醒，叫我们坚持用非暴力及复和的精神，面对社会矛盾。

　　根顿认为，基督救赎的公义，并不是指向惩罚，而是如希腊文dikaiosune 一字指向正当的秩序。他进而劝勉我们，救赎不仅是个人的称义地位，更是万物更新的历程。如此，我们在现今的环境里，应最少觉察社会秩序的种种扭曲，反思这些扭曲为何出现，我们又在这些扭曲中受到什么的影响，并扮演了什么的角色。我们最少可以为这些困局彼此诚心祈祷，也为「在上位」的祈祷。我们也应在思考实践「爱人」的行动时，不忘记考虑这些扭曲的影响，尽力纠正这些扭曲。

　　最后，救赎是牺牲或献祭。根顿指出，传统基督信仰的牺牲教义，强调基督为他者献出自己。虽然这是很好的教导，但他进一步指出，基督的牺牲与献祭，其实代表着他对旧约献祭礼仪的突破、颠覆与更新。不是人首先懊悔而使上帝献上无辜的代罪祭牲，是三一上帝自己爱世人，甘愿为人舍己。如此，献祭的教义邀请我们重新理解上主在我们当中出人意表的工作和爱，发现生命新的可能性。当我们面对香港的社会局面，以及一个不信任其人民（特别是基督徒）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也需要有开放的心灵，察验上主放置我们在这时空的心意，对新事物及体验抱持开放的心，使我们能在似乎没有出路的社会困局中保持信心，也愿意尝试不同的寻解方法（笔者相信，香港不单止需要解决普选的问题，也需要为社会更均衡发展寻找新的方法。对中港关系，我们也需要新思维。但新思维在得胜与称义教导的提示下，不会成为没有原则的妥协）。

4. 救赎的不同层面

　　根顿的说法能让我们更立体地思考救赎，避免落入怯懦妥协之中。只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巿民，常常会觉得自己对社会争议无能为力。笔者认为，我们应察觉救赎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影响着我们的方方面面。它是我们个人的具体生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作为小巿民，我们大多数时间不会涉足政治，也远离政治权力，但我们仍可透过日常生活中，在动荡的世代中活出救赎。在我们的私人生活里，我们最少可为在上祈求（提前二1-2），也为这城求平安（耶廿九7）。我们继续努力承担自己的责任，爱神爱人。在与不同政见的人对话时，我们可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雅一19），也要对人有爱，不要咒诅，倒要祝福（罗十二14）。当我们面对颠倒是非的场面时，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真理）（弗四15）。当我的岗位及责任使我面临道德抉择时，求上主提醒自己有勇气择善固执。这些日常生活，虽然好像不能对社会大势发生作用，但它们最少叫我们在强大政治动员的情况下，不被政治的诉求盖过上主爱人爱神的命令。正面来说，它们让我们这些小民，能以微小却具体的生活，对抗政治的黑暗。只是笔者得指出，香港教会里除了小民，也有不少社会的精英。求上主鼓励、加力给这些弟兄姊妹，让他们看清上主对他们的旨意和托付，尽上自己的职分，以救赎的能力来帮助他们应对前面种种困难的抉择。

　　最后，若社会真的黑暗至只剩下抗争或妥协的两难之局，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的几句说话对我什有提醒──它们道出人于困境里如何继续存有一点爱心：

　　面对滚滚而来的浊流，如果你不能总是抗争，你是否可以选择偶尔抗争；如果你不敢积极的抗争，你还可以选择消极地抗争；如果你不能勇敢地表达，你可以选择含蓄地表达；如果你也不敢含蓄地表达，你可以选择沈默。如果你没有选择沈默而是选择了配合，但你还可以把调门放低一些。在你主动的或被迫地干着坏事时，能不能内心里还残留一点不安和负罪感。这一点儿不安或负罪感，仍是人性未泯的标记。即使你不去抗争，但对其他抗争者，要怀着几分敬重，即使没有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后放冷箭，使绊子，助纣为虐。我希望，你们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文明一边，选择站在人民一边。（http://www.dw.de/面对社会大变局你将如何选择/a-17604089）

　　求主救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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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