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祷告
最近一位阔别多年的乌干达朋友突然主动联络笔者。除了与我重温了一九九六年我们在乌干达艾干山（Mt. Elgon）国家公园所经历过的环保工作和登山旅程之外，更邀请笔者到他在南非开办的一所学院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回想起来，艾干山是我第一次聆听到耶和华的地方。由于自己一直缺乏信心和深感不足，我一直便只寻问神的心意。虽然早年曾考虑献身读神学，但人生上的转折却见证着神的另外带领。一直以来，我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职业目标。但案头上的一本旧书中的一个祷告却自那时开始在心灵内盘旋。这个「先知学人」的祷告一直帮助我于追求学问的起跌中找到实践「先知性社会科学」的伦理支点：
「先知学人的成就虽然本于他所处之时间（历史）及空间（文化）的基线上，却因为他为学之动机不在拉票，不在讨好观众，他便有自由不按世俗的要求来完成它的订单，他的成就便可能超越时间空间的规限。」
「一个不需要观众的先知学人不需要亲自主持大路通车典礼才觉得不负一生苦学，他一生松土搬泥，除沙去石，就是至死不见半点成就亦能安然见主，因为至终差遣他的只有一位，一直观看他的也只有那一位，因此他不需要观众。因为他不需要『自己』；我儿这是最大的破碎，以一生辛劳换来『毫无成就』，也是最大的虚己，因为他知道先圣是如此浇奠，后贤亦必会如此行。他知道自己只是全线的一点，却是无比重要的一点。」1
因着这个支点，神便容许我走进并明白现代知识作为一种权势的操作和特性。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跟有心人（特别是有志成为基督徒学者）分享我所观察和体会到的知识权势的生态和可遇见的未来发展趋势。我想核心的信息是去理清（一）它的生态现状，（二）什么是正在改变它的权势力量，（三）它们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来源所在。
知识作为权势一种及其生态
笔者于二○○六年博士毕业至今积极投入知识生产和传授。其中二○○八至二○一一年间主要工作多与研究有关。由于工作涉及安全研究领域，所以自二○○九年开始至今便与本港相关的国内外人员交流接触。早期应邀时曾一度抗拒，这是因为家族受过文革的苦，长辈最为反对。但后来祷告后则确认为耶和华容许发生之事，所以便顺势而行，学习不抗拒也不追膜，边祷告边等候。
现时，因着神的带领，笔者除了是一英语开放式（Open Access）学术期刊Bandung: Journal of the Global South（万隆：《球南学报》）的总编辑之外，也是一专门研究「治国策和地缘政治」（statecraft and geopolitics）的英语研究丛书系列的协调编辑。前者是由全球最大的德国科研出版社Springer Verlag发行，后者则是由另一国际科研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发行。两者都是属「科技医学」（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STM）出版社类别。
由于科技医学出版社一般都拥有较具战略价值的科研知识产品和资料库（如生化医学和核子技术等），近年新加坡政府也具策略性地入股持份有关出版社如Springer Verlag，从而可涉猎其庞大科技医学资料库。纵使笔者出身社会科学，于神的带领下，我所身处的知识权势处境或反映了一些全球知识权势搏奕生态和转移趋势。综观，这权势生态有几点特性：圈地化、解西方化和普及化。
知识生态的圈地化
知识生态的圈地化实反映着一普遍人类社会发展现象：划界分地；俗称「霸地盘」。由于科学知识的确立本身是一个「认同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人为过程，所以掌权者便需要建立一有认受性的制度系统去一方面吸纳有关人才；另一方面则有利于管理知识生产，确保其实用价值。
于这个背景之下，「不记名朋辈审批」（anonymous peer review）便于上世纪初于西方学术界出现。初时只供政府批核研究计划书之用，以确保质素。但后来「不记名朋辈审批」得以制度化于学术出版和研究资金审批是因为学术行政上的需要。一般掌控出版权的编辑和分配教研资源的行政者都会找自己信任和有相关专长的学者审批。希望在不记名的保护下，审批者能如实客观地审批。但久而久之，以出版编辑和学术行政者为中心的一个个圈地地盘便出现。纵使这些圈地有其涵盖性和包容性，但都有其排他性和霸权倾向。
就是这种圈地化过程之下产生了不同的学术出版社、不同的期刊学报，和不同的学术权威。它们的圈地虽然有所重叠，但由于它们所属的权势和利益主体（特别是国家和学术机构）不同，它们便会被自然评为有不同的份量和排名，并争逐知识消费市场内的份数。
所以，后来便发展到有学术出版社需要找一些被认为「有代表性」的学者充当期刊学报编辑和研究丛书编辑的做法。这是因为这些被认为「有代表性」的学者会确保（一）出版刊物的一定市场占有率；（二）出版物质素被朋辈认同所引伸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三）出版物的盈利前景等。
就是于这些操作之下，学术知识生产场域中便被圈地化，也造成学者之间的权力分布不均和争竞。例如，有很多年轻和有经验学者（包括笔者）都经验过论文和研究计划书被要求修改多次的经验。就是这种权力不均，加上学者之间的「专业嫉妒」（professional jealousy）和「位置对立」（positional rivalry），使到「不记名朋辈审判」过程中的激烈竞争现象如「滥用匿名」（abuse of anonymity）和「符号性利益冲突」（conflict of symbolic interest，如学术立场不同）现象尤为常见。
根据笔者过往编辑经验，我除了邀请学术场域内学者审批之外，也有效运用自己所认识的学界以外（有学术训练）的「实践者」（practitioners）去进行审批。这不单可避过学术场域中的圈地政治斗争，更可使研究成果更能与学界外的公众沟通好，确保出版质素和成果的「合乎现实性」。
知识生态的「解西方化」
有别于自然科学、工程科技学和医学的认知论的相对统一性，人文和社会科学会受到学者自身不同社会的文化背景、世界观和价值信仰影响而出现多元认知论的较复杂政治现实。近年，有西方后殖民学者们便催生一种针对「集团权势」（corporate powers）的论述。一方面，有见大学行政权力和资源多由科技医学界学者掌控，有人便力主针对高等教育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批判，试图指出大学和国家政权与全球政经集团连结的趋势实不利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或将人文社会科学沦为次一等的学科。另一方面，有见「球南」（南半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的经济崛起，球南的大学和学者便自然要拓展其收生幅射範围和科研成果的影响圈。
虽然这些发展或冲击了西方一些大学，但或许最直接冲击到的却是在西方大学任教的研究球南的后殖民学者。由于他们一直扮演着连结西方知识体系中心和球南边陲地带之间的桥梁什至买办，球南大学的崛起将慢慢侵蚀着他们一直享有的相对优越地位。这是因为球南将会冒起一群有相当代表性的学者去为球南发声，此消彼长地减低位于西方的球南学者的相对优势。
其实，近年我们已见证到有西方主要科研和学术出版社直接于亚洲地区开设「编辑办公室」（editorial office），将部份编辑采购权放给亚洲代表。这便意味着这些国际学术集团正因应着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趋势而希望它们的科研产品在亚洲有一定市场占有率。最好的方法便是能在球南地区发行一些本于球南但又能外销的科研产品。
于这个背景之下，有西方后殖民学者便指出「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学说；这是要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世界观去为球南发声。但对于笔者而言，「去西方化」却不及「解西方化」来得现实。毕竟，西方仍是这些国际学术集团资本权力的来源地和市场基地。我们或可以「拆解」西方知识为一进路去为西方提供一面镜子；从而更了解球南本身，此为「解西方化」的另类意思。
知识生态的普及化
知识的普及化有两个相关运动，也见证着不同国家权势正于全球知识场域上博奕竞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化，二千年至今催生了「开放式」（Open Access）和「按需求打印」（Print-on-Demand, PoD）出版运动。前者为知识传播的趋势，后者则为知识采购和发行的新方法。
「开放式」出版运动起源于英国科技医学界。于二千年，有科学家想利用互联网的普及性去传播科研成果，广大读者便可免费参阅成果，试图超越图书馆这传统知识传播制度所定的界限。他们于是自行组织了一些网上「开放式站台」（Open Access Portal）如BioMed Central 和PubMed Central，自行于网上出版科研成果。投稿者需支付出版行政费用。
有别如传统「订购者和读者付款」的出版做法，开放式出版费用则由作者分担。由于科技医学界学者的研究资金较充裕，加上开放式出版能使科研成果更普及到公众和无能力支付订购费用的用家群组以增加影响力，这些站台于数年间迅速增长。于二○○八年全球最大科研出版社Springer Verlag于是决定将这些网上站台收购。自此，Springer Verlag只发行新的开放式期刊，现手持大概共二千六百份的学术期刊，英语的占了大多数。
与此同时，另一德国老牌学术出版社Walter de Gruyter已于近年拓展到开放式出版业务上。旗下位于波兰的开放式出版社Versita（www.versita.com）便是一新兴开放式书籍和期刊出版社。其中不同学科的编委会也有来自本港不同大学和神学院的名学者和教授助阵，可见其认受性已被确认。
「按需求打印」出版运动亦于二千年初于德国出炉并于全球大行其道。有别于传统打印式的学术出版业要先估计市场需要才考虑出版的做法，「按需求打印」出版方法便可绕过市场需要估计这一步而去先采购出版有质素的科研成果。将其先储存于电子资料库中，按个别订单需求再作打印。这种做法有以下的好处和特点：
一、它可绕过了因知识圈地化而衍生的学术政治斗争。只要学术成果已达相当水准便可出版，不需要受制于因朋辈竞争所产生的市场占有排他性「霸地盘」效果。对于特别是新进学者来说，实不失为一个能忠于自己和试验创新的免费发表途经。再者，这类出版社均与各大网上书商关系良好，有助产品推广之馀亦可增加能见度。
二、虽然近年这种出版方法迅速增长，但却受到美国一些学术出版界舆论争议。笔者观察并认为，由于这种新兴「按需求打印」出版运动或侵蚀了传统打印式出版业务的生存利益和市场占有率，所以受到争议不足为奇。但这运动也鼓励了传统学术出版社考虑作出一些改变。对于位于球南的学者来说，这却是一个免费和不错的方法与世界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
活在知识权势中的张力
渐渐地，笔者也自觉投向了全球知识地缘政治搏奕的某些权势当中。例如，去年十一月当正在筹组学报编委会时，由于有一些国外学者强烈反对以「开放式」（Open Access）方法发行，笔者无奈地于政治化了的争议中让他们自行辞退离开。还记得一天下午，笔者受尽压力之下便退到城大附近的一天主堂下跪祷告。幸好，圣灵再次安慰我耶和华才是这场权势间争战的元帅；使我突感悟到纵使改教先驱马丁路德成功改革了罗马帝国天主教会，但魔鬼撒但却摇身一变成「三十年战争」，使更多无辜百姓受苦。所以我便在那黑暗中寻得盼望光明（见笔者〈从约书亚争战事迹探索「学术和平主义」〉，刊基督教《时代论坛》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现学报筹组已上了轨道。
我想能在各种知识权势搏奕的张力之中继续支持我前行的支点其实只得一个：「因为至终差遣我的只有一位」；耶和华。这也许是说，若这个属世界权势的「自己」的最终「失败」能成就他那更伟大和美善的谋划，我也愿意承受。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0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