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前《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受暴徒袭击,多个新闻团体旋即于三月二日举行「反暴力 缉真凶 保法治」游行,而一些基督徒团体在游行前也举办祈祷会,以表达捍卫新闻自由,无惧黑暗力量的立场;同时间,警方声称「贴近真相」,并指称无直接证据显示行凶动机与新闻工作有关,当然为表公正,处方仍强调「因调查未完,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无论调查进展如何,从种种迹象显示,香港的新闻自由似乎已经进入严冬期,这遑论来自政府的明枪暗箭及黑势力的袭击,更可能是香港群体本身已经厌弃新闻自由。在此背景下,当《时代论坛》社评指「盼望教会能继续为这空间(自由与真相的空间)而守望;既指正滥用自由的歪风,也肩担责任抗拒自由空间的萎缩」(第一三八四期)时,这到底指向什么具体内容?同时会否小看教会在香港社群间的贡献?有关问题将涉及教会受上主委托的使命。
按信仰传统理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的工作、死亡及升天是开启一个截然不同的新时代,耶稣是犹太人翘首期待的弥赛亚,但他却被旧世界拒绝,而他的身体──教会在社会里展示上帝将来完满的国度,同样与人类历史的性质及方向截然不同,1这特殊的视角,使教会明白自身的角色,正因为耶稣是历史的主,而只有他才可以彻底更新万物,故在等待上帝国完全来临时,基督统治的旧世界并没有完全抹除邪恶(evil),而国家便被上主委托维持社会秩序,2政府的角色是保护无辜、惩治作恶者及维护和平,故此警方全力追捕凶徒,只是完成它受托的基本角色,在未作进一步调查时,却作出过多的判断,只是误导公众,更什的是过往多宗涉及新闻工作者受袭的案件均未破案,而传媒采访时屡受暴力对待,这却未为处方重视,那么是次处方的「神速」行动,是否只是顺应大社会的风潮?在上主委托下,政府的责任便是追寻幕后黑手、惩治作恶者、支持新闻自由及建立公正的制度。问题是:为何这份「责任」会落在教会肩头上?
其实「责任」是充满歧义(ambiguity),提出此口号的群体都是要教会肯定他们定义的「责任」及接受他们的结论,而这「责任」必须体现在某种特定的方式中,3问题是:「为什么基督徒对特殊的社会秩序、价值有责任?」加上这「责任」是由现存秩序定义及给予,而不是来自耶稣基督那特殊的规範,那么有罪的处境便取代福音变成新的规範,特别当香港新闻自由成为各自表述的话题时,其含混性更见一斑。具体例子可见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于今年二月廿八日受访,指新闻自由是香港核心价值,如果香港没有新闻自由,是很大损失,但评论指这些富豪财阀「支持」的新闻自由,是那些无碍自己的报道,否则便抽广告报复,4如此说来,首富支持及维护的新闻自由,便是无损己身的新闻报道,那么笔者进一步提问:要教会守望的到底是怎样的新闻自由?
教会守望怎样的新闻自由
梅尔文乌罗夫斯基(Melvin Urofsky)指新闻自由是个人有权利表达意见,而且媒体有权利发表各种政治观点、报道新闻。换言之,新闻自由涉及个人或机构,其目的可以监督政府、机构,什至是建立健全民主程序的手段,它赋予任何人都有言说的权利,而这将涉及言论自由的讨论,但作为一种工具性的权利,新闻自由表现为监察政府官员、人民代表,并维护市民利益,这功能正好帮助政府实践其受托使命,就在揭示社会时弊的过程中,政府能够洞悉官员的腐败、惩治各种贪污舞弊、打压不良商业手段、了解民众意向及社会实况以便制定政策等,以上种种皆有利于政府完成她的使命,故此维护新闻自由是政府实践自身使命时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这也促使不少团体支持这种制度及价值,以期建立一个公正及公平的社会,但作为基督的身体,他的身份却不同于地上任何社群,因为他受上主的特殊委托,故此教会能洞悉新闻自由的限制,正如不少传媒工作者所言,在真实及具体的处境下,财团的施压、媒体高层的主动献媚,5皆让我们了解到作为制度的新间自由只是一种幻想,如此说来,教会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对社会更大的贡献,而沦为一般的群体?更什的是教会以为自身的议程与其他群体全然一样,笔者再次指出作为制度的新闻自由并不必然与教会的受托使命连上直接关系,因为教会的「责任」并非支持某种特殊的社会秩序、价值,作为基督的身体,其受托的责任远超于支持报道事实。事实上,只有教会知道政府为何及存在目的,并指出政府应有的任务,6教会告之国家的界限,并在它超越界限时作出指摘,就此而言,教会的任务是优先委托的任务(the superior mandate),故此政府的任务之所以有意义,只在于教会完成其使命,7这便涉及教会「讲真话」(truth telling)的践行了,或许这才是我们在游行集中要展述的内容,同样这是我们支持「新闻自由」的神学理由。
一个相关的报道见于刘进图在「反暴力 缉真凶 保法治」大游行过后的说话,他强调「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刘进图言论背后,似乎认定正是某种真理促使他报道真相,对基督宗教而言,这类似彼拉多的提问:「真理是什么?」对基督身体来说,我们要见证的就是那真理──耶稣基督。教会所见证的真理便是耶稣基督,他是那真光,且在地上勇于揭穿恶者及权势的虚伪,于是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效法耶稣践行「讲真话」,我们知道受罪困绑的世界是如此伪善、表里不一,而欺骗总会危及社群的存在(徒五1-11),说谎和欺骗会伤害他人,故此关系中的真实性(truthfulness in relationships),促使我们重建神的形象。正因如此,教会重视言词,因为它是上帝的礼物,于是「讲真话」是门徒回馈给上主的礼物,故此谎言是滥用这份礼物及转离上主。因此教会受更大的委托,她对社会的贡献在于她指斥谎言及活出如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导引我们先不能忍受教会内的谎言,同时看不过教外的虚伪,于是我们不只参与「反暴力 缉真凶 保法治」游行,同时更要质问谢伟俊出于「好奇」特意检视《广播条例》条文的用意、批评政府「搬龙门」的粗暴做法、检视国民教育的谬误、反对那些强迫员工营造假民意的公司……求真(Being truthful)不仅是说事实,更是以温柔(gentleness)、谦卑(humility)及耐性(patience)去辨识事情全貌。
与此同时,那些委身活出如耶稣的生命的人却常受挑战,他们总受诱惑去赢得成果,于是获得胜利比活出真理更为重要,事实上很少人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结果我们制造更多白色谎言,而我们却不认为它是欺骗,因此在传福音和筹款的事务上,我们只能逐步揭示我们真正目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不公平地体现或歪曲对手的意见,因为我们总认为自己的关注点比其他人更重要,可是当我们这样做时,却在败坏自己所受的委托、不尊重我们正在试图说服的人,如是之故,我们很容易走向虚伪、口是心非和欺骗,并且破坏自己的诚信,正因如此,信仰群体将失去言说及聆听真理的能力。就笔者看来,教会并不是要支持那种特殊的社会价值,我们支持「新闻自由」有自身的神学理由,教会只是受托见证真理,在过程中如耶稣般践行「讲真话」,期望先从自身内建立一个「真诚群体」。那么基督的肢体要先学习不体面,那是说彼此不愿意隐瞒自己的问题或遮盖伤口轻轻地说:「平安、平安」,故此教会捍卫的或许不是制度性的新闻自由,而是在不同场景中成为用一个不从众的人,强调耶稣的特殊价值,并以温柔、谦卑及耐性去辨识事情全貌,然后不畏权势去「讲真话」,因为「讲真话」总是先于新闻自由,而有没有新闻自由反映社会有多重视「讲真话」,教会优先性便在于先行体现此种践行,让社会其他群体学习对自己及他人「讲真话」,如此教会的任务方能成为优先委托的任务,同时对香港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基于此,假若教会止于建立一种制度性的新闻自由,那么只会失去自身更为彻底的使命,教会将与其他社会群体没有多大分别,最终只让他人小看教会贡献社会的能力。
编按:分题为编者所加。
- John H. Yoder, “Peace Without Eschatology?,” in The Royal Priesthood: Essays Ecclesiastical and Ecumenical, ed. Michael G. Cartwright (Scottdale, Pennsylvania: Herald Press, 1994), 146-147.
- Yoder, “Peace Without Eschatology?,” 149.
- Yoder, “Peace Without Eschatology?,” 162.
- 陈沛敏:〈李嘉诚支持的新闻自由〉,《苹果日报》,二○一四年三月四日,A17。
- 同见健吾:〈周末新观点〉,《明报》,二○一四年三月十五日,A24。
- John H. Yoder, Discipleship as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Scottdale, Pennsylvania: Herald Press, 2003), 25.
- Yoder, Discipleship as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