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光社总干事
笔者由八九年六月开始在香港电台担任记者及新闻节目主持有十年之久，见证着六四事件以至回归前后的历史转变。而转职明光社将近十五年，仍一直担任记者团契顾问及报业评议会执委，不少心力也放在推动传媒教育和传媒监察，与大部份香港人一样，十分珍惜香港多年来所享有的新闻及言论自由，因为一切都不是必然的。
《明报》突然撤换总编辑刘进图，以及商台即时解雇节目主持李慧玲，引起业界及不少社会人士关注香港的新闻及言论自由是否不断收窄，中央及特区政府是否透过不同的途径，令一些在舆论上有影响力的反对者消音。其实，除了极权政府之外，就算号称尊重民主、人权和自由的社会，其政府、政党、财团和不同的民间团体、什至教会，都一直透过不同的方法去影响舆论，我们毋须亦不能反对他们想影响舆论的意图，要关注的应该是他们用什么手段，以及我们自身为了捍卫新闻及言论自由可以「去到几尽」。
香港是一个着重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影响传媒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利益，而得到或失去某些利益同样可以令一个传媒人心动。因此，不少政府官员、立法会议员和在社会上具重大影响力的人士，皆透过给予独家访问或消息，去笼络传媒机构和记者，因为独家访问政要和风云人物，以及可以率先报道一些重要消息，对传媒人来说都是不易抗拒的诱惑。有时为了讨好对方，便会有意无意地避重就轻，小骂大帮忙。
另一方面，对于依赖广告维生的传媒，不刊登广告（或以抽起原定广告作要胁）、拒绝接受访问或拒绝摆放（针对免费报章），以封杀传媒的收入来源及其吸引读者的卖点，也是容易令传媒机构考虑妥协的杀手鐧。当然，更直接的方法就是收购有关传媒，然后撤换不识时务者，招揽懂得揣摩上意的人，以建立自己的班底。其实，现时不论左中右的报章和传媒机构，几乎皆落在立场鲜明或有明显利益考虑的财团或富豪手中，作为传媒老板在与中央及特区政府，以至不同界别人士交往时，往往也可以获得一些无形的利益及礼待（如人大、政协的衔头），这也是一些传媒机构不断亏蚀，但仍有人愿意不断注资的原因。他们的目的不是做「传媒人」，而是做「传媒话事人」。
香港一直以来无法建立的就是编辑自主的机制和传统，老板干预新闻日常运作的情况司空见惯，不单传统左派报章受到背后的党组织影响。不少畅销报刊（包括强调支持民主自由的报刊），其老板不单直接干预日常新闻的运作，在一些关键时刻（例如选举及政制的谘询时）更会跳到台前指指点点。由于老板有影响前线新闻运作的传统，于是统战了老板，就可以收编该传媒机构。当老板为了取悦中央或特区政府而要令一些反对政府的声音消失，与老板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个人目的，将传媒当成推动个人理念的工具，公器私用，对新闻自由和编辑自主的伤害，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因此，要捍卫新闻自由，我们最需要建立的应是编辑自主的文化，总编辑只应按新闻专业的判断，去决定日常编采的方针和策略，如何判断新闻的重要性、版位大小及回应方法，老板根本不应置喙。传媒不是为老板个人服务的，老板（投资者）的角色应该是决定该传媒（报刊）的基本定位，例如读者群（包括年龄、教育背景和社会阶层等）或风格（例如严肃、轻松、讽刺、什或是否用方言俚语等），老板当然可以期望有盈利，有更多人刊登广告（这是市场及推广部门同事的职责），但编辑部与老板和市场部皆应互相独立，不会直接干预对方的日常工作及决定。
老板若果一旦不合理地干预编采的工作，记者和编辑应该挺身举报及反对，才是真正的捍卫新闻及言论自由。可惜，一直以来香港的记者皆未能团结，成立强而有力的行业公会（很多记者皆没有主动加入香港记者协会），亦有老板明示或暗示员工不准加入记协或其他记者专业团体，令记协无法成为一个足以和传媒老板抗衡的组织，既不能就编辑自主建立一个权威的论述，亦不能有效监察传媒和记者的专业操守，捍卫传媒的公信力。当出现一些老板干预前线新闻工作的时候，亦没有能力为记者行家挺身而出。于是，形成了记者敢于挑战任何权贵──除了自己老板的悲哀。今次《明报》和商台事件，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某一个人的职务是否可以调动，而是传媒工作者能否团结起来，一起要求老板和管理层增加透明度及回应员工的合理诉求。
新闻自由的未来，不是系于个别的传媒工作者身上，而是系于我们能否建立一个客观、公正、按专业判断而不是长官及老板意志作为编采方针的传媒生态，无论任何人在位都必须遵守。市民大众最需要支持的不仅是个别的传媒人，而是向老板公器私用，将记者当作「马仔」和「打手」的心态说不。
编按：内文粗体字为原文所有。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