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首轮二○一七政改谘询白热化，香港教会群体亦陆续出现不同的主张和表态。当中有些属宗派或跨宗派的商议成果，也有以个别教牧信徒身份发起联署，寻求更多信徒以至非信徒的认同，凝聚力量。这些主张或由原则层面出发，也有巨细无遗的方案建议。在妥协与进取之间，取态不同，背后涉及形势的评估与策略的考虑，哪个最终能得到多数人的肯定，目前可能言之尚早。不过观乎香港自九七后的十多年，普选进程崎岖，要日后《基本法》所承诺的普选得以名实相符，相信会有更多港人以更主动积极进取的态度，迎向挑战，为香港的未来打拼。
一九九七后的这些年来，我们清楚看到一个缺乏有效制衡的政制，一个备受操控的小圈子选举，实在令香港陷入管治失效的恶性循环之中，更冲击着香港社会原有的核心价值。若人性负面因素继续失去制衡，人性正面因素的发挥空间继续萎缩，结果令社会弃守公义，香港将要面对怎样的景况？如何迎战未来来自四方八面的挑战？
我们的信仰并没有为个别政治制度背书，可是民主理想背后对人性善恶的现实了解，与我们的信仰也没有冲突。必须指出，教会有从上主而来的使命托付与权柄，教会群体亦不必然跟随现世的价值与议程。可是，这个现世亦正正是信徒要活出信仰的场景。更何况，叫万事互相效力的上主总会借着活在现世中的人（包括信徒）来成就他的美意，昔日先知的判语亦泰半针对现实社会的不公义。教会关心现世（包括普选），基础并不薄弱。不同宗派和教会人士的政治主张，对信徒教牧而言的确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在今时今日，信徒教牧仍必须对社会多加关心了解，有自己的判断，适时自行表态，为本地公民文化注入气质和活力。无论是过去○三年的七一大游行，两年前的国教事件，到近月的台湾太阳花学运，均显示出一个成熟而独立思考的公民社会对政治生态可以产生的主导作用。亦只有这样的公民社会，民主制度才能持续而有意义的运作，在制度里抗衡人性的负面，并容让人性的正面得以发挥；而不致陷入无意义而迷失自我的政党倾轧。倘若日后《基本法》下的普选得以名实相符，这点公民文化当然重要；倘若日后争普选路仍不知有多漫长，这点公民文化亦有助防範一些当权者以分化当管治的技俩。
与人性罪恶相争，不会因为制度的改变与否而消失，只不过一个善用相争来作制衡的制度会容让正面空间得以巩固，以至扩大。我们不能单靠人的制度来建立天国，但在制度里的每一道张力，每一个决定，每一声呐喊，却可以体现天国的价值；背后总包括每一位认识上主的人的祷告、行动与坚持。求主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