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前文指出，香港的政制争拗，不单关乎香港内部的政经矛盾，更涉及中国共产党转型的问题。国内学者指出，共产党的革命化斗争意识形态，会在党感受到危险时，不惜代价地被使用出来。在这种革命斗争的传统里，阴谋、暴力、统战皆会无限制地被运用，以打倒对手为目的。党能无所不用其亟，原因是它将自身化为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正义，而对手则是搅乱社会主义发展及民族复兴的阴谋者及罪人。因此，斗争破坏秩序，对巿民大众及整体社会产生伤害，只是「先乱而后治」吧了。 （高天问：〈周南批「占中」表明中央不会退让〉，《文汇报》（2014年6月19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4/06/09/PL1406090002.htm。）面对这种管治逻辑，基督徒要从信仰思考及回应可能出现的乱局。
秩序乃是恩典
圣经创世记第一章告诉我们，世界在创世以前是「空虚混沌」。圣经学者基本同意「空虚混沌」的希伯来原文，乃指创造之前，世界落在一个混乱黑暗的局面。上帝的创造，正正改变了这混乱状态，使黑暗变成光明及美好。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在他的着作《论秩序》便指出，秩序乃来自上帝。并且，创造秩序所反映的，是爱、公义、平安、和谐及美好。在他的后期着作《上帝之城》中，他指出人若没有外在及内心的平安，便不会拥有真正的快乐。而「平安，最终而言，是由秩序产生出来的安稳。」（19.13）不过，上帝创造的秩序并不是强制，而是多元中的和谐：「秩序是将相似的与不相似的，摆放在其恰当位置的安排。」（19.13）世界至今的运作，秩序仍然扮演重要的因素。并且，造物的存留，是上帝借基督的恩典而承托起来（西一16-17）。因此，秩序是上帝从虚无混乱到创造万有的恩典（《上帝之城》，11.22）。
但创世记也告诉我们，美好的创造秩序很快便被人的堕落所破坏。奥古斯丁同样在《上帝之城》指出，人的堕落令人以自己为中心，专嗜满足自己的私欲，人也自以为是，骄傲专横。爱的秩序被人扭曲成暴力、自私。人为了获得短暂的平安，政府便成了必要之恶，以武力及强制来维持秩序，但人因也此而被奴役（19.15）。但是政府的强制力，本质上也有其邪恶性：「一个被捉拿的海盗对被人尊崇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回答，是绝对真实和正确的。当王质问那人在海上劫掠所为何事时，他大胆地回答：『那你在全世界兴起战端又是何事？我在我那条小船上战斗，他们称我为海盗，而你则以一大队舰队而为之，他们则叫你为长官。』」（4.4）
如此，基督信仰一方面拥抱秩序，但另一方面也看到人的罪如何使人间的秩序扭曲。它看到罪令行使强制力量／暴力的政府成为人类现实生活的必要，但政府本身的暴力性质，其实也是邪恶的（不论谁人或哪党派执政）。因此，信徒要应服从及珍惜秩序，但顺服的最终对象是上帝。顺服政府，是我们由顺服上帝延伸出来，而不是政府本身没有问题。当政府的行为违反上帝的命令时，我们便必须顺服上帝。若社会秩序陷入不安，我们应重新省察自己，检讨我们的「罪恶」（《上帝之城》，14.15）。
依此对照今天香港的情况，参与公民抗命的基督徒应注意，他们其实不是纯粹的政治抗议，他们更需要「服从」当局的责罚，以彰显某种「法」的「不义」。他们不应视自己为秩序破坏者，而是要彰显秩序被误用。他们也不应否定秩序，而是接受政府维持秩序（就算是「误用」）的制裁，以受苦召唤人的良心，将不公正的社会问题（扭曲的秩序）改正。这是受苦的顺服，它既尊重秩序，并以牺牲自身的福祉来指出严重违反公正的做法，更不会以抵抗当权者为借口，而使用暴力。
除此以外，既然社会失序乃罪恶的彰显，而罪的本质乃人的自满和自私；那么，无论执政者及人民，都不应将社会问题推却成对方的问题。相反，「悔罪」能使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寻求共识。今天香港的困局，显然不能只归咎「反对派」的「兴风作浪」。政府缺乏认受性，政治机制的畸型，政治领袖的特质，不同政经势力的纠结，香港发展的困局，以至中国共产党的不安，都是问题的一部分。「反对派」固然可能将问题过分简化，并利用现行机制「有破坏无建设」，但「悔罪」的精神能让我们更深看到，我们一向自豪的发展模式，有着重大的不足和需要变革的地方。笔者在此恳请香港的基督徒官员、议员、「建制」的商界及专业人士， 虽然各位皆背负着十分沉重的担子，且觉得在民怨下受了极大的冤屈，但今天香港的确来到危急存亡之秋。基督徒谦虚和悔罪的精神，应能使各位不以自己的感受来激化建制与非建制群体的对立情绪，以摩西忍耐以色列人的态度，对巿民宽厚体谅，谨慎运用公权力，能以「为恨恶自己的人祈祷」的态度，来积极达成建制派与反对派的沟通，也能有勇气向中央客观地条陈利害，竭力劝阻中央的「革命思维」在港发作。昔日以斯帖在犹太人危急存亡之时，为自己的民族禁食祷告，向国王直陈利害，她原本与哈曼及末底改的政争无涉，是可以置身事外，但她最后接受末底改的劝说，从上帝对她命运的安排来思考自己的行止。今天的香港，也是到了需要以斯帖的时候。前线执法的基督徒，「悔罪」能使你们在执行法纪时，不将心中的不满与冤屈借合法的武力，过分加诸抗争者。
「悔罪」能令我们更深思考，我们的香港「成就」，到今天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全盘思考社会的处境和自己所属群体的责任，而不只是简单地诿过对方。
倒过来说，争取「民主」的非建制基督徒，「悔罪」能让我们看到自己不是「正义」的化身，能让我们将香港的问题放在比是否有真普选更大的视野之下。笔者以为，香港的问题即或有了普选，我们也需要良好的公民讨论质素和政策研究，才能让香港走出发展的困局。更加，我们要明白不同意抗争的人，或因公职需要执法的人，对抗争有误解及敌视是自然而然的。但「悔罪」能使我们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理解我们对不同意见人士造成的冒犯，体谅他们对自己的不满。我们也要在抗争时注意政治斗争的手段，不要使自己也落入共产党惯用的煽动仇恨、以社会动乱达至一己目标的斗争方法的窠臼里。最后，当我们认清自我中心及自傲是罪恶的重要特质，我们便更能承认自己及自己的政治派系，也不能完全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将政治引向商讨及建立共识的路途之上。「悔罪」也令我们反省一些以偏盖全的想法（例如，中央政府在过去十多年内，对香港的经济确是什多照顾的，虽然这些政策引起了不少意想不到的后果），令我们在争取中不至偏执无道。
秩序是上帝的恩典，但政府维持的秩序，总是扭曲了、不完美的秩序。若政权的自义自大，令它以为自己的暴力能带来真正长久的平安，并且专崇暴力，那圣经但以理书五1-6、那鸿书及哈巴谷书都告诉我们，这些政权其实将自己陷在更不平安之中。基督徒在此应将眼目转向上帝的权能，冷眼重温历史上邦国的兴衰，而不用惧怕那会败亡在自己的暴虐之中，「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强权。
恶是善的亏损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面对「罪恶」、「恶人」时，以上的说法都叫人转向自己，检视自身的罪恶。什至在面对政权时，也只是指出政权的暴虐会自取灭亡，这是否会太过软弱仁慈？笔者相信，基督徒在面对香港自身的困局及中央的斗争统治方式时，以暴易暴只会让我们陷于失序之中。但人如何能在黑暗之中怀着和平，谨守岗位，择善固执，则需要更多的属灵教导去支撑我们。奥古斯丁在《教义纲要（Enchiridion）》第十一章指出，「恶是善的缺乏」。他指出恶本身的结局就是虚无，恶本身不是另一种势力，而是将善扭曲并败坏，使人的生命步向灭亡。反过来，上帝能在恶中提出善来，将它原来拥有的善恢复过来。奥古斯丁的说法对我们什有启迪的作用，今天我们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喘喘不安，继而它会以暴力的革命手段来尝试实施它的管治。我们要看到这种不安背后，其实有着急待被恢复的善。中国共产党常提的「社会主义」理想（人民均富、平等的生活）、「中国梦」（中国从散乱败落的国运重振起来），这都是对生活美好的憧憬，是我们可以肯定和赞同的（虽然基督信仰相信，没有了基督的救恩，这些美好都是不圆满的）。另外，共产党领导层对执政的执着，什至要以暴力来维持执政，是反映了他们心中渴望平安，却缺乏真正的平安。基督徒若能于现在的政治争取过程里，看到这种人心底对善的渴望，却被罪恶弄得苦无对策，什至玉石俱焚的困局，我们会有更多的力量在种种纷争中，继续为在上的人诚心祈祷（提前二2），并且克制自己不以恶报恶，将对抗可能引起的动盪减至最低，也致力寻求共识。
同样，当我们在政治分歧巨大，社会撕裂的环境下，「恶是善的缺乏」能让基督徒在争取中不至将对手妖魔化，使社会陷在更大的冲突中。上帝能在罪恶中恢复善来，他的恩典常在行恶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中间。主耶稣指出，上帝使「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因此命令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五44-45）。今天若我们的政见分歧，盖过我们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和爱，这会十分危险。我们视自己的政见为正确，并为之争辩及争取，乃因为我们相信它能令人的生活更好。我们若尊奉「依法办事」，当然是相信这是最贴近公正的处事办法。但若我们在过程中以仇恨来对待异见者，什至使他／她身心受摧残，我们的所谓「正确」的政见或法律，其实会不会在追求另一种自以为是、扭曲了的秩序什至是强暴呢？
面对罪恶，我信上帝的应许：「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代下七14）
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
在临界大规模社会冲突的香港社会里，除了「恶是善的缺乏」可令基督徒有动力爱那与自己不同政见的肢体及人士，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名着《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睿智地指出，制度的邪恶会令即使本来是良善的人，也成为邪恶的工具。在今天普选的争论里，我们要看到这种制度层面的邪恶的严重性，才能严肃地为社会找出相对较好的制度和政策。当然，任何的制度都不会是「万能」的，但每个政策背后都代表着某种的价值取舍。并且，当它落实以后，它便会有其生命，倒过来影响所有人。因此，今天据理力争的人，他们不是「搞事」，而是指出了他们看到制度不合理的地方。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有活力的社群，我们应欢迎这些不同的意见，为各种政策把脉并作出及时的修正。香港近年的经济困局，已告诉我们，我们一直梦想「自由放任」政策可一劳永逸使香港「䌓荣稳定」，实在是大错特错的。每个制度都有其限制什至是「不道德」的地方，社会的争论反能减低制度不公的害处。同样，政治斗争利用抹黑和人身攻击，使政敌成为「有罪的人」，进而连带他的主张，也成为「有罪」的。但当我们看清制度有其本身的生命力，便不需要陷于人身攻击，而忘记检视制度本身的优点和限制。
另外，当我们明白到不道德的社会，可以使原本仍有良善的人，无可奈何地沾染邪恶而不自知，我们便可以避免以政治的标签，来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模糊化为我们恨恶的某种形象。「反对派」、「建制派」、「共产党」、「有牌烂仔」、「胶」、「五毛」、「强国人」、「卖港」……这些都是随手可拈的标签，令我们将人的事情及言论约化，并且将之以简单的敌我形势来划分。但这种派系斗争的方法，除了能增强动员力量和敌我矛盾力外，对复杂的社会议题的寻解，并没有作用，反只戕害我们找到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可能性。并且，我们也会因这些标签，而让我们对那些本来在平日生活，与我们所憎恨的印象不大相同的人，投射成为可憎的对象，使自己能麻木良心、粗暴地对待相对无辜的人。
最后，虽然尼布尔指出制度罪恶的力量对人的影响，但我们要注意，制度的邪恶并不代表人不需为自己所作的邪恶负责。奥古斯丁的原罪论其实也是在描述一种人不能逃脱的势力，但他却指出，人仍要为罪恶负责，是因为他自己的意志确确实实使自己陷在罪中，因而无可辩解。二次大战后的纽伦堡大审判，曾指出德国军人不可用服从制度这理由，去为自己意志主动配合的战争罪行辩解。今天我们这些服在「不合理制度」的人，特别是那些觉得自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人，求主叫我们遇到道德抉择时，能勇敢择善固执，不致令自己陷在伤害别人的罪恶之中。
总的而言，笔者以创造秩序及罪论指出，面对惯于斗争的共产党，和千头万绪的社会困局，基督徒在政治上的择善固执，不是我们有更凶恨和「有效」的斗争手段，而是体察人性的黑暗，深知所有人皆是在充满限制及不理想的处境下匍匐前进。这使我们在争取公正的政策同时，能警惕斗争思维，避免社会及不同的人蒙受不必要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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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香港今天政治局面的信仰反思（一）：真普选、一国两制、一党专政与中国共产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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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0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