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思想旨在「反对现代」，即反对那些左右着我们根深蒂固的「现代」思维方式，包括理性、主体、进步、体系、结构等观念；一言以蔽之，任何视为「理所当然」、「不变的事实」都予于批判。总之，批判的思考仍是后现代的标志，尤其是对于那些现代思考得不彻底的部分，均成为了后现代批判的部分。
基督教可以从中学习到两件事：一是借由后现代的批判，深入的检讨我们信仰中受到现代思维方式影响的部分，这些思维方式很可能是与基督教信仰冲突的，这种方式叫着「清理门户」；另一是借由后现代的发现，深化我们对基督教信仰更新的理解，这些理解的部分并不是将后现代的论点照单全收，而是吸收可以丰富信仰体验、又可找到基督教神学适切性的后现代遗产，这种方式叫着「更新变化」。
神学方面：后现代反对系统化思考，系统化是科学理性的产物，是希腊哲学的延伸。后现代神学认为，理性成了一个新型的上帝，发号司令，指挥人用「一种」的（科学理性）方式去信仰上帝，并将这种方式视为「普遍」（Universal）和「必然」（Necessary），而普遍和必然的有效性是系于人的能力和发现，而不是根据启示。后现代神学接受存在所谓「普遍」和「必然」，但并不是我们认知的部分；应该是信仰的部分，对信仰而言，系统化的神学代表着一种「理性说服」人去信仰的方式，很大部分的架构是以自然神学为根据的。关于这一点，正是巴特神学所致力批判的。
圣经方面：后现代对圣经研究的影响，主要是来自诠释学的发现。诠释学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事物的分析方式，尤其是阅读行为的部分；一方面，它打破了我们对真理的独占（认知），另一方面，丰富我们对真理的理解（分享）。
后现代诠释学的挑战主要有：
一、抛置了「作者中心」（「作者中心」事实上是一种遮掩了的「读者中心」，即强调「某个读者所读到的作者」的看法），注意到读者的作用，但绝对不是变成「读者中心」，变成读者无限制的解读；这意味着说，真理不在作者那里，也不在读者这里，而是一个不断「互动」的结果，表示对真理开放。
二、文本的存在与读者之间存在着「不稳定」的要素，包括文字的变迁、社会意识形态、作者与读者的潜意识、圣灵的工作和更新等等；换言之，不存在着「唯一的理解」，不稳定迫使我们必须不断的接受对原有理解的挑战和修正，但又不落入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而是更清醒的意识到「什么左右了我们对真理的理解」，「什么又是基督徒应该去服事（诠释）的对象」。
三、反对迷信「（实证主义）方法」，认为「方法」很大的程度是阻碍真理向人说话的死敌；相信方法接近真理，不是真的信仰真理，而是信仰「被方法决定的真理」，使「真理变成了方法的产物」，于是，不在方法可以操作範围的，就被拒于理解的可能性之外，方法成了一种独断论（Dogmatism）；到底是真理决定我们对方法的使用，还是方法决定着真理按方法所要求的面貌出现？
（第五四三期，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