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光社總幹事
筆者由八九年六月開始在香港電台擔任記者及新聞節目主持有十年之久，見證著六四事件以至回歸前後的歷史轉變。而轉職明光社將近十五年，仍一直擔任記者團契顧問及報業評議會執委，不少心力也放在推動傳媒教育和傳媒監察，與大部份香港人一樣，十分珍惜香港多年來所享有的新聞及言論自由，因為一切都不是必然的。
《明報》突然撤換總編輯劉進圖，以及商台即時解僱節目主持李慧玲，引起業界及不少社會人士關注香港的新聞及言論自由是否不斷收窄，中央及特區政府是否透過不同的途徑，令一些在輿論上有影響力的反對者消音。其實，除了極權政府之外，就算號稱尊重民主、人權和自由的社會，其政府、政黨、財團和不同的民間團體、甚至教會，都一直透過不同的方法去影響輿論，我們毋須亦不能反對他們想影響輿論的意圖，要關注的應該是他們用甚麼手段，以及我們自身為了捍衛新聞及言論自由可以「去到幾盡」。
香港是一個著重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影響傳媒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利益，而得到或失去某些利益同樣可以令一個傳媒人心動。因此，不少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和在社會上具重大影響力的人士，皆透過給予獨家訪問或消息，去籠絡傳媒機構和記者，因為獨家訪問政要和風雲人物，以及可以率先報道一些重要消息，對傳媒人來說都是不易抗拒的誘惑。有時為了討好對方，便會有意無意地避重就輕，小罵大幫忙。
另一方面，對於依賴廣告維生的傳媒，不刊登廣告（或以抽起原定廣告作要脅）、拒絕接受訪問或拒絕擺放（針對免費報章），以封殺傳媒的收入來源及其吸引讀者的賣點，也是容易令傳媒機構考慮妥協的殺手鐧。當然，更直接的方法就是收購有關傳媒，然後撤換不識時務者，招攬懂得揣摩上意的人，以建立自己的班底。其實，現時不論左中右的報章和傳媒機構，幾乎皆落在立場鮮明或有明顯利益考慮的財團或富豪手中，作為傳媒老闆在與中央及特區政府，以至不同界別人士交往時，往往也可以獲得一些無形的利益及禮待（如人大、政協的銜頭），這也是一些傳媒機構不斷虧蝕，但仍有人願意不斷注資的原因。他們的目的不是做「傳媒人」，而是做「傳媒話事人」。
香港一直以來無法建立的就是編輯自主的機制和傳統，老闆干預新聞日常運作的情況司空見慣，不單傳統左派報章受到背後的黨組織影響。不少暢銷報刊（包括強調支持民主自由的報刊），其老闆不單直接干預日常新聞的運作，在一些關鍵時刻（例如選舉及政制的諮詢時）更會跳到台前指指點點。由於老闆有影響前線新聞運作的傳統，於是統戰了老闆，就可以收編該傳媒機構。當老闆為了取悅中央或特區政府而要令一些反對政府的聲音消失，與老闆為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和個人目的，將傳媒當成推動個人理念的工具，公器私用，對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的傷害，其實是大同小異的。
因此，要捍衛新聞自由，我們最需要建立的應是編輯自主的文化，總編輯只應按新聞專業的判斷，去決定日常編採的方針和策略，如何判斷新聞的重要性、版位大小及回應方法，老闆根本不應置喙。傳媒不是為老闆個人服務的，老闆（投資者）的角色應該是決定該傳媒（報刊）的基本定位，例如讀者群（包括年齡、教育背景和社會階層等）或風格（例如嚴肅、輕鬆、諷刺、甚或是否用方言俚語等），老闆當然可以期望有盈利，有更多人刊登廣告（這是市場及推廣部門同事的職責），但編輯部與老闆和市場部皆應互相獨立，不會直接干預對方的日常工作及決定。
老闆若果一旦不合理地干預編採的工作，記者和編輯應該挺身舉報及反對，才是真正的捍衛新聞及言論自由。可惜，一直以來香港的記者皆未能團結，成立強而有力的行業公會（很多記者皆沒有主動加入香港記者協會），亦有老闆明示或暗示員工不准加入記協或其他記者專業團體，令記協無法成為一個足以和傳媒老闆抗衡的組織，既不能就編輯自主建立一個權威的論述，亦不能有效監察傳媒和記者的專業操守，捍衛傳媒的公信力。當出現一些老闆干預前線新聞工作的時候，亦沒有能力為記者行家挺身而出。於是，形成了記者敢於挑戰任何權貴──除了自己老闆的悲哀。今次《明報》和商台事件，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某一個人的職務是否可以調動，而是傳媒工作者能否團結起來，一起要求老闆和管理層增加透明度及回應員工的合理訴求。
新聞自由的未來，不是繫於個別的傳媒工作者身上，而是繫於我們能否建立一個客觀、公正、按專業判斷而不是長官及老闆意志作為編採方針的傳媒生態，無論任何人在位都必須遵守。市民大眾最需要支持的不僅是個別的傳媒人，而是向老闆公器私用，將記者當作「馬仔」和「打手」的心態說不。
編按：內文粗體字為原文所有。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