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当中港矛盾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当下，若不是近期台湾的反服贸运动突显了学生新世代的角色，若不是六四廿五周年渐近，恐怕记起五四运动的人，会更为稀少。
这场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已经发生了九十五年。由一开始的「外争强权，内除国贼」，到后来追随「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寻索强国之路，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时至今日，中国的国力与国际地位，与九十五年前相比，是天壤之别，然而真正的德先生仍然脚踪杳然。廿五年前的北京学运，更是血腥镇压收场，至今仍成为内地言论禁区，多年来未见松动。连宗教自由近期亦见倒退迹象，官方强拆教堂和十字架。只有在偏于一隅的台湾和香港，因为体制不同，仍有自由学生运动的空间──这不单是包容的空间，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空间，需要大家珍惜与守护。
没有利益包袱，加上一份属于初生之犊的热诚与勇气，学生运动常能成为突破社会困局的新可能。月前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固然把一股新鲜空气注入那陷进政党倾轧泥沼的立法议场。年前香港的反国教运动，到近期争取公民提名特首候选人，发起的也是学生团体，在成人世界的重重妥协与无奈中，催生变革可能。现实上活跃于社会的学生，实际数字或许不是多数，但其动员能量却足可涵盖整个社会。一个学生运动有所作为的社会，也是一个仍然有革新盼望的社会。
回望教会群体，作为未来服事的新力军，神学生又能否成为凝聚教会更新动力的群体？神学院学生就整体教会与社会事务表达意见，原本就已经比较少。而随着学制的变化，社会的变迁，近年报读神学院的学生之中，早已久经职场考验的，大不乏人。这份成熟的人生经验，对于未来的牧养工作，肯定大有裨益。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批新力军能否为未来教会注入新活力，开创新局面，面对新挑战，就很在乎能否整合先前的人生经验，使之成为突破前路的资源，而不是固步自封的框框。这对步入「第二职场」的人来说，也是一项挑战。
我们没有必要将创新与传统对立，但观乎当下香港教会群体的情况，创新动力的结构因素实在有弱化迹象，不无担忧。然而，随着社会「通识新一代」的成长，当教会内的年轻人愈见主动寻索。教牧人员能否提供适切的牧养，以至新一代的锋芒能指引他们醒觉到自己的恩典所在，成为日后教会群体在新世代作见证的装备？这其实也是教会未来更新的另一个可能。愿上主光照前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