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教会圈子讨论以巴冲突，已由一面倒谈论末世预言，认为巴勒斯坦人即圣经中的非利士人，认为巴勒斯坦人总是恐怖份子，转而多从不同角度了解以色列及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今日我们可以掌握的资讯较以往多，也较容易听到不同的声音。尤其生活在香港，这里始终是资讯自由流通的城市，作为基督徒领袖，不管是在教会内或外，多从不同角度看人与事，牛皮灯笼也会被点明。
在五月廿六日一个由柏祺城市转化中心及教会更新运动合办的「以巴纠纷之启迪──动盪中的领导」的聚会中，我们尝试从另一角度看以巴问题──在社会上属于少数的基督徒领袖，如何在充满仇恨与撕裂的社会氛围中，以和平非暴力的方法成为和平之子？
讲员Sami Awad来自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家庭，祖父无辜地死于以色列军人枪下，但祖母的一句话决定了他们家族的回应方式：主耶稣教导我们爱仇敌，并不是教我们选择去爱或不爱他们，而是命令。他今日虽拥有美国护照，但却一家回到巴勒斯坦，成立非政府组织Holyland Trust，并以「非线性思维」方法，培训当地领袖，由思维角度开始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从而跳离固有的被压迫者心态，多从不同角度看敌人，接纳程度增加了，爱仇敌的机会也随之而增加。
按Sami Awad分享，改变领袖的思考方法，从另一（什至相反）角度看敌对者的行为，不但可以停止仇恨，更可以带来社区的转化。他认为以色列人有好人也有坏人，同样，巴勒斯坦人中也有好与坏。而他所训练的对象，即包括巴勒斯坦人，也有以色列人，同时也有穆斯林和归信基督教的犹太人。
以巴冲突问题，日常老伯姓可以参与的不多，但却是冲突的受害者。这就如今日社会上的大议题，如全球暖化、民主改革、人权社运等等，倡议者有倡议者的论述空间，反对者有反对者的平台，但教会可以怎样参与？小市民除了跟随某一方的立场外，还有什么选择？相信我们当前面对的境况，并不比处身以色冲突狭缝中的基督徒困难。
八福中的缔造和平者，原来可以由思维改变开始。Sami Awad提出「非线性领袖培训」（non-linear leadership training），是帮助领袖多角度思考。同一件事，除了我们自然想到的方向外，若从对方的背景思考，也许可以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这种思考方法，大有Edward DeBono的「水平思考法」（lateral thinking）的影子，也有一些辅导理念及正面思维的成份在内。面对受压迫者，也许他们无力改变现况，但可改变的是思想与态度。不少家庭因为多了不同角度看同一现象，他们得着动力去面对逆境，不再困于死胡同之内。
我们不得不承认，日常生活中一些逆境是自找的。例如，对人和事的误会、对无法改变现实的眷恋等。困于胡同内，需要别人帮忙才能得以脱离。因此，要助人找出路，我们需要同行者。领袖其中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孤单。领袖需要同行者，协助他们看到盲点，在困局中看到出路，从而能带领他／她的跟随者前行。我不知今日香港的政商与教会界，多少领袖有敢言的同行者？
另外，Daniel Goldman提出管理情绪对领袖的重要，一个领袖多有能力，但人际关系被自己的情绪破坏了，夥伴因而离开、团队四散，又如何成大事？管理情绪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多从不同角度思考同一件事，无限的可能就此而出现。
我们可以疾恶如仇，面对不义之事大声疾呼。不过，作为领袖，所拥有的影响力，直接会带来可能难以补救的后果。义愤填胸之前，或许需要停一停，想一想。特别今日发达的社交网络平台，随意分享，随时批评实在太容易。但不少时候，这些「义怒」原来是来自恶作剧、误会和二次创作。
香港的资讯自由流通，有利也有弊。我们可善用这里的空间，分享与批评之前，多想想，多看看，多听听，以不同角度重覆审视才发声，也许能由一小步开始改变我们的社会。
今日教会及香港社会整体都面对不少问题需要面对。作为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可以选择逃避，只讲一些不着癢处的永恒大道理；选择挺身而出，站在最前线带头改革。同时也可以像这些来自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一样，从社区层面开始，以行动缔造和平，为社区带来改变，为这城市带来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