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首輪二○一七政改諮詢白熱化，香港教會群體亦陸續出現不同的主張和表態。當中有些屬宗派或跨宗派的商議成果，也有以個別教牧信徒身份發起聯署，尋求更多信徒以至非信徒的認同，凝聚力量。這些主張或由原則層面出發，也有巨細無遺的方案建議。在妥協與進取之間，取態不同，背後涉及形勢的評估與策略的考慮，哪個最終能得到多數人的肯定，目前可能言之尚早。不過觀乎香港自九七後的十多年，普選進程崎嶇，要日後《基本法》所承諾的普選得以名實相符，相信會有更多港人以更主動積極進取的態度，迎向挑戰，為香港的未來打拼。
一九九七後的這些年來，我們清楚看到一個缺乏有效制衡的政制，一個備受操控的小圈子選舉，實在令香港陷入管治失效的惡性循環之中，更衝擊著香港社會原有的核心價值。若人性負面因素繼續失去制衡，人性正面因素的發揮空間繼續萎縮，結果令社會棄守公義，香港將要面對怎樣的景況？如何迎戰未來來自四方八面的挑戰？
我們的信仰並沒有為個別政治制度背書，可是民主理想背後對人性善惡的現實了解，與我們的信仰也沒有衝突。必須指出，教會有從上主而來的使命託付與權柄，教會群體亦不必然跟隨現世的價值與議程。可是，這個現世亦正正是信徒要活出信仰的場景。更何況，叫萬事互相效力的上主總會藉著活在現世中的人（包括信徒）來成就祂的美意，昔日先知的判語亦泰半針對現實社會的不公義。教會關心現世（包括普選），基礎並不薄弱。不同宗派和教會人士的政治主張，對信徒教牧而言的確有重要參考價值，但在今時今日，信徒教牧仍必須對社會多加關心了解，有自己的判斷，適時自行表態，為本地公民文化注入氣質和活力。無論是過去○三年的七一大遊行，兩年前的國教事件，到近月的台灣太陽花學運，均顯示出一個成熟而獨立思考的公民社會對政治生態可以產生的主導作用。亦只有這樣的公民社會，民主制度才能持續而有意義的運作，在制度裡抗衡人性的負面，並容讓人性的正面得以發揮；而不致陷入無意義而迷失自我的政黨傾軋。倘若日後《基本法》下的普選得以名實相符，這點公民文化當然重要；倘若日後爭普選路仍不知有多漫長，這點公民文化亦有助防範一些當權者以分化當管治的技倆。
與人性罪惡相爭，不會因為制度的改變與否而消失，只不過一個善用相爭來作制衡的制度會容讓正面空間得以鞏固，以至擴大。我們不能單靠人的制度來建立天國，但在制度裡的每一道張力，每一個決定，每一聲吶喊，卻可以體現天國的價值；背後總包括每一位認識上主的人的禱告、行動與堅持。求主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