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禱告
最近一位闊別多年的烏干達朋友突然主動聯絡筆者。除了與我重溫了一九九六年我們在烏干達艾干山（Mt. Elgon）國家公園所經歷過的環保工作和登山旅程之外，更邀請筆者到他在南非開辦的一所學院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回想起來，艾干山是我第一次聆聽到耶和華的地方。由於自己一直缺乏信心和深感不足，我一直便只尋問神的心意。雖然早年曾考慮獻身讀神學，但人生上的轉折卻見證著神的另外帶領。一直以來，我沒有一個很清晰的職業目標。但案頭上的一本舊書中的一個禱告卻自那時開始在心靈內盤旋。這個「先知學人」的禱告一直幫助我於追求學問的起跌中找到實踐「先知性社會科學」的倫理支點：
「先知學人的成就雖然本於他所處之時間（歷史）及空間（文化）的基線上，卻因為他為學之動機不在拉票，不在討好觀眾，他便有自由不按世俗的要求來完成它的訂單，他的成就便可能超越時間空間的規限。」
「一個不需要觀眾的先知學人不需要親自主持大路通車典禮才覺得不負一生苦學，他一生鬆土搬泥，除沙去石，就是至死不見半點成就亦能安然見主，因為至終差遣他的只有一位，一直觀看他的也只有那一位，因此他不需要觀眾。因為他不需要『自己』；我兒這是最大的破碎，以一生辛勞換來『毫無成就』，也是最大的虛己，因為他知道先聖是如此澆奠，後賢亦必會如此行。他知道自己只是全線的一點，卻是無比重要的一點。」1
因著這個支點，神便容許我走進並明白現代知識作為一種權勢的操作和特性。我想今天藉這個機會跟有心人（特別是有志成為基督徒學者）分享我所觀察和體會到的知識權勢的生態和可遇見的未來發展趨勢。我想核心的信息是去理清（一）它的生態現狀，（二）甚麼是正在改變它的權勢力量，（三）它們之間的張力和衝突來源所在。
知識作為權勢一種及其生態
筆者於二○○六年博士畢業至今積極投入知識生產和傳授。其中二○○八至二○一一年間主要工作多與研究有關。由於工作涉及安全研究領域，所以自二○○九年開始至今便與本港相關的國內外人員交流接觸。早期應邀時曾一度抗拒，這是因為家族受過文革的苦，長輩最為反對。但後來禱告後則確認為耶和華容許發生之事，所以便順勢而行，學習不抗拒也不追膜，邊禱告邊等候。
現時，因著神的帶領，筆者除了是一英語開放式（Open Access）學術期刊Bandung: Journal of the Global South（萬隆：《球南學報》）的總編輯之外，也是一專門研究「治國策和地緣政治」（statecraft and geopolitics）的英語研究叢書系列的協調編輯。前者是由全球最大的德國科研出版社Springer Verlag發行，後者則是由另一國際科研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發行。兩者都是屬「科技醫學」（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STM）出版社類別。
由於科技醫學出版社一般都擁有較具戰略價值的科研知識產品和資料庫（如生化醫學和核子技術等），近年新加坡政府也具策略性地入股持份有關出版社如Springer Verlag，從而可涉獵其龐大科技醫學資料庫。縱使筆者出身社會科學，於神的帶領下，我所身處的知識權勢處境或反映了一些全球知識權勢搏奕生態和轉移趨勢。綜觀，這權勢生態有幾點特性：圈地化、解西方化和普及化。
知識生態的圈地化
知識生態的圈地化實反映著一普遍人類社會發展現象：劃界分地；俗稱「霸地盤」。由於科學知識的確立本身是一個「認同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人為過程，所以掌權者便需要建立一有認受性的制度系統去一方面吸納有關人才；另一方面則有利於管理知識生產，確保其實用價值。
於這個背景之下，「不記名朋輩審批」（anonymous peer review）便於上世紀初於西方學術界出現。初時只供政府批核研究計劃書之用，以確保質素。但後來「不記名朋輩審批」得以制度化於學術出版和研究資金審批是因為學術行政上的需要。一般掌控出版權的編輯和分配教研資源的行政者都會找自己信任和有相關專長的學者審批。希望在不記名的保護下，審批者能如實客觀地審批。但久而久之，以出版編輯和學術行政者為中心的一個個圈地地盤便出現。縱使這些圈地有其涵蓋性和包容性，但都有其排他性和霸權傾向。
就是這種圈地化過程之下產生了不同的學術出版社、不同的期刊學報，和不同的學術權威。它們的圈地雖然有所重疊，但由於它們所屬的權勢和利益主體（特別是國家和學術機構）不同，它們便會被自然評為有不同的份量和排名，並爭逐知識消費市場內的份數。
所以，後來便發展到有學術出版社需要找一些被認為「有代表性」的學者充當期刊學報編輯和研究叢書編輯的做法。這是因為這些被認為「有代表性」的學者會確保（一）出版刊物的一定市場佔有率；（二）出版物質素被朋輩認同所引伸的合法性和權威性；（三）出版物的盈利前景等。
就是於這些操作之下，學術知識生產場域中便被圈地化，也造成學者之間的權力分佈不均和爭競。例如，有很多年輕和有經驗學者（包括筆者）都經驗過論文和研究計劃書被要求修改多次的經驗。就是這種權力不均，加上學者之間的「專業嫉妒」（professional jealousy）和「位置對立」（positional rivalry），使到「不記名朋輩審判」過程中的激烈競爭現象如「濫用匿名」（abuse of anonymity）和「符號性利益衝突」（conflict of symbolic interest，如學術立場不同）現象尤為常見。
根據筆者過往編輯經驗，我除了邀請學術場域內學者審批之外，也有效運用自己所認識的學界以外（有學術訓練）的「實踐者」（practitioners）去進行審批。這不單可避過學術場域中的圈地政治鬥爭，更可使研究成果更能與學界外的公眾溝通好，確保出版質素和成果的「合乎現實性」。
知識生態的「解西方化」
有別於自然科學、工程科技學和醫學的認知論的相對統一性，人文和社會科學會受到學者自身不同社會的文化背景、世界觀和價值信仰影響而出現多元認知論的較複雜政治現實。近年，有西方後殖民學者們便催生一種針對「集團權勢」（corporate powers）的論述。一方面，有見大學行政權力和資源多由科技醫學界學者掌控，有人便力主針對高等教育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批判，試圖指出大學和國家政權與全球政經集團連結的趨勢實不利人文社會科學發展，或將人文社會科學淪為次一等的學科。另一方面，有見「球南」（南半球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的經濟崛起，球南的大學和學者便自然要拓展其收生幅射範圍和科研成果的影響圈。
雖然這些發展或衝擊了西方一些大學，但或許最直接衝擊到的卻是在西方大學任教的研究球南的後殖民學者。由於他們一直扮演著連結西方知識體系中心和球南邊陲地帶之間的橋樑甚至買辦，球南大學的崛起將慢慢侵蝕著他們一直享有的相對優越地位。這是因為球南將會冒起一群有相當代表性的學者去為球南發聲，此消彼長地減低位於西方的球南學者的相對優勢。
其實，近年我們已見證到有西方主要科研和學術出版社直接於亞洲地區開設「編輯辦公室」（editorial office），將部份編輯採購權放給亞洲代表。這便意味著這些國際學術集團正因應著全球經濟重心東移的趨勢而希望它們的科研產品在亞洲有一定市場佔有率。最好的方法便是能在球南地區發行一些本於球南但又能外銷的科研產品。
於這個背景之下，有西方後殖民學者便指出「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學說；這是要擺脫以西方為中心的知識世界觀去為球南發聲。但對於筆者而言，「去西方化」卻不及「解西方化」來得現實。畢竟，西方仍是這些國際學術集團資本權力的來源地和市場基地。我們或可以「拆解」西方知識為一進路去為西方提供一面鏡子；從而更了解球南本身，此為「解西方化」的另類意思。
知識生態的普及化
知識的普及化有兩個相關運動，也見證著不同國家權勢正於全球知識場域上博奕競爭。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化，二千年至今催生了「開放式」（Open Access）和「按需求打印」（Print-on-Demand, PoD）出版運動。前者為知識傳播的趨勢，後者則為知識採購和發行的新方法。
「開放式」出版運動起源於英國科技醫學界。於二千年，有科學家想利用互聯網的普及性去傳播科研成果，廣大讀者便可免費參閱成果，試圖超越圖書館這傳統知識傳播制度所定的界限。他們於是自行組織了一些網上「開放式站台」（Open Access Portal）如BioMed Central 和PubMed Central，自行於網上出版科研成果。投稿者需支付出版行政費用。
有別如傳統「訂購者和讀者付款」的出版做法，開放式出版費用則由作者分擔。由於科技醫學界學者的研究資金較充裕，加上開放式出版能使科研成果更普及到公眾和無能力支付訂購費用的用家群組以增加影響力，這些站台於數年間迅速增長。於二○○八年全球最大科研出版社Springer Verlag於是決定將這些網上站台收購。自此，Springer Verlag只發行新的開放式期刊，現手持大概共二千六百份的學術期刊，英語的佔了大多數。
與此同時，另一德國老牌學術出版社Walter de Gruyter已於近年拓展到開放式出版業務上。旗下位於波蘭的開放式出版社Versita（www.versita.com）便是一新興開放式書籍和期刊出版社。其中不同學科的編委會也有來自本港不同大學和神學院的名學者和教授助陣，可見其認受性已被確認。
「按需求打印」出版運動亦於二千年初於德國出爐並於全球大行其道。有別於傳統打印式的學術出版業要先估計市場需要才考慮出版的做法，「按需求打印」出版方法便可繞過市場需要估計這一步而去先採購出版有質素的科研成果。將其先儲存於電子資料庫中，按個別訂單需求再作打印。這種做法有以下的好處和特點：
一、它可繞過了因知識圈地化而衍生的學術政治鬥爭。只要學術成果已達相當水準便可出版，不需要受制於因朋輩競爭所產生的市場佔有排他性「霸地盤」效果。對於特別是新進學者來說，實不失為一個能忠於自己和試驗創新的免費發表途經。再者，這類出版社均與各大網上書商關係良好，有助產品推廣之餘亦可增加能見度。
二、雖然近年這種出版方法迅速增長，但卻受到美國一些學術出版界輿論爭議。筆者觀察並認為，由於這種新興「按需求打印」出版運動或侵蝕了傳統打印式出版業務的生存利益和市場佔有率，所以受到爭議不足為奇。但這運動也鼓勵了傳統學術出版社考慮作出一些改變。對於位於球南的學者來說，這卻是一個免費和不錯的方法與世界分享我們的研究成果。
活在知識權勢中的張力
漸漸地，筆者也自覺投向了全球知識地緣政治搏奕的某些權勢當中。例如，去年十一月當正在籌組學報編委會時，由於有一些國外學者強烈反對以「開放式」（Open Access）方法發行，筆者無奈地於政治化了的爭議中讓他們自行辭退離開。還記得一天下午，筆者受盡壓力之下便退到城大附近的一天主堂下跪禱告。幸好，聖靈再次安慰我耶和華才是這場權勢間爭戰的元帥；使我突感悟到縱使改教先驅馬丁路德成功改革了羅馬帝國天主教會，但魔鬼撒但卻搖身一變成「三十年戰爭」，使更多無辜百姓受苦。所以我便在那黑暗中尋得盼望光明（見筆者〈從約書亞爭戰事跡探索「學術和平主義」〉，刊基督教《時代論壇》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現學報籌組已上了軌道。
我想能在各種知識權勢搏奕的張力之中繼續支持我前行的支點其實只得一個：「因為至終差遣我的只有一位」；耶和華。這也許是說，若這個屬世界權勢的「自己」的最終「失敗」能成就祂那更偉大和美善的謀劃，我也願意承受。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0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