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前文指出，香港的政制爭拗，不單關乎香港內部的政經矛盾，更涉及中國共產黨轉型的問題。國內學者指出，共產黨的革命化鬥爭意識形態，會在黨感受到危險時，不惜代價地被使用出來。在這種革命鬥爭的傳統裡，陰謀、暴力、統戰皆會無限制地被運用，以打倒對手為目的。黨能無所不用其亟，原因是它將自身化為中華民族的希望和正義，而對手則是攪亂社會主義發展及民族復興的陰謀者及罪人。因此，鬥爭破壞秩序，對巿民大眾及整體社會產生傷害，只是「先亂而後治」吧了。 （高天問：〈周南批「佔中」表明中央不會退讓〉，《文匯報》（2014年6月19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4/06/09/PL1406090002.htm。）面對這種管治邏輯，基督徒要從信仰思考及回應可能出現的亂局。
秩序乃是恩典
聖經創世記第一章告訴我們，世界在創世以前是「空虛混沌」。聖經學者基本同意「空虛混沌」的希伯來原文，乃指創造之前，世界落在一個混亂黑暗的局面。上帝的創造，正正改變了這混亂狀態，使黑暗變成光明及美好。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在他的著作《論秩序》便指出，秩序乃來自上帝。並且，創造秩序所反映的，是愛、公義、平安、和諧及美好。在他的後期著作《上帝之城》中，他指出人若沒有外在及內心的平安，便不會擁有真正的快樂。而「平安，最終而言，是由秩序產生出來的安穩。」（19.13）不過，上帝創造的秩序並不是強制，而是多元中的和諧：「秩序是將相似的與不相似的，擺放在其恰當位置的安排。」（19.13）世界至今的運作，秩序仍然扮演重要的因素。並且，造物的存留，是上帝藉基督的恩典而承托起來（西一16-17）。因此，秩序是上帝從虛無混亂到創造萬有的恩典（《上帝之城》，11.22）。
但創世記也告訴我們，美好的創造秩序很快便被人的墮落所破壞。奧古斯丁同樣在《上帝之城》指出，人的墮落令人以自己為中心，專嗜滿足自己的私慾，人也自以為是，驕傲專橫。愛的秩序被人扭曲成暴力、自私。人為了獲得短暫的平安，政府便成了必要之惡，以武力及強制來維持秩序，但人因也此而被奴役（19.15）。但是政府的強制力，本質上也有其邪惡性：「一個被捉拿的海盜對被人尊崇的亞歷山大大帝的回答，是絕對真實和正確的。當王質問那人在海上劫掠所為何事時，他大膽地回答：『那你在全世界興起戰端又是何事？我在我那條小船上戰鬥，他們稱我為海盜，而你則以一大隊艦隊而為之，他們則叫你為長官。』」（4.4）
如此，基督信仰一方面擁抱秩序，但另一方面也看到人的罪如何使人間的秩序扭曲。它看到罪令行使強制力量／暴力的政府成為人類現實生活的必要，但政府本身的暴力性質，其實也是邪惡的（不論誰人或哪黨派執政）。因此，信徒要應服從及珍惜秩序，但順服的最終對象是上帝。順服政府，是我們由順服上帝延伸出來，而不是政府本身沒有問題。當政府的行為違反上帝的命令時，我們便必須順服上帝。若社會秩序陷入不安，我們應重新省察自己，檢討我們的「罪惡」（《上帝之城》，14.15）。
依此對照今天香港的情況，參與公民抗命的基督徒應注意，他們其實不是純粹的政治抗議，他們更需要「服從」當局的責罰，以彰顯某種「法」的「不義」。他們不應視自己為秩序破壞者，而是要彰顯秩序被誤用。他們也不應否定秩序，而是接受政府維持秩序（就算是「誤用」）的制裁，以受苦召喚人的良心，將不公正的社會問題（扭曲的秩序）改正。這是受苦的順服，它既尊重秩序，並以犧牲自身的福祉來指出嚴重違反公正的做法，更不會以抵抗當權者為藉口，而使用暴力。
除此以外，既然社會失序乃罪惡的彰顯，而罪的本質乃人的自滿和自私；那麼，無論執政者及人民，都不應將社會問題推卻成對方的問題。相反，「悔罪」能使我們，有更多的空間尋求共識。今天香港的困局，顯然不能只歸咎「反對派」的「興風作浪」。政府缺乏認受性，政治機制的畸型，政治領袖的特質，不同政經勢力的糾結，香港發展的困局，以至中國共產黨的不安，都是問題的一部分。「反對派」固然可能將問題過分簡化，並利用現行機制「有破壞無建設」，但「悔罪」的精神能讓我們更深看到，我們一向自豪的發展模式，有著重大的不足和需要變革的地方。筆者在此懇請香港的基督徒官員、議員、「建制」的商界及專業人士， 雖然各位皆背負著十分沉重的擔子，且覺得在民怨下受了極大的冤屈，但今天香港的確來到危急存亡之秋。基督徒謙虛和悔罪的精神，應能使各位不以自己的感受來激化建制與非建制群體的對立情緒，以摩西忍耐以色列人的態度，對巿民寬厚體諒，謹慎運用公權力，能以「為恨惡自己的人祈禱」的態度，來積極達成建制派與反對派的溝通，也能有勇氣向中央客觀地條陳利害，竭力勸阻中央的「革命思維」在港發作。昔日以斯帖在猶太人危急存亡之時，為自己的民族禁食禱告，向國王直陳利害，她原本與哈曼及末底改的政爭無涉，是可以置身事外，但她最後接受末底改的勸說，從上帝對她命運的安排來思考自己的行止。今天的香港，也是到了需要以斯帖的時候。前線執法的基督徒，「悔罪」能使你們在執行法紀時，不將心中的不滿與冤屈藉合法的武力，過分加諸抗爭者。
「悔罪」能令我們更深思考，我們的香港「成就」，到今天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可以全盤思考社會的處境和自己所屬群體的責任，而不只是簡單地諉過對方。
倒過來說，爭取「民主」的非建制基督徒，「悔罪」能讓我們看到自己不是「正義」的化身，能讓我們將香港的問題放在比是否有真普選更大的視野之下。筆者以為，香港的問題即或有了普選，我們也需要良好的公民討論質素和政策研究，才能讓香港走出發展的困局。更加，我們要明白不同意抗爭的人，或因公職需要執法的人，對抗爭有誤解及敵視是自然而然的。但「悔罪」能使我們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理解我們對不同意見人士造成的冒犯，體諒他們對自己的不滿。我們也要在抗爭時注意政治鬥爭的手段，不要使自己也落入共產黨慣用的煽動仇恨、以社會動亂達至一己目標的鬥爭方法的窠臼裡。最後，當我們認清自我中心及自傲是罪惡的重要特質，我們便更能承認自己及自己的政治派系，也不能完全解決所有社會問題，將政治引向商討及建立共識的路途之上。「悔罪」也令我們反省一些以偏蓋全的想法（例如，中央政府在過去十多年內，對香港的經濟確是甚多照顧的，雖然這些政策引起了不少意想不到的後果），令我們在爭取中不至偏執無道。
秩序是上帝的恩典，但政府維持的秩序，總是扭曲了、不完美的秩序。若政權的自義自大，令它以為自己的暴力能帶來真正長久的平安，並且專崇暴力，那聖經但以理書五1-6、那鴻書及哈巴谷書都告訴我們，這些政權其實將自己陷在更不平安之中。基督徒在此應將眼目轉向上帝的權能，冷眼重溫歷史上邦國的興衰，而不用懼怕那會敗亡在自己的暴虐之中，「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強權。
惡是善的虧損
在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當我們面對「罪惡」、「惡人」時，以上的說法都叫人轉向自己，檢視自身的罪惡。甚至在面對政權時，也只是指出政權的暴虐會自取滅亡，這是否會太過軟弱仁慈？筆者相信，基督徒在面對香港自身的困局及中央的鬥爭統治方式時，以暴易暴只會讓我們陷於失序之中。但人如何能在黑暗之中懷著和平，謹守崗位，擇善固執，則需要更多的屬靈教導去支撐我們。奧古斯丁在《教義綱要（Enchiridion）》第十一章指出，「惡是善的缺乏」。他指出惡本身的結局就是虛無，惡本身不是另一種勢力，而是將善扭曲並敗壞，使人的生命步向滅亡。反過來，上帝能在惡中提出善來，將它原來擁有的善恢復過來。奧古斯丁的說法對我們甚有啟迪的作用，今天我們面對中國共產黨的喘喘不安，繼而它會以暴力的革命手段來嘗試實施它的管治。我們要看到這種不安背後，其實有著急待被恢復的善。中國共產黨常提的「社會主義」理想（人民均富、平等的生活）、「中國夢」（中國從散亂敗落的國運重振起來），這都是對生活美好的憧憬，是我們可以肯定和贊同的（雖然基督信仰相信，沒有了基督的救恩，這些美好都是不圓滿的）。另外，共產黨領導層對執政的執著，甚至要以暴力來維持執政，是反映了他們心中渴望平安，卻缺乏真正的平安。基督徒若能於現在的政治爭取過程裡，看到這種人心底對善的渴望，卻被罪惡弄得苦無對策，甚至玉石俱焚的困局，我們會有更多的力量在種種紛爭中，繼續為在上的人誠心祈禱（提前二2），並且克制自己不以惡報惡，將對抗可能引起的動盪減至最低，也致力尋求共識。
同樣，當我們在政治分歧巨大，社會撕裂的環境下，「惡是善的缺乏」能讓基督徒在爭取中不至將對手妖魔化，使社會陷在更大的衝突中。上帝能在罪惡中恢復善來，祂的恩典常在行惡的人（包括我們自己）中間。主耶穌指出，上帝使「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祂因此命令我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太五44-45）。今天若我們的政見分歧，蓋過我們對人的價值的重視和愛，這會十分危險。我們視自己的政見為正確，並為之爭辯及爭取，乃因為我們相信它能令人的生活更好。我們若尊奉「依法辦事」，當然是相信這是最貼近公正的處事辦法。但若我們在過程中以仇恨來對待異見者，甚至使他／她身心受摧殘，我們的所謂「正確」的政見或法律，其實會不會在追求另一種自以為是、扭曲了的秩序甚至是強暴呢？
面對罪惡，我信上帝的應許：「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代下七14）
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
在臨界大規模社會衝突的香港社會裡，除了「惡是善的缺乏」可令基督徒有動力愛那與自己不同政見的肢體及人士，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名著《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睿智地指出，制度的邪惡會令即使本來是良善的人，也成為邪惡的工具。在今天普選的爭論裡，我們要看到這種制度層面的邪惡的嚴重性，才能嚴肅地為社會找出相對較好的制度和政策。當然，任何的制度都不會是「萬能」的，但每個政策背後都代表著某種的價值取捨。並且，當它落實以後，它便會有其生命，倒過來影響所有人。因此，今天據理力爭的人，他們不是「搞事」，而是指出了他們看到制度不合理的地方。若我們的社會是一個有活力的社群，我們應歡迎這些不同的意見，為各種政策把脈並作出及時的修正。香港近年的經濟困局，已告訴我們，我們一直夢想「自由放任」政策可一勞永逸使香港「䌓榮穩定」，實在是大錯特錯的。每個制度都有其限制甚至是「不道德」的地方，社會的爭論反能減低制度不公的害處。同樣，政治鬥爭利用抹黑和人身攻擊，使政敵成為「有罪的人」，進而連帶他的主張，也成為「有罪」的。但當我們看清制度有其本身的生命力，便不需要陷於人身攻擊，而忘記檢視制度本身的優點和限制。
另外，當我們明白到不道德的社會，可以使原本仍有良善的人，無可奈何地沾染邪惡而不自知，我們便可以避免以政治的標籤，來將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模糊化為我們恨惡的某種形象。「反對派」、「建制派」、「共產黨」、「有牌爛仔」、「膠」、「五毛」、「強國人」、「賣港」……這些都是隨手可拈的標籤，令我們將人的事情及言論約化，並且將之以簡單的敵我形勢來劃分。但這種派系鬥爭的方法，除了能增強動員力量和敵我矛盾力外，對複雜的社會議題的尋解，並沒有作用，反只戕害我們找到更多解決問題的方法的可能性。並且，我們也會因這些標籤，而讓我們對那些本來在平日生活，與我們所憎恨的印象不大相同的人，投射成為可憎的對象，使自己能麻木良心、粗暴地對待相對無辜的人。
最後，雖然尼布爾指出制度罪惡的力量對人的影響，但我們要注意，制度的邪惡並不代表人不需為自己所作的邪惡負責。奧古斯丁的原罪論其實也是在描述一種人不能逃脫的勢力，但他卻指出，人仍要為罪惡負責，是因為他自己的意志確確實實使自己陷在罪中，因而無可辯解。二次大戰後的紐倫堡大審判，曾指出德國軍人不可用服從制度這理由，去為自己意志主動配合的戰爭罪行辯解。今天我們這些服在「不合理制度」的人，特別是那些覺得自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人，求主叫我們遇到道德抉擇時，能勇敢擇善固執，不致令自己陷在傷害別人的罪惡之中。
總的而言，筆者以創造秩序及罪論指出，面對慣於鬥爭的共產黨，和千頭萬緒的社會困局，基督徒在政治上的擇善固執，不是我們有更兇恨和「有效」的鬥爭手段，而是體察人性的黑暗，深知所有人皆是在充滿限制及不理想的處境下匍匐前進。這使我們在爭取公正的政策同時，能警惕鬥爭思維，避免社會及不同的人蒙受不必要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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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今天政治局面的信仰反思（二）：秩序乃是恩典，惡是善的虧損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0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