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库 > 昔日讲场

　　刘进图在最近的感言里讲了些话，我相信很能反映香港知识分子思考政治的困境¹。

　　他提到，他一直认为，事奉上主是「奉献」：「奉献自己的才智、能力和时间，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然后他发现，若他遇袭是有「积极的社会意义」，那即一切「与个人才智能力全不相干」。他表示，「这完全违反了我一贯的概念」。

　　他认为这是自恃，开始动摇是否大半生为了「满足自我的虚荣」。

　　我认为，他是不需要动摇的，事实上，若他通过这动摇，重新肯定原来自己有骄傲、需要悔改，这样，他再一次陷入同一个逻辑：他正正通过某种「反省力」来获得神圣恩宠。我认为，他陷入传统教会很喜欢的自省，那种充满理性及语言的自省，其实是他正要动摇的那个大半生的知识系统的自我修复指令，刚好完善了系统，免于信念被解构。

　　触发他质疑自己的，是这一个字词：社会意义。文末他再次提及，「我需要谦卑下来，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和意义」。他所循的，是绝大多数知识份子的思考路线，就是把「生命」转译成为「生命意义」。

　　我认为，圣经中的「生命」，首先指的就是我们这个生物性的生命（zoe），而不是「人生意义」。这里我要提提傅柯（Michel Foucault）和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傅柯曾说，现代政治是把本来在政治以外的「生命」（zoe），渐渐包括进来（通过医疗、教育等手段），不再只实施在原先的「政治生活域」（bios）。他叫这个政治对生物性生命的介入，叫做生命政治（biopolitics）。

　　只是，阿甘本认为傅柯错了。他纠正道：不是的，由一起初「生命」（zoe）就在政治里，它是通过「排除」来被包括进政治里去。这个「排除」的名字，就是「例外状态」。例外状态即「法」不适用，但不要以为那是没有权力的实施，在那里，至高主权（sovereignty）仍然实施，因为只有主权，才能决定什么该被排除在法以外²。

　　我讲阿甘本，因为他开发了一个新的政治範式，可以思考集中营（camp）。「例外状态」是一个主权直接实施的时间，而集中营就是主权直接展示的空间。

　　阿甘本谈纳粹的集中营，没有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只是，文化大革命比集中营更厉害。我曾提到³，香港知青是在隐喻的层面上理解「批斗」，没有掌握历史上「批斗」的本质。把纳粹德国和文革中国作比较，纳粹要用党卫队，要文件下达、秘密进行，但文革的红卫兵是非部队的，批斗是公文、公开的整治。

　　我们怎样理解「上山下乡」？那一千六百万「上山下乡」的知青，我们要怎样理解这回事？你不能说他们被囚禁，也不能说是流放，流放和囚禁都是刑的执行，但上山下乡却是「学习」，你不过在生活。可以说，「上山下乡」就是最赤祼的、主权在生物性生命上实施的政治。集中营是囚禁，我认为「上山下乡」才是真正的例外状态生活。

　　我们必须把焦点重新放在这个生物性生命（zoe）上，才能把握缺乏法理世界的政治手段。同时，亦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基督信仰讲的生命。

　　我的性命垂危，是要唤醒港人什么？是唤醒他们获得意义吗？这确是诡异的，原来意义不是在文本的符号差异之间，是在别人肉体的伤口上吗？会不会把这个叫做集体消费和疗伤更适合？相反，我们有必须审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十二24）──这里讲的麦子和子粒是什么？子粒不可能是「人生意义」，而是就像种籽死去、成长结出子粒，那是另一个生命。

　　基督信仰，讲的是弥赛亚时间的开启，上帝国的绝对主权，在律法以外实施在跟随基督的生命之上。这种不服从不可拿、不可摸的律法的宗教形式，却直接把上帝国的荣耀，展示在生物性的生命上。结出果子、散发香气，都是对荣耀的不同修辞。

　　这种福音的政治，就是以耶稣为主（Lord），以生命的生和死，见证上帝权能。这见证的效果，总是另一个生命「得生」。虽然，知识分子总是受着诱惑，想把生命变成说话，例如得着、决志、经历等等，然后出书、立馆。

（转载自「飘流制作」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diaspora.hk）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