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现今有关政制的争论，基本都是围绕「有没有真普选」的问题而引发。但笔者认为，基督徒要从这问题发出信仰反思，我们应首先探讨为何香港需要真普选，并且什么是会造成没有真普选的可能因素。笔者在整理不同研究者的看法后，认为它涉及三个互为相关的问题：香港内部发展的需要及困局、中国政府转型的路向，和一国两制关系。香港需要真普选，主要是因为它内部发展的需要及困局造成的。以此问题本身，其实并不涉及所谓「爱国不爱国」的矛盾。但中国政府转型的路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政权的不安，令香港的「普选」问题与「爱国」纠结不开，并且最终令中央将「两制」视为「动摇」一国的祸源。

　　香港要求真普选的呼声愈来愈高，主因当然是特区现行的选举制度，令行政长官没有充份的民意授权，并且在立法会没有充够的政治盟友奥援。其次的原因是香港近年的经济及社会发展都面临瓶颈，要在众多不同意见中形成政策，以往的精英谘询及行政吸纳政治，已不能为政策计划作足够的民意充权。如此，一个有足够认受性的普选，便成了不少巿民盼望香港走出政策制订蹒跚、缺乏民意的困局的出路。可是，当事情一直发展的下去，巿民愈来愈清楚，最担心香港举行没有「筛选」的普选的，乃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强调它并不能接受一个「可能」「不爱国」的特首，并且要以提名委员会的方法，保证出选的人不会「出意外」。 ^[1] 什至，「偏离」爱国这点，便「难以维护」国家安全。 ^[2]

　　因此，「国家安全」是中央政府最关注的事，而按《「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国家安全」，其实乃是「一国」原则：「坚持一国原则，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尊重国家实行的根本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则。」^[3]   从白皮书的表达，我们可理解，香港的普选要「筛选」，乃是因为要保证「国家实行的根本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则」。按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4] 《宪法》序言清楚说明乃「共产党领导」。因此，乔晓阳的谈话便表明：「爱国爱港是一种正面的表述，如果从反面讲，最主要的内涵就是管理香港的人不能是与中央对抗的人，再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不能是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改变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 」^[5]   简言之，中央担心无「筛选」的普选，会产生出「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改变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

　　如此，普选的核心，关乎实行「一国两制」的资本主义的香港，能否保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受挑战。从逻辑而言，这种说法其实已充满吊诡。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本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敌人。共产党从专政的角度出发，资本主义「亡我之心」定是不死的。如此，香港的动向，往往便会被看成是「专政敌人」的举动。

　　相反，对资本主义的香港来说，它所熟悉的政治体制，是西方采用民主自由政体的资本主义。虽然它过往是殖民地，但多数巿民并不认为，中央在《基本法》承诺的普选，是会与他们认识的西方民主政体有很大差别的。他们也对「专政」可能受到的「挑战」满不在乎，但却又不会认真地挑战国内的政治体制（例如，每年的「六四」集会，参与者都高叫「结束一党专政」，但二十多年来，都未见有人将之付诸成具体可见、拥有动员力量的政治行动）。在2013年以前，笔者及大多数香港巿民，很难想像香港本土的普选，会成为挑战中国共产党「专政」的力量。反倒的是，从梁振英上台、国民教育事件，及国内官员与党的媒体的文攻武吓，巿民却感受大陆的「专政」力量慢慢在香港伸展。或许中央是为了香港的「好处」而为之，但不少巿民却将之看成是对「两制」承诺的侵蚀，并且将令香港变质，因此不惜以强硬的态度对应中央政府。我们从整个普选的讨论中，看到这种相互不信任的意识在不断发酵。 并且，双方都以「存亡之秋」的态度对应之，令事情缺乏转寰的馀地。

　　诚然，「一国两制」之所以能出现，是因着中国共产党承诺接纳资本主义社会这异质体在它的统治体制里。因此，当它对自己的政权不安时，这种接纳便会愈发减低。当今中国政府，正面对千头万绪的问题：党内腐败、民族宗教问题、群体性冲突愈发增多、经济发展瓶颈、地方政府对中央的诉求、周边国家对它的敌对与怀疑。这些问题，都令它喘喘不安。要应对这复杂的局面，国内的官员及知识份子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他们看到执政党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判断等方面仍停留于革命党的经验系统，惯于以斗争革命操作政治，但改革开放后的多元社会，再不接受这种执政方式。他们的表述，令我觉得香港今天就政制与中央产生的争持，其实是共产党执政转型遇到的典型困难：

　　由于国家和社会先于政党转型，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力量率先得到生长和发育，这种开放的力量具有自下而上的活力和动力，对执政党的传统政治空间和全面执政方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威胁。根本说来是自下而上的自由主义与自上而下的保守主义两股力量之间在性质上发生了差异，社会历史的整体性与执政党天然的局部性之间无疑构成了直接冲突。执政党与国家、社会、市场的新兴力量不仅在感受上有了差异，而且在相互关系的方向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革命的历史传统决定了执政党一贯都是界定国家、社会与市场的主体，如今的情况开始发生逆转，国家、社会与市场随着自身力量的增长开始要求行使自身的天然权利，重新界定执政党的边界和活动範围，于是就出现了党政、党企、党财、党事、党人等领域的全面紧张关系，由此引发了执政党社会管理的危机。这种管理危机不断地冲击和动摇执政党的执政信心，一旦所有的紧张感和危机感上升为执政威胁的时候，执政党的正常转型意愿和努力就被危机管理和临时应对所代替，转型大计就这样一次次被紧急状态所代替而搁置。 ^[6]

　　如此，中国共产党内的学者是理解社会改变，势必对革命化的「专政」执政方式产生挑战。但这挑战若到了共产党感到有「执政威胁」时，它便会中断它的转型，反向挑战它的人进行革命斗争。这岂不是与香港今天面对的困难相似吗？

　　从最近中国共产党的一连串行动看来（如，以民主生活会的形式要求干部互相批评，将维权律师及异见人士判刑，收紧网络言论及互联网的通讯，对基督教教堂的拆十字架行动，禁止穆斯林守斋戒月，对穆斯林学校、学生及教师的「两清」行动，严打腐败干部，及对香港发表「一国两制」白皮书），党正对一切可能影响自身执政的潜在危险（包括它自己的内部）进行斗争。它似乎相信，反腐及党的内部改革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及支持，而打击异见及潜在有威胁的群体则可令它的执政更稳固。反腐的确能获得民间的掌声，但同时间我们不要忽视，民众普遍视之为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不是党真心诚意让出自己的特权与利益。至于党在其他领域的斗争，现今似乎只是挑动了更多民众的不满，而没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更令人担心的是，党的斗争路线及暴力维稳已渐渐失效，对政府不满的人民敢于采取群体性事件对抗，什至不时有人以放置炸弹、纵火、攻击杀害政府人员来渲洩对政府的不满。

　　面对这种种困局，基督徒应看清，香港的政制争拗，是在更宏观的中国政府转型时空底下发生的。如此，香港社会能否文明地及有秩序地应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恐惧，以及它从革命本能发出的斗争，不单与香港的福祉有关，更与整个中国社会如何面对党的转型有关。若党粗暴地镇压香港政制改革的诉求，它其实在告诉广大人民，对它的不满是不能以文明及有秩序的方法来解决的。并且，它也在告诉国际社会，它的承诺只是自身利益的延伸，在它觉得必要时，是可以将之撕毁的。亦因此，香港在这次争取普选的过程里，和平、在宪制里的争取和讨论才是对中国未来最有利的方法，这才能使我们从斗争及混乱的夹缝中走出来。

　　让我最后再重申，香港的普选问题，原本就是两制中香港自身的问题，可是因党对自己执政地位的不安，却渐渐将这问题白热化为另一场「斗争」。这是我作为巿民的无奈。

　　面对这复杂的局面，基督信仰的确没有一个自家的政制方案，也没有对中国共产党转型的灵丹妙药。但它对秩序、政府及人的罪性、人如何在罪中蒙救、以及教会在社会中的角色，是可以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乱局提供一些让人安身立命，稳住社会状况的建议。这是我续后的稿子的目标。我会先谈秩序乃是恩典，指出恶是善的亏损，并且我们在政治讨论时，要注意区别制度的邪恶和有罪的人。我也会分析救赎在政治可带出的释放及复和的含意。最后，尝试钩勒教会在这时可以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