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教會圈子討論以巴衝突，已由一面倒談論末世預言，認為巴勒斯坦人即聖經中的非利士人，認為巴勒斯坦人總是恐怖份子，轉而多從不同角度了解以色列及巴勒斯坦人之間的衝突。今日我們可以掌握的資訊較以往多，也較容易聽到不同的聲音。尤其生活在香港，這裡始終是資訊自由流通的城市，作為基督徒領袖，不管是在教會內或外，多從不同角度看人與事，牛皮燈籠也會被點明。
在五月廿六日一個由柏祺城市轉化中心及教會更新運動合辦的「以巴糾紛之啟迪──動盪中的領導」的聚會中，我們嘗試從另一角度看以巴問題──在社會上屬於少數的基督徒領袖，如何在充滿仇恨與撕裂的社會氛圍中，以和平非暴力的方法成為和平之子？
講員Sami Awad來自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家庭，祖父無辜地死於以色列軍人槍下，但祖母的一句話決定了他們家族的回應方式：主耶穌教導我們愛仇敵，並不是教我們選擇去愛或不愛他們，而是命令。他今日雖擁有美國護照，但卻一家回到巴勒斯坦，成立非政府組織Holyland Trust，並以「非線性思維」方法，培訓當地領袖，由思維角度開始改變一個人的想法，從而跳離固有的被壓迫者心態，多從不同角度看敵人，接納程度增加了，愛仇敵的機會也隨之而增加。
按Sami Awad分享，改變領袖的思考方法，從另一（甚至相反）角度看敵對者的行為，不但可以停止仇恨，更可以帶來社區的轉化。他認為以色列人有好人也有壞人，同樣，巴勒斯坦人中也有好與壞。而他所訓練的對象，即包括巴勒斯坦人，也有以色列人，同時也有穆斯林和歸信基督教的猶太人。
以巴衝突問題，日常老伯姓可以參與的不多，但卻是衝突的受害者。這就如今日社會上的大議題，如全球暖化、民主改革、人權社運等等，倡議者有倡議者的論述空間，反對者有反對者的平台，但教會可以怎樣參與？小市民除了跟隨某一方的立場外，還有甚麼選擇？相信我們當前面對的境況，並不比處身以色衝突狹縫中的基督徒困難。
八福中的締造和平者，原來可以由思維改變開始。Sami Awad提出「非線性領袖培訓」（non-linear leadership training），是幫助領袖多角度思考。同一件事，除了我們自然想到的方向外，若從對方的背景思考，也許可以得出不一樣的結論。這種思考方法，大有Edward DeBono的「水平思考法」（lateral thinking）的影子，也有一些輔導理念及正面思維的成份在內。面對受壓迫者，也許他們無力改變現況，但可改變的是思想與態度。不少家庭因為多了不同角度看同一現象，他們得著動力去面對逆境，不再困於死胡同之內。
我們不得不承認，日常生活中一些逆境是自找的。例如，對人和事的誤會、對無法改變現實的眷戀等。困於胡同內，需要別人幫忙才能得以脫離。因此，要助人找出路，我們需要同行者。領袖其中一個最大的危機，就是孤單。領袖需要同行者，協助他們看到盲點，在困局中看到出路，從而能帶領他／她的跟隨者前行。我不知今日香港的政商與教會界，多少領袖有敢言的同行者？
另外，Daniel Goldman提出管理情緒對領袖的重要，一個領袖多有能力，但人際關係被自己的情緒破壞了，夥伴因而離開、團隊四散，又如何成大事？管理情緒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多從不同角度思考同一件事，無限的可能就此而出現。
我們可以疾惡如仇，面對不義之事大聲疾呼。不過，作為領袖，所擁有的影響力，直接會帶來可能難以補救的後果。義憤填胸之前，或許需要停一停，想一想。特別今日發達的社交網絡平台，隨意分享，隨時批評實在太容易。但不少時候，這些「義怒」原來是來自惡作劇、誤會和二次創作。
香港的資訊自由流通，有利也有弊。我們可善用這裡的空間，分享與批評之前，多想想，多看看，多聽聽，以不同角度重覆審視才發聲，也許能由一小步開始改變我們的社會。
今日教會及香港社會整體都面對不少問題需要面對。作為有影響力的人，我們可以選擇逃避，只講一些不著癢處的永恆大道理；選擇挺身而出，站在最前線帶頭改革。同時也可以像這些來自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一樣，從社區層面開始，以行動締造和平，為社區帶來改變，為這城市帶來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