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救贖與政治:天國的福音
基督信仰使人看見自己的罪惡,讓人深切體會現世的困苦,但信仰給予我們的出路,卻在政治上被認為不切實際的。《共產國際歌》說:「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不單是共產主義,西方「民主」國家(例如美國)很多的政治操作,亦離棄基督信仰原則。不過,當有人認為基督信仰不能滿足政治需要,而將信仰硬套入某種意識形態,冀使信仰能更有效,更有現世價值,則只會更為危險。因為這做法會令信仰變成政治的附庸,缺乏真誠信仰的活力(筆者要指出,正正是這原因,令國內的三自教會,雖然有不少勤懇忠心的牧者,但它的神學及信仰表述總是軟弱無力的。同樣,美國保守「福音派」與共和黨愈走愈近,其表現也令人瞠目舌結)。
基督信仰的救贖觀關乎天國。天國信息恆常對照出人世種種不理想的情況,但卻不是一套統治模式(我這斷語,自由神學傳統的基督徒應不會同意。不過,因著這是我自己的反思,而不是討論神學派別的爭議,所以請讀者恕我以一個福音派神學的觀點作陳述)。例如,耶穌常將天父擬比為君王,但祂對門徒談及人世的運作時,卻將君王統治的概念顛覆了(可十42-44)。可是,祂也不是反政府主義者,因祂又教導「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可十二17)。所以,救贖不是某一制度的翻版。基督教也不需要刻意將某政權看為正義,而另一些則必定邪惡(因此,美國不會就是正義,中國則是邪惡。反之亦然)。
但是,救贖也不是個人的天國飯票。華人基督徒一個慣常的問題,便是將「因信稱義」扭曲成一個純粹關乎自己得救地位的問題。這種天國飯票的救贖觀念,將我們對救贖的理解扁平化,也將信徒的生活單調化,變成一個「等死」(返天家)的救恩。我們從登山寶訓可看到,基督宣告的福音,有明顯的現世生活向度。祂的教導的政治性,在於祂絕不含糊地指出一套新的生活品格、社會倫理、權力分配的準則。可是,人因著受罪惡捆鎖,人的制度即或有多麼美好的願景,它的實踐總是殘缺不堪的(即或教會自身的實踐也是如此)。基督的教導,在這時便會成為一種激烈的批判,將所有政治立場的缺欠顯露出來。
其實,政治又何嘗不是一種「救贖」論述?政治黨派互相攻訐,便是要指出對手的管治多麼不濟,而己方卻可以帶來美好和光明。共產黨要不惜犧牲任何代價保著「一黨專政」,不是在應許一個強盛的「中國夢」嗎?泛民主派推動真普選,豈不是因為我們懼怕在「一黨專政」的影響下,香港會沉淪沒落嗎?只是,政治的救贖歷來都難以克服人類罪惡的沉疴。天國的福音能提醒我們,基督的救贖與政治人物的政見有很大的不同。政治人物常常許諾一個連他們自己也不能成就的「夢想」,而基督救贖的福音,卻是宣告人必須從罪中悔改,在此生受聖靈的改變,預嘗天國的實在,並忍耐等候上主成就對歷史的審判。天國不是派糖,不是畫餅,更不是顏色革命(這是國內左派誤判基督教的地方),而是指出人實際生活的痛處,要求人們悔改,從悔改中找到現世需要改變的地方。但是,因著天國是基督再臨的國度,是世界的終末,是恆常既濟未濟地(already but not yet)批判我們的現實,人也要承認他/ 她沒有能力實現天國。
如此,當人取笑基督信仰為不現實,基督徒反應認清,人若謨拜某一套政治意識形態,他/她才是陷入更大的虛妄之中。因為,他/她自以為找到一個解決複雜世界的簡單方程式。他們要不是在愚弄世人,要不就是使人將某種/個連救自己也沒能的思想/領袖變成偶像。相反,基督的天國能叫我們認清現實,謹慎我們的每個政治選擇,時刻提醒我們在必要時改弦易轍。基督徒在天國福音的觀照,和聖靈臨格而預嘗天國的更新下,透過攻克己身,在所能作的範圍下實踐上主的旨意,讓人看到天國的光輝,將榮耀歸給上主。因此,基督徒在天國觀念的啟迪下,應有一個比政治泥淖更高的視野。
2. 政治的救贖、天國的救贖:重疊與差異
不過,我們更需要問:為何人會對政治的種種承諾和運動,以及它「應許」的「救贖」,投入精力,加以委身,甚至千方百計將異見者壓制,致使人際和社會撕裂也在所不惜呢?政爭激烈,其實反映著社會內部有著嚴重的矛盾,社會成員之間存在著強烈的不公平、剝奪感(deprivation)、誤解、不信任的情緒。套用神學的詞彙,對立的群體皆視對方為罪惡。並且,他們視自己的政見為扭轉罪惡的重要盼望,是一個能被實現(fulfilled)的盼望。故此,我們若神學地解構政治爭論,它是關乎罪惡,和盼望/救贖的實現(realization)。並且,它是一種企求現世實現的救贖,因此是朝夕必爭。
那麼,基督徒既然深知政治不能救贖我們,且因著天國的盼望,能「超脫」政治的泥淖,那又為何這些「泥淖」老是縈繞於心?揮之不去?筆者認為,這是因為我們無法逃避政治,它不單是我們現實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人類社群生活的重要部分。政治是人與人一起生活的基本共識,這共識出了亂子,人的生活也會受影響。套用奧古斯丁的說法,這是「兩個國度」的經歷:我們的生命走向天國國度,但上主把安置在人間的國度裡,成為我們生命朝聖旅程的一部分。
但我們要細心思考,這些困擾代表著我們怎麼樣的生命狀態。若我們只是害怕政治影響我們的穩定生活及物質福祉,因而遑遑不可終日, 這代表天國的救贖並未在我們生命充分生根,以致我們所思所想,不是上主的仁愛、盼望和公義,而是將價值、救贖和盼望建在物質之上。可是,這常常是我們的狀態。筆者不是鼓勵人不面對現實,而是基督徒面對政治爭論之時,不少反應都是由自身利益計算帶動。這樣,我們的言語和行動,便很可能被政治的「救贖」的訴求或焦慮所淹蓋(不論是支持或反對那些訴求),失卻天國的視野,同時落入政治難以自救的困局裡。神學而言,這代表我們缺乏真正的救贖,失去盼望的視界,困在現實的焦慮裡。當我們沒有超越現實的視界,我們的生活也會缺乏想像,戕害我們尋找解決問題方法的能力。
不過,難道我們不吃人間煙火,對世事漠不關心,就會顯得自己擁有天國的救贖?正如前述,天國對基督徒來說,最低限度是倫理生活的實踐,因此漠不關心也不是天國救贖的真正彰顯。反之,天國福音的總綱是「愛神愛人」,因此若我們只顧自己的得救,漠視上主在我們今生的旨意、召命和託付,這不是救贖的真義。亦因此,若有人本來肩負著某些社會崗位,卻因為現在情況險惡,未有盡本分努力,便打算遠離政治(即或美其言為「專心」「作門徒」、「為天國」、「傳福音」等),這雖然也是一種潔身自愛的舉動,但並不能算是「愛人」。神學而言,這代表我們陷在偏面/ 不完整的救贖裡。
那麼,我們既有盼望,且積極愛人,又會如何?若我們嚴肅面對自己的私利欲望,實踐愛神愛人的要求,以及對天國救贖充滿盼望,我們應有心靈的安穩。但是,我們在政治決定上,應仍會舉步維艱,充滿不確定及迷茫。筆者認為,這種經驗在提醒我們兩個國度的重疊及相異:我們肩負人間的責任,在地上的國度實踐天國的教訓。天國當然是美好及永恆,能安穩我們的心和志向,只是地上的國度並不這樣。地上的生命是有限的(finite),使我們並不能完全掌握自己行動的後果孰好孰壞。地上的生活也是受罪污染的,美好的計劃/ 政見總是被人的罪惡纏累,變得難以完全落實。因此,我們即或領受天國的救贖,謹守愛神愛人的誡命,將之付諸實踐,但我們總是誠惶誠恐,也充滿不確定與遺憾(換言之,很多具體的政治或社會行動,只能基於自己良知和有限的識見作判斷,而不能找到直接支持該具體行動的聖經理據)。神學而言,這提醒我們救贖的既濟與未濟。基督徒是在此生忍耐到底,作成「得救的工夫」。惟有恐懼戰兢、不放棄、持守盼望地堅守本份,活出上主的教導,才是真正的救贖生活。
只是,作為福音派的基督徒,我發現我們「太明白」罪惡的困擾,又將盼望放在未來,以致我們常會在面對罪惡時,傾向妥協怯懦。又或,我們會太快以一些小修小補,但不能針對社會深層、結構性罪惡的方法來將問題應付過去。我們可能會在社會沒有平安的時候,仍在說「平安、平安」。在最壞的情況而言,我們更可能有意無意地成為社會罪惡的共犯!對香港今天的政制爭論來說,我們要在這時實踐愛鄰舍,便不能逃避中國政府轉型,以及香港社會及經濟結構的問題。神學地思考,這或許是我們渴望救贖裡的復和及和平的慰藉,卻不知不覺製造了虛假的平安與救贖。我們常常忘記,以弗所書及希伯來書給我們的教導:救贖的和平是由抵擋罪惡來成就的。
3. 救贖的意義:得勝、公義、獻祭
怯懦的心反映我們不了解基督救贖行動的意義,根頓(Colin Gunton)在其《救贖的實現》(The Actuality of Atonement)一書中,指出我們最少可用三種隱喻(metaphors)來理解救贖的意義:得勝、公義、犧牲/獻祭。得勝的意象道出救贖乃與邪惡鬥爭,邪惡的勢力對人的生活造成巨大轄制,但救贖的鬥爭讓人得到釋放──得勝使人得自由。根頓進而指出,基督得勝帶來最根本的自由,是能說出真理的自由。基督的道指出人的虛妄,使人重尋真理,得以自由。套在今天的情況,我們應最少不說顛倒是非的話,勇敢面對社會的困難,耐心分辨不同的意見和聲音(筆者認為,今天的政制問題,香港巿民在憲法的精神下,應考慮《基本法》的要求,甚至是中央有關國家安全的關注。但要將有篩選說成真普選,或保篩選說成保普選,我實在是接受不來)。根頓也指出,基督的得勝顛覆了人對勝利的成見。基督的得勝是無能者的勝利,它更沒有消滅敵對者,反而以愛勝過仇恨,與敵對者復和。這些教導,是今天我們在面對社會衝突時,很好的提醒,叫我們堅持用非暴力及復和的精神,面對社會矛盾。
根頓認為,基督救贖的公義,並不是指向懲罰,而是如希臘文dikaiosune 一字指向正當的秩序。他進而勸勉我們,救贖不僅是個人的稱義地位,更是萬物更新的歷程。如此,我們在現今的環境裡,應最少覺察社會秩序的種種扭曲,反思這些扭曲為何出現,我們又在這些扭曲中受到甚麼的影響,並扮演了甚麼的角色。我們最少可以為這些困局彼此誠心祈禱,也為「在上位」的祈禱。我們也應在思考實踐「愛人」的行動時,不忘記考慮這些扭曲的影響,盡力糾正這些扭曲。
最後,救贖是犧牲或獻祭。根頓指出,傳統基督信仰的犧牲教義,強調基督為他者獻出自己。雖然這是很好的教導,但他進一步指出,基督的犧牲與獻祭,其實代表著祂對舊約獻祭禮儀的突破、顛覆與更新。不是人首先懊悔而使上帝獻上無辜的代罪祭牲,是三一上帝自己愛世人,甘願為人捨己。如此,獻祭的教義邀請我們重新理解上主在我們當中出人意表的工作和愛,發現生命新的可能性。當我們面對香港的社會局面,以及一個不信任其人民(特別是基督徒)的中國共產黨,我們也需要有開放的心靈,察驗上主放置我們在這時空的心意,對新事物及體驗抱持開放的心,使我們能在似乎沒有出路的社會困局中保持信心,也願意嘗試不同的尋解方法(筆者相信,香港不單止需要解決普選的問題,也需要為社會更均衡發展尋找新的方法。對中港關係,我們也需要新思維。但新思維在得勝與稱義教導的提示下,不會成為沒有原則的妥協)。
4. 救贖的不同層面
根頓的說法能讓我們更立體地思考救贖,避免落入怯懦妥協之中。只是,我們作為一個普通巿民,常常會覺得自己對社會爭議無能為力。筆者認為,我們應察覺救贖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它影響著我們的方方面面。它是我們個人的具體生活、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並人與世界的關係。因此,作為小巿民,我們大多數時間不會涉足政治,也遠離政治權力,但我們仍可透過日常生活中,在動蕩的世代中活出救贖。在我們的私人生活裡,我們最少可為在上祈求(提前二1-2),也為這城求平安(耶廿九7)。我們繼續努力承擔自己的責任,愛神愛人。在與不同政見的人對話時,我們可以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雅一19),也要對人有愛,不要咒詛,倒要祝福(羅十二14)。當我們面對顛倒是非的場面時,我們要用愛心說誠實話(真理)(弗四15)。當我的崗位及責任使我面臨道德抉擇時,求上主提醒自己有勇氣擇善固執。這些日常生活,雖然好像不能對社會大勢發生作用,但它們最少叫我們在強大政治動員的情況下,不被政治的訴求蓋過上主愛人愛神的命令。正面來說,它們讓我們這些小民,能以微小卻具體的生活,對抗政治的黑暗。只是筆者得指出,香港教會裡除了小民,也有不少社會的精英。求上主鼓勵、加力給這些弟兄姊妹,讓他們看清上主對他們的旨意和託付,盡上自己的職分,以救贖的能力來幫助他們應對前面種種困難的抉擇。
最後,若社會真的黑暗至只剩下抗爭或妥協的兩難之局,中國政法大學叢日雲教授的幾句說話對我甚有提醒──它們道出人於困境裡如何繼續存有一點愛心:
面對滾滾而來的濁流,如果你不能總是抗爭,你是否可以選擇偶爾抗爭;如果你不敢積極的抗爭,你還可以選擇消極地抗爭;如果你不能勇敢地表達,你可以選擇含蓄地表達;如果你也不敢含蓄地表達,你可以選擇沈默。如果你沒有選擇沈默而是選擇了配合,但你還可以把調門放低一些。在你主動的或被迫地幹著壞事時,能不能內心裡還殘留一點不安和負罪感。這一點兒不安或負罪感,仍是人性未泯的標記。即使你不去抗爭,但對其他抗爭者,要懷著幾分敬重,即使沒有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後放冷箭,使絆子,助紂為虐。我希望,你們在大潮襲來時,選擇站在理性一邊,文明一邊,選擇站在人民一邊。(http://www.dw.de/面对社会大变局你将如何选择/a-17604089)
求主救贖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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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