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庫 > 昔日講場

　　劉進圖在最近的感言裡講了些話，我相信很能反映香港知識分子思考政治的困境¹。

　　他提到，他一直認為，事奉上主是「奉獻」：「奉獻自己的才智、能力和時間，做有益於社會的事情」。然後他發現，若他遇襲是有「積極的社會意義」，那即一切「與個人才智能力全不相干」。他表示，「這完全違反了我一貫的概念」。

　　他認為這是自恃，開始動搖是否大半生為了「滿足自我的虛榮」。

　　我認為，他是不需要動搖的，事實上，若他通過這動搖，重新肯定原來自己有驕傲、需要悔改，這樣，他再一次陷入同一個邏輯：他正正通過某種「反省力」來獲得神聖恩寵。我認為，他陷入傳統教會很喜歡的自省，那種充滿理性及語言的自省，其實是他正要動搖的那個大半生的知識系統的自我修復指令，剛好完善了系統，免於信念被解構。

　　觸發他質疑自己的，是這一個字詞：社會意義。文末他再次提及，「我需要謙卑下來，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和意義」。他所循的，是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的思考路線，就是把「生命」轉譯成為「生命意義」。

　　我認為，聖經中的「生命」，首先指的就是我們這個生物性的生命（zoe），而不是「人生意義」。這裡我要提提傅柯（Michel Foucault）和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傅柯曾說，現代政治是把本來在政治以外的「生命」（zoe），漸漸包括進來（通過醫療、教育等手段），不再只實施在原先的「政治生活域」（bios）。他叫這個政治對生物性生命的介入，叫做生命政治（biopolitics）。

　　只是，阿甘本認為傅柯錯了。他糾正道：不是的，由一起初「生命」（zoe）就在政治裡，它是通過「排除」來被包括進政治裡去。這個「排除」的名字，就是「例外狀態」。例外狀態即「法」不適用，但不要以為那是沒有權力的實施，在那裡，至高主權（sovereignty）仍然實施，因為只有主權，才能決定甚麼該被排除在法以外²。

　　我講阿甘本，因為他開發了一個新的政治範式，可以思考集中營（camp）。「例外狀態」是一個主權直接實施的時間，而集中營就是主權直接展示的空間。

　　阿甘本談納粹的集中營，沒有談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只是，文化大革命比集中營更厲害。我曾提到³，香港知青是在隱喻的層面上理解「批鬥」，沒有掌握歷史上「批鬥」的本質。把納粹德國和文革中國作比較，納粹要用黨衛隊，要文件下達、秘密進行，但文革的紅衛兵是非部隊的，批鬥是公文、公開的整治。

　　我們怎樣理解「上山下鄉」？那一千六百萬「上山下鄉」的知青，我們要怎樣理解這回事？你不能說他們被囚禁，也不能說是流放，流放和囚禁都是刑的執行，但上山下鄉卻是「學習」，你不過在生活。可以說，「上山下鄉」就是最赤祼的、主權在生物性生命上實施的政治。集中營是囚禁，我認為「上山下鄉」才是真正的例外狀態生活。

　　我們必須把焦點重新放在這個生物性生命（zoe）上，才能把握缺乏法理世界的政治手段。同時，亦只有這樣才能理解基督信仰講的生命。

　　我的性命垂危，是要喚醒港人甚麼？是喚醒他們獲得意義嗎？這確是詭異的，原來意義不是在文本的符號差異之間，是在別人肉體的傷口上嗎？會不會把這個叫做集體消費和療傷更適合？相反，我們有必須審視，「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4）──這裡講的麥子和子粒是甚麼？子粒不可能是「人生意義」，而是就像種籽死去、成長結出子粒，那是另一個生命。

　　基督信仰，講的是彌賽亞時間的開啟，上帝國的絕對主權，在律法以外實施在跟隨基督的生命之上。這種不服從不可拿、不可摸的律法的宗教形式，卻直接把上帝國的榮耀，展示在生物性的生命上。結出果子、散發香氣，都是對榮耀的不同修辭。

　　這種福音的政治，就是以耶穌為主（Lord），以生命的生和死，見證上帝權能。這見證的效果，總是另一個生命「得生」。雖然，知識分子總是受著誘惑，想把生命變成說話，例如得著、決志、經歷等等，然後出書、立館。

（轉載自「飄流製作」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diaspora.hk）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