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前《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受暴徒襲擊,多個新聞團體旋即於三月二日舉行「反暴力 緝真兇 保法治」遊行,而一些基督徒團體在遊行前也舉辦祈禱會,以表達捍衛新聞自由,無懼黑暗力量的立場;同時間,警方聲稱「貼近真相」,並指稱無直接證據顯示行兇動機與新聞工作有關,當然為表公正,處方仍強調「因調查未完,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無論調查進展如何,從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的新聞自由似乎已經進入嚴冬期,這遑論來自政府的明槍暗箭及黑勢力的襲擊,更可能是香港群體本身已經厭棄新聞自由。在此背景下,當《時代論壇》社評指「盼望教會能繼續為這空間(自由與真相的空間)而守望;既指正濫用自由的歪風,也肩擔責任抗拒自由空間的萎縮」(第一三八四期)時,這到底指向甚麼具體內容?同時會否小看教會在香港社群間的貢獻?有關問題將涉及教會受上主委託的使命。
按信仰傳統理解,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在世的工作、死亡及升天是開啟一個截然不同的新時代,耶穌是猶太人翹首期待的彌賽亞,但祂卻被舊世界拒絕,而祂的身體──教會在社會裡展示上帝將來完滿的國度,同樣與人類歷史的性質及方向截然不同,1這特殊的視角,使教會明白自身的角色,正因為耶穌是歷史的主,而只有祂才可以徹底更新萬物,故在等待上帝國完全來臨時,基督統治的舊世界並沒有完全抹除邪惡(evil),而國家便被上主委託維持社會秩序,2政府的角色是保護無辜、懲治作惡者及維護和平,故此警方全力追捕兇徒,只是完成它受託的基本角色,在未作進一步調查時,卻作出過多的判斷,只是誤導公眾,更甚的是過往多宗涉及新聞工作者受襲的案件均未破案,而傳媒採訪時屢受暴力對待,這卻未為處方重視,那麼是次處方的「神速」行動,是否只是順應大社會的風潮?在上主委託下,政府的責任便是追尋幕後黑手、懲治作惡者、支持新聞自由及建立公正的制度。問題是:為何這份「責任」會落在教會肩頭上?
其實「責任」是充滿歧義(ambiguity),提出此口號的群體都是要教會肯定他們定義的「責任」及接受他們的結論,而這「責任」必須體現在某種特定的方式中,3問題是:「為甚麼基督徒對特殊的社會秩序、價值有責任?」加上這「責任」是由現存秩序定義及給予,而不是來自耶穌基督那特殊的規範,那麼有罪的處境便取代福音變成新的規範,特別當香港新聞自由成為各自表述的話題時,其含混性更見一斑。具體例子可見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於今年二月廿八日受訪,指新聞自由是香港核心價值,如果香港沒有新聞自由,是很大損失,但評論指這些富豪財閥「支持」的新聞自由,是那些無礙自己的報道,否則便抽廣告報復,4如此說來,首富支持及維護的新聞自由,便是無損己身的新聞報道,那麼筆者進一步提問:要教會守望的到底是怎樣的新聞自由?
教會守望怎樣的新聞自由
梅爾文烏羅夫斯基(Melvin Urofsky)指新聞自由是個人有權利表達意見,而且媒體有權利發表各種政治觀點、報道新聞。換言之,新聞自由涉及個人或機構,其目的可以監督政府、機構,甚至是建立健全民主程序的手段,它賦予任何人都有言說的權利,而這將涉及言論自由的討論,但作為一種工具性的權利,新聞自由表現為監察政府官員、人民代表,並維護市民利益,這功能正好幫助政府實踐其受託使命,就在揭示社會時弊的過程中,政府能夠洞悉官員的腐敗、懲治各種貪污舞弊、打壓不良商業手段、了解民眾意向及社會實況以便制定政策等,以上種種皆有利於政府完成她的使命,故此維護新聞自由是政府實踐自身使命時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這也促使不少團體支持這種制度及價值,以期建立一個公正及公平的社會,但作為基督的身體,祂的身份卻不同於地上任何社群,因為祂受上主的特殊委託,故此教會能洞悉新聞自由的限制,正如不少傳媒工作者所言,在真實及具體的處境下,財團的施壓、媒體高層的主動獻媚,5皆讓我們了解到作為制度的新間自由只是一種幻想,如此說來,教會為甚麼要放棄自己對社會更大的貢獻,而淪為一般的群體?更甚的是教會以為自身的議程與其他群體全然一樣,筆者再次指出作為制度的新聞自由並不必然與教會的受託使命連上直接關係,因為教會的「責任」並非支持某種特殊的社會秩序、價值,作為基督的身體,其受託的責任遠超於支持報道事實。事實上,只有教會知道政府為何及存在目的,並指出政府應有的任務,6教會告之國家的界限,並在它超越界限時作出指摘,就此而言,教會的任務是優先委託的任務(the superior mandate),故此政府的任務之所以有意義,只在於教會完成其使命,7這便涉及教會「講真話」(truth telling)的踐行了,或許這才是我們在遊行集中要展述的內容,同樣這是我們支持「新聞自由」的神學理由。
一個相關的報道見於劉進圖在「反暴力 緝真兇 保法治」大遊行過後的說話,他強調「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劉進圖言論背後,似乎認定正是某種真理促使他報道真相,對基督宗教而言,這類似彼拉多的提問:「真理是甚麼?」對基督身體來說,我們要見證的就是那真理──耶穌基督。教會所見證的真理便是耶穌基督,祂是那真光,且在地上勇於揭穿惡者及權勢的虛偽,於是作為基督的身體,我們效法耶穌踐行「講真話」,我們知道受罪綑綁的世界是如此偽善、表裡不一,而欺騙總會危及社群的存在(徒五1-11),說謊和欺騙會傷害他人,故此關係中的真實性(truthfulness in relationships),促使我們重建神的形象。正因如此,教會重視言詞,因為它是上帝的禮物,於是「講真話」是門徒回饋給上主的禮物,故此謊言是濫用這份禮物及轉離上主。因此教會受更大的委託,她對社會的貢獻在於她指斥謊言及活出如耶穌基督的生命,這導引我們先不能忍受教會內的謊言,同時看不過教外的虛偽,於是我們不只參與「反暴力 緝真兇 保法治」遊行,同時更要質問謝偉俊出於「好奇」特意檢視《廣播條例》條文的用意、批評政府「搬龍門」的粗暴做法、檢視國民教育的謬誤、反對那些強迫員工營造假民意的公司……求真(Being truthful)不僅是說事實,更是以溫柔(gentleness)、謙卑(humility)及耐性(patience)去辨識事情全貌。
與此同時,那些委身活出如耶穌的生命的人卻常受挑戰,他們總受誘惑去贏得成果,於是獲得勝利比活出真理更為重要,事實上很少人願意承認自己的失敗。結果我們製造更多白色謊言,而我們卻不認為它是欺騙,因此在傳福音和籌款的事務上,我們只能逐步揭示我們真正目的。除此之外,我們可以不公平地體現或歪曲對手的意見,因為我們總認為自己的關注點比其他人更重要,可是當我們這樣做時,卻在敗壞自己所受的委託、不尊重我們正在試圖說服的人,如是之故,我們很容易走向虛偽、口是心非和欺騙,並且破壞自己的誠信,正因如此,信仰群體將失去言說及聆聽真理的能力。就筆者看來,教會並不是要支持那種特殊的社會價值,我們支持「新聞自由」有自身的神學理由,教會只是受託見證真理,在過程中如耶穌般踐行「講真話」,期望先從自身內建立一個「真誠群體」。那麼基督的肢體要先學習不體面,那是說彼此不願意隱瞞自己的問題或遮蓋傷口輕輕地說:「平安、平安」,故此教會捍衛的或許不是制度性的新聞自由,而是在不同場景中成為用一個不從眾的人,強調耶穌的特殊價值,並以溫柔、謙卑及耐性去辨識事情全貌,然後不畏權勢去「講真話」,因為「講真話」總是先於新聞自由,而有沒有新聞自由反映社會有多重視「講真話」,教會優先性便在於先行體現此種踐行,讓社會其他群體學習對自己及他人「講真話」,如此教會的任務方能成為優先委託的任務,同時對香港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基於此,假若教會止於建立一種制度性的新聞自由,那麼只會失去自身更為徹底的使命,教會將與其他社會群體沒有多大分別,最終只讓他人小看教會貢獻社會的能力。
編按:分題為編者所加。
- John H. Yoder, “Peace Without Eschatology?,” in The Royal Priesthood: Essays Ecclesiastical and Ecumenical, ed. Michael G. Cartwright (Scottdale, Pennsylvania: Herald Press, 1994), 146-147.
- Yoder, “Peace Without Eschatology?,” 149.
- Yoder, “Peace Without Eschatology?,” 162.
- 陳沛敏:〈李嘉誠支持的新聞自由〉,《蘋果日報》,二○一四年三月四日,A17。
- 同見健吾:〈周末新觀點〉,《明報》,二○一四年三月十五日,A24。
- John H. Yoder, Discipleship as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Scottdale, Pennsylvania: Herald Press, 2003), 25.
- Yoder, Discipleship as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