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現今有關政制的爭論，基本都是圍繞「有沒有真普選」的問題而引發。但筆者認為，基督徒要從這問題發出信仰反思，我們應首先探討為何香港需要真普選，並且甚麼是會造成沒有真普選的可能因素。筆者在整理不同研究者的看法後，認為它涉及三個互為相關的問題：香港內部發展的需要及困局、中國政府轉型的路向，和一國兩制關係。香港需要真普選，主要是因為它內部發展的需要及困局造成的。以此問題本身，其實並不涉及所謂「愛國不愛國」的矛盾。但中國政府轉型的路向，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對自身政權的不安，令香港的「普選」問題與「愛國」糾結不開，並且最終令中央將「兩制」視為「動搖」一國的禍源。

　　香港要求真普選的呼聲愈來愈高，主因當然是特區現行的選舉制度，令行政長官沒有充份的民意授權，並且在立法會沒有充夠的政治盟友奧援。其次的原因是香港近年的經濟及社會發展都面臨瓶頸，要在眾多不同意見中形成政策，以往的精英諮詢及行政吸納政治，已不能為政策計劃作足夠的民意充權。如此，一個有足夠認受性的普選，便成了不少巿民盼望香港走出政策制訂蹣跚、缺乏民意的困局的出路。可是，當事情一直發展的下去，巿民愈來愈清楚，最擔心香港舉行沒有「篩選」的普選的，乃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強調它並不能接受一個「可能」「不愛國」的特首，並且要以提名委員會的方法，保證出選的人不會「出意外」。 ^[1] 甚至，「偏離」愛國這點，便「難以維護」國家安全。 ^[2]

　　因此，「國家安全」是中央政府最關注的事，而按《「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國家安全」，其實乃是「一國」原則：「堅持一國原則，最根本的是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尊重國家實行的根本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則。」^[3]   從白皮書的表達，我們可理解，香港的普選要「篩選」，乃是因為要保證「國家實行的根本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則」。按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 ^[4] 《憲法》序言清楚說明乃「共產黨領導」。因此，喬曉陽的談話便表明：「愛國愛港是一種正面的表述，如果從反面講，最主要的內涵就是管理香港的人不能是與中央對抗的人，再說得直接一點，就是不能是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人。 」^[5]   簡言之，中央擔心無「篩選」的普選，會產生出「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人」。

　　如此，普選的核心，關乎實行「一國兩制」的資本主義的香港，能否保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受挑戰。從邏輯而言，這種說法其實已充滿弔詭。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本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敵人。共產黨從專政的角度出發，資本主義「亡我之心」定是不死的。如此，香港的動向，往往便會被看成是「專政敵人」的舉動。

　　相反，對資本主義的香港來說，它所熟悉的政治體制，是西方採用民主自由政體的資本主義。雖然它過往是殖民地，但多數巿民並不認為，中央在《基本法》承諾的普選，是會與他們認識的西方民主政體有很大差別的。他們也對「專政」可能受到的「挑戰」滿不在乎，但卻又不會認真地挑戰國內的政治體制（例如，每年的「六四」集會，參與者都高叫「結束一黨專政」，但二十多年來，都未見有人將之付諸成具體可見、擁有動員力量的政治行動）。在2013年以前，筆者及大多數香港巿民，很難想像香港本土的普選，會成為挑戰中國共產黨「專政」的力量。反倒的是，從梁振英上台、國民教育事件，及國內官員與黨的媒體的文攻武嚇，巿民卻感受大陸的「專政」力量慢慢在香港伸展。或許中央是為了香港的「好處」而為之，但不少巿民卻將之看成是對「兩制」承諾的侵蝕，並且將令香港變質，因此不惜以強硬的態度對應中央政府。我們從整個普選的討論中，看到這種相互不信任的意識在不斷發酵。 並且，雙方都以「存亡之秋」的態度對應之，令事情缺乏轉寰的餘地。

　　誠然，「一國兩制」之所以能出現，是因著中國共產黨承諾接納資本主義社會這異質體在它的統治體制裡。因此，當它對自己的政權不安時，這種接納便會愈發減低。當今中國政府，正面對千頭萬緒的問題：黨內腐敗、民族宗教問題、群體性衝突愈發增多、經濟發展瓶頸、地方政府對中央的訴求、周邊國家對它的敵對與懷疑。這些問題，都令它喘喘不安。要應對這複雜的局面，國內的官員及知識份子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改革，將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他們看到執政黨的思維方式、思想方法、價值判斷等方面仍停留於革命黨的經驗系統，慣於以鬥爭革命操作政治，但改革開放後的多元社會，再不接受這種執政方式。他們的表述，令我覺得香港今天就政制與中央產生的爭持，其實是共產黨執政轉型遇到的典型困難：

　　由於國家和社會先於政黨轉型，國家、社會和市場的力量率先得到生長和發育，這種開放的力量具有自下而上的活力和動力，對執政黨的傳統政治空間和全面執政方式構成了嚴峻的挑戰和威脅。根本說來是自下而上的自由主義與自上而下的保守主義兩股力量之間在性質上發生了差異，社會歷史的整體性與執政黨天然的局部性之間無疑構成了直接衝突。執政黨與國家、社會、市場的新興力量不僅在感受上有了差異，而且在相互關係的方向上發生了徹底的變化。革命的歷史傳統決定了執政黨一貫都是界定國家、社會與市場的主體，如今的情況開始發生逆轉，國家、社會與市場隨著自身力量的增長開始要求行使自身的天然權利，重新界定執政黨的邊界和活動範圍，於是就出現了黨政、黨企、黨財、黨事、黨人等領域的全面緊張關係，由此引發了執政黨社會管理的危機。這種管理危機不斷地衝擊和動搖執政黨的執政信心，一旦所有的緊張感和危機感上升為執政威脅的時候，執政黨的正常轉型意願和努力就被危機管理和臨時應對所代替，轉型大計就這樣一次次被緊急狀態所代替而擱置。 ^[6]

　　如此，中國共產黨內的學者是理解社會改變，勢必對革命化的「專政」執政方式產生挑戰。但這挑戰若到了共產黨感到有「執政威脅」時，它便會中斷它的轉型，反向挑戰它的人進行革命鬥爭。這豈不是與香港今天面對的困難相似嗎？

　　從最近中國共產黨的一連串行動看來（如，以民主生活會的形式要求幹部互相批評，將維權律師及異見人士判刑，收緊網絡言論及互聯網的通訊，對基督教教堂的拆十字架行動，禁止穆斯林守齋戒月，對穆斯林學校、學生及教師的「兩清」行動，嚴打腐敗幹部，及對香港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黨正對一切可能影響自身執政的潛在危險（包括它自己的內部）進行鬥爭。它似乎相信，反腐及黨的內部改革能贏得人民的信任及支持，而打擊異見及潛在有威脅的群體則可令它的執政更穩固。反腐的確能獲得民間的掌聲，但同時間我們不要忽視，民眾普遍視之為共產黨內部的權力鬥爭，而不是黨真心誠意讓出自己的特權與利益。至於黨在其他領域的鬥爭，現今似乎只是挑動了更多民眾的不滿，而沒法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更令人擔心的是，黨的鬥爭路線及暴力維穩已漸漸失效，對政府不滿的人民敢於採取群體性事件對抗，甚至不時有人以放置炸彈、縱火、攻擊殺害政府人員來渲洩對政府的不滿。

　　面對這種種困局，基督徒應看清，香港的政制爭拗，是在更宏觀的中國政府轉型時空底下發生的。如此，香港社會能否文明地及有秩序地應對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恐懼，以及它從革命本能發出的鬥爭，不單與香港的福祉有關，更與整個中國社會如何面對黨的轉型有關。若黨粗暴地鎮壓香港政制改革的訴求，它其實在告訴廣大人民，對它的不滿是不能以文明及有秩序的方法來解決的。並且，它也在告訴國際社會，它的承諾只是自身利益的延伸，在它覺得必要時，是可以將之撕毀的。亦因此，香港在這次爭取普選的過程裡，和平、在憲制裡的爭取和討論才是對中國未來最有利的方法，這才能使我們從鬥爭及混亂的夾縫中走出來。

　　讓我最後再重申，香港的普選問題，原本就是兩制中香港自身的問題，可是因黨對自己執政地位的不安，卻漸漸將這問題白熱化為另一場「鬥爭」。這是我作為巿民的無奈。

　　面對這複雜的局面，基督信仰的確沒有一個自家的政制方案，也沒有對中國共產黨轉型的靈丹妙藥。但它對秩序、政府及人的罪性、人如何在罪中蒙救、以及教會在社會中的角色，是可以為未來可能出現的亂局提供一些讓人安身立命，穩住社會狀況的建議。這是我續後的稿子的目標。我會先談秩序乃是恩典，指出惡是善的虧損，並且我們在政治討論時，要注意區別制度的邪惡和有罪的人。我也會分析救贖在政治可帶出的釋放及復和的含意。最後，嘗試鉤勒教會在這時可以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