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甲午马年来临第一项世界盛事是俄罗斯索契的冬季奥运，体育运动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今天已是人类一个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奥运竞技作为一种全球人类文明的表现，相信亦显示现代世界的存在状况，最少我们有閒馀有心情（和平），运动会才能举办才能成功。还记得伦敦奥运精彩的一幕吗？百米飞人保特带领4x100的牙买加国家队创出一个相信将难以再由其他队伍突破的世界记录，最少对中国队来讲是望尘莫及的，中国队其中一位选手初赛出局后在镜头前说了一句：「太强啦！」短跑本来是世界强国争夺的项目，美国这个短跑王国雄霸了这项结合科学与速度的奥运焦点近半个世纪，二战前后这都是德国的强项。进入全球化时代，欧洲人和美国人有的东西（经济和科技实力），开始缓缓向东方和全球各地移动。中国人会不会训练出「极速」的短跑运动员呢？看似神话的东西，事实早已在十多年前稍稍登场了，还记得刘翔吗？运动员的生涯听说彷如流星，一瞬即逝。
伦奥精彩之处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追英赶美。美国最后仍在金牌榜赶过了中国，成为此届奥运的赢家排行第一。仅追其后就正是中国这个以强国崛起恣态的中华民族，廿一世纪是中美之争的时代，相信没有人会质疑。但稍为换一个角度我们可能看到中／西之争，在文化学述界或许就不算是新议题了！今天事实不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着这种迹象，而中国似乎亦有迎头赶上之势。中国短短三十年的「政治──经济」改革，不但叫世人震惊，更叫美国担忧。 相对来看，「文化大国」崛起究实又意味什么呢？难道中国人有「古老（古典）的文化」对抗西方「自由主义」？敢问中西文化各自的底蕴是什么？如果，中国人的古典文化有「儒──释──道」。西方人可能即时会答：我们有科学和民主。如果我们仍是这样想，一个有趣的问题就会出现：我们的思维是否仍停留在新文化运动年代？从八十年代以来所谓「新中国」的观念相信已正式登场。
无论如何，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世人都更醒悟和珍惜和平的重要性。二战后意识形态的二元阵型就由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标志着，今天进入所谓后冷战时期却换了中国上场。美本土日籍政治学者福山十多年前就大唱「全球一体化」的将来会是民主化浪潮的「完成」，大讲「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上）。从政治意识形态（思想）的考量，究竟廿一世纪中国将如何适应这股全球化浪潮呢？还是全球各国都在相互磨合适应观望着呢？历史在各种「偶然」的因素影响下委实很难预测。不过可以肯定一件事情，沟通和磨合的政治文化是大国政治未来可见的一段日子都必须实践和正视的一个大趋势。而文化人（政治家和各路思想家）在这方面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相同的场景下，同样是美国的学者福山的老师亨庭顿（ Huntington）在上世纪末亦应时提出「文明冲突论」, 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更形先知的气势。文化（宗教）冲突作为一种新全球政治理论的考量，以美国（基督教）和中东（伊斯兰）作整体战略评估，当然是美国式（自由主义）的过份单简化。世事的难料和复杂性（complexity）仍是笔者想借这短论舒发之己见，盼望在新一年与各读者和学人拜个年，亦愿分享回顾自己小小的读书心得。
曾经在报纸月刊等地方看过一些当代欧洲学人的专访和报道，发觉欧陆「政治──思想」的发展战后的确发生了「循序渐进」式的显着果效，其中政治家和思想家（学者）的角色更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欧洲战后的「联盟──政治」的构建过程，绝不会比中国的改革路容易，虽则两者的处境不同，可以说都是在「七国之乱」中整合文化。欧洲足足走上了六十多年革新（政治与文化上）之道路，最终才渐渐朝向了和平之方向。而当中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和努力更是不可少的动力。
当代欧陆其中一位重要的思想家莫兰（Morin）就在这革新过程中，提出复杂思维模式（paradigm de complexite），在不同而分隔的学科（领域）中做连结， 尝试分析人类历史的进程与现况（特别用以协助欧洲的整体发展）。在伦奥的主场下，英国在奖牌榜却有趣地排行第三，反映了英国在运动场上的软实力绝不亚于欧洲其他国家。欧洲在奥运举行期间仍在经济债务危机之中并未预见更明朗的明天，今天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究竟反映着一个怎么样的「复杂」（结构性）难解的问题呢？欧洲战后的发展究竟在述说着一个怎么样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学说呢？这正是笔者多年来所关心的。当今谈到世界局势的发展，很多人容易不经深思就跌进两个领域作讨论：经济和政治。有时经济还会成为全球性争论的焦点，什至有忽视政治（实施）的关键作用。莫兰在一次访谈中清楚地提到：「欧共体最初的定位是一个政治和文化的机制。」
大战争的风险？
二次大战后，不论是欧洲或美国什或当时的苏联都不想再有大规模的战争，不过在军备竞赛的处境中，各国的联合（联盟）或是在经济上增长中作考究，显示的往往是相互制衡和竞争的一种新形势。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身处在一个军费和军备都有增无减的战后世界。经济上却走在所谓后自由主义资本社会的思想末路的困局之中。今天欧美的金融风暴竟然可以骨牌效应地发展成金融海啸。可以问一下，究竟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微妙关系是怎样的呢？难道自由经济真的是一头脱韁野马？近年即使是经济学行内的专家，都愈来愈觉得自由经济的假设和方法绝不是万灵药，资本家更加是带着前提影响政策，这几近是不争的事实。这正是欧洲思想家、政治家多年来要加大力度处理（深思）的所谓「欧洲问题」的原因。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和核电厂事故后更叫世人看清楚核武（战争）的可能威胁何其大，听说地球现存的核威力足够摧毁十个八个地球。 用几忆年的「平均值」来计算预测大硕石撞击地球的风险明显是机率是或然，但以质量来比较又真的是另一回事情，人类短短二百年的工业「技术──革命──进步」，就将地球摧毁的危险推向了边缘，并且其巨大影响是数以千百倍地增值。很多人包括科学家和各类学者（如哈伯马斯〔Habermas〕）都深信，人类的科学技术有足够能力改变整个地球（人类）的命运，亦有能力将银河系摧毁（而着名英物理学家霍金（Hawking）就有其科幻的预测和警告，他相信不久的将来，地球将再不适合人类居住，近期更大力建议尽快发展太空移民计划）。不过，科学家那像「超人」般的想像是否真的有力敌挡「自然」（上帝）。无神论者有时会情绪失控地咆哮：上帝在那？（像旧约的人物约伯一样）上帝即使像万有神论者所认为与自然（Nature）等同，神学家（哲学家）也是无话可说的。直觉地理解，上帝怎会是「自自然然」的呢？自然这观念究竟在述说什么东西的呢？这是值得神学家和哲学家深思的问题。「偶然」、「自然」、「或然」今天是历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共用的观念，这实在反映了一个怎样的现代世界观？
现代神学家巴特（Barth）如此谈论上帝：「上帝是上帝」。补充一句就是：世界是世界。上世纪德国存在主义大哲海德格（Heidegger）的哲学「以字换字」（观念对换）地「思考」（以语言诠释存有）时，巴特就企图终止这般的（世俗化「语言」）的思考模式（mind-set）和世界观（没有上帝的世界观）影响神学，与存在主义神学家海氏的跟随者布特曼（Bultmann）短兵相接。彻底地表达就是：属世界的（话语）不属上帝（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委实在巴特神学的语境中，有「不可对等」（与人的言语）地理解（上帝）的意思，巴特说：「上帝在天上」（没有人见过上帝），巴特的斩钉截铁似乎不是没有理由的。活人当然活于大地，而「上帝却是活人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上帝是人类历史的上帝。当上帝是主词又是受词（谓词）时，当两者「同一」时，世界（人）就不可为上帝加补或减却什么。用德本土当代着名新教神学家云格尔（Jungel）《上帝作为世界的奥秘》的终极理解：上帝（及其工作）永远是个奥秘（Mystery）。1奥秘不代表完全不可了解，问题是现代人的理性（语言）中，人得要首先承认自己「人是人」（Mensch ist Mensch）的位置，云格尔的意思大概是：（人）没有「如上帝」的高度，「上帝在天上」（巴特语）的意思亦在此。这亦是旧约圣经记载巴别塔隐喻的重要意涵。
人类的文化发展至今，用神学的话讲，可说是吃了「知识树」（tree of knowledge）果子的后遗症剧烈发作──「学像上帝（奥秘）」，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和（价值）知识权威操作，僭越地制作「偶像」（idols）。
如果说人类历世历代，政治（地域版图）上经常产生战争，那么可以这样说：同样经济有经济层面的「战祸」、文化（文明）亦然。可以问，究竟哪一种战争的风险和后果，是会彻底地影响着人类的存亡？现在我们（人类）应当着力处理的是否就是一种更为宽广的「政治──文化」（战争）观念？这或许就不是我们以往所谈的「政治──军事」（版图占据）观念那回事简单了。如今天一些日本政治家真的明白军国主义的祸害，他们就会更明白全球化和联盟政治是一个「和平国度」的最终展现，是需要人类共同体在未来一起努力的。这当然就不只好像南海的领土（版图）纠纷那样的性质来得简单和急迫了。
说到底，人类文明进入现代时期，始终是一个「思想──文化」引发的事件，这与宗教和古代思想当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思考过的问题很多古人（古代神哲学家）都思想过，事实上说现代人比古代人或中世纪人更进步更了得，多少是因为我们不容易看到未来的原因吧。从现时的情况看来，人类再发生大战争的机会可能性虽则相对较低（并非说完全没有可能），但因为现代生活（经济模式）和文化等因素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如生态大灾难、极端主义萌生等等）就可能比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造成更不可预测和不可弥补的结果也未定。有考古生物学家早警告现代人：人类如果发生大灭绝（核战争、生态大灾难）就可能是人类自己一手造成的历史后果，这是在考古历史中从未发生过的物种灭绝的因由。人类作为「万物之灵」（莫特曼：这是基督教的坏传统），究实是怎样步入现代性的历史终结的呢？神学家莫特曼曾经在一个回应历史终结论的场合这样讲过：现代性（modernity）根底就是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从正面和盼望神学（Theology of Hope）的层次来看，意思明确：人类是有足够能力挽回和避免这场大灭绝的。莫特曼的意思大概与他作为一个现代政治神学家的身份相配合的，在莫特曼的神学洞见基础之下，廿一世纪的神学将会有很好的发展。
文化（神学）2思维的复杂
人类的文化（文明）建设可以怎样帮助人类逃过各种的大灾难而得以进入和平幸福的国度呢？这问题明显不是今天军备竞赛下的政治格局可改变什或理解的，只可以说，人类在廿一世纪实在需要大量纵合性思维研究工作，而文化建设就是思维性的整体基础和整合。政治有政治的文化、科学有科学的文化、宗教有宗教的文化，但今天各种文化有须要学懂的是不再相互分隔，而是要成为一种「沟通──互补」的文化，这种建设比任何东西都更迫切！教育和文化的建设需要在廿一世纪担当更为重要角色，笔者深信只有一种全球化的「共识和合作」的「大文化」（mega-culture）方向才能为人类未来带来更美好、更进步和更和平的明天，这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去面对我们人类大家庭现存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自为政的三分法。
年多前意大利的债务问题一般被认可是经济问题的定性，的确影响了其总统（政治）的人选的更替，这正是欧盟的视野当时正在面对头痛的经济问题的原因。意大利和欧洲都在相似的「政治──经济」策略中面对问题，但与所谓市场自动调节的经济或许相去亦较远了。 如果战后的欧洲思想发展正确，欧洲各思想家（包括神学家）半个世纪以来不懈的努力或许将很快会有成效也未定。最少我们可在他们提出的理论与「复杂──思维」现象这反映人类现况的观念扯上清晰不过的关系。
今天不论那个国家，只要看看民主大浪潮的影响，我们就容易窥探出当代欧陆思想家的考虑（学术理论）是比较细致的，最少并不受制于单一意识形态（无论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世界历史（大地）的未来，我们人类（各国）就更应携手合作地应对现时复杂的处境。各国政治的工作和文化工业的产生是息息相关的，有这种理解肯定将有助不单是体育、文艺和宗教等项目的支援事务，长远来看这正是莫兰所讲的「跨科制」的整合思维性工作， 需要的正是多方面的人才和构想相互配搭，为的是要理性地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前路。文化的思维性基础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它将整合（调和）政治和经济的各种考虑是必须被肯定的。
新世纪教会神学家应当担起更宽广更长远的文化职责，而不应以简化的「福音──神学」对策理解「文化（传播）」的工作，取代了「圣灵合而为一」的（政治──文化）理解，为人类的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让「天国」可以降临于地。或许可以换个角度这样理解：天国是上帝在大地作工的体现，大地（地球）却是上帝作工的场所，因为，「上帝是活人的上帝」。如巴特批评路德（Luther）的两个国度说（two-kingdoms）的分裂式理解同样，本文肯定政治（文化）领域（人类社群发展）是神学思考的重要平台。祝愿大家，新年快乐，龙马精神！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02.21）
- 读者请参：Eberhard Jungel : God as the Mystery of the World ,（ Scotland:T&T Clark,1983),pp.376-96。有关云格尔的神学导论，请参以下资料：福特编；董江阳、陈佐人译，《现代神学家》（香港：道风，2005），页58-70 。当代德国新教神学家云格尔（Jungel）的神学的特点是哲学和思辩性比较强的，而且承袭了巴特传统，非常注重「启示」和「三位一体」之论说，什或有称他为「神学的古典派」。他的神学中心是尝试以巴特传统进深处理无神论（atheism）与有神论（theism）其中的一个「典型」，这当然是欧洲战后「虚无主义」处境中的一种重要关注，与政治神学家莫特曼（Moltmann）的发展有相似的地方，都与「盼望」（Hope)的议题有一定联系。云格尔尝试从三位一体（Trinity）学说中再次重申三位一体中的「圣子」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根底上是圣父「不可见」性质（invisibility）的一种「启示性」彰显，与圣灵的工作同样分有着上帝本质上的奥秘。三位一体学说作为一种教会坚实和久远的传统，历来争议不断，其在现代处境更具效力的原因正是其对应着现代人作为知识主体的生存处境（无神的世界），因为「被钉十字架的上帝」（The Crucified God）正在回应着上帝对「无辜死亡和受难」视若无睹的指摘（由存在主义无神论思想引发）。正正因为现代人的经验（感性与理性）和认知强调了人的主体（Hegel─Kant─Descartes传统），将上帝（奥秘）「信仰」的内涵取消了。云格尔认为巴特作为现代神学的重要典範，肯定其恢复三一传统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必要性。云格尔并且尝试在有神与无神持续不断的争论中，再次突显十字架神学（Theology of Cross）的适切性和重要性。但与莫特曼的十架神学相比，云格尔与巴特同样，却小心翼翼地处理政治和实践的议题，并没有将十字架上的受苦的基督（suffering Christ）等同一个抗争（政治上）的上帝（protesting god），原因大概是他深觉意识形态的政治靠拢始终是危险的，一贯了「上帝是上帝」的「超越性」巴特派传统，同时并未有开出一套神学的政治性理解，这或许亦与他一直关注德国哲学与神学发展沟通（文化）的关系有关。而莫特曼将「抗争的上帝」观念应用在与「君皇式暴政传统」（马基雅维里利﹝Machiavelli﹞）对立的「人民」的一方，亦是他神学具争议性的一面，虽然这看起来非常现代亦具批判性，事实亦反映抗争性（protesting）的观念有孕育以暴易暴（新约奋锐党〔古犹太民族革命〕）的思想型态。根据云格尔的巴特传统式的理解，上帝他自己（God Himself）对神学来讲，始终是一个「上帝奥秘主权」，在历史中（in History）彰显的启示者（Revelator）的绝对主体（Subject），并且是全能上帝（作为世界最高主权）战胜死亡和黑暗的一种基督教信仰的最终（神学）表现形式。（参云格尔着，林克译，《死论》，香港：三联，1992）如此看来，从二十世纪（新）政治神学」带有生存性和社会批判理论特质的发展来看，似乎仍未能完全合乎福音书（耶稣──政治），建构出一个清晰的「政治──神学」的正确维度。简单地说，因为上帝（耶稣）站在群众之中（福音书的耶稣）事实并不代表「上帝就是人民大众」。（巴特：上帝是上帝〔God is God〕）只可小心地问，「政治」如果是「地上权力」的一个最高形式，神学是否应该指出权力的恰当运用的政治理解呢？而不是简化地和应任何现代主义思维。那么可以再问一下，「上帝国在地彰显」是一种怎样的「政治──神学」应有的理解呢？采用云格尔神学的理解作推进，这或许当然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奥秘。二十世纪的政治神学发展虽则重要，但它绝对不能只在二战后处境的一种「民主浪潮」或「存在主义」浪潮式的垄断构想中发展，虽然二十世纪世界大战的灾难令人愤慨不已，什至使人容易进入生存性的心理的困局。按莫特曼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一书，十架上的受苦如果是上帝对大地上苦难的一种认同（identification）与爱（love），十字架的上帝为什么一定只对应受苦的人民（people）的政治观念，而不是对应管治者（政权）的一种批判性政治改革的困境（牺牲）的理解呢？可以问，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是否已有一种「历史──启示」（Revelation of（as） History）的神学理解呢？跟随旧约神学家冯德拉（Von Rad）的思想脉络发展，潘能伯格（Pannenberg）以「圣经──历史──启示」为主轴建构其「历史──神学」，对他的神学来说，可以询问如下：上帝的存有（Being）是否在转变中（在新的历史创造中）？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从历史大审判（大洪水）到十字架上的受苦的恩典（对死亡的克胜），上帝的存有（Being）和行动（Act）是否在变动（生成）着（becoming）的奥秘中？（参Jungel:God s Being is in Becoming:The Tinitarian Being of God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从政治哲学追溯西方的思想源头，柏拉图（Plato）哲学关心「政治──城邦」问题绝对不单单是一种治理（governing）的问题，理想国和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观念底下所发展的「政治神学」（新柏拉图──奥古斯丁传统），是否说明有智慧和有权力的（王／首相／总统／教宗／智者／领袖／法官／议员等）管治者的应有责任呢？他们是否更应当负起分担十字架（上帝主权）的苦难（背起﹝背负﹞和分担人民的苦难与福祉）？中国德政文化理解中有忧国忧民的美德，提倡管治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不是高高在上地与人民分隔什或对抗。这在新世纪的政治神学思考发展中，确实值得以普世神学（Ecumenical Theology）的维度再深入好好思考和研究的课题。因为只有从宏观的普世性这个宽而广的观念，才能是关顾世界（Cosmo）大地的整体性和复杂性的依据，这明显同时亦是与地上的「政治（主权）」相关的重要议题。在全球化政治领域来看，问题仍是：谁在现实的政治环境应当担负（上帝）十字架的重量呢？是管治者还是人民大众呢？（上帝在「十字架」启示了什么？上帝（主权）担负世人一切「罪──孽」，究竟有什么意涵？其中是否有重要的 政治意义（political implication）什或真理在其中呢 ？）神学家应该可以理解，最少这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存在主义（感性信仰主导）的一种抗争性政治（如马克思〔Ｍarx〕阶级观念政治哲学所示）观念的靠拢，而是一「十字架基督论」和平国度（天国降临）的基督教政治神学构建。福音书中的耶稣基督的启示表明及否定一种抗争性（奋锐党西门）的（战争）政治理解，耶稣基督当然亦没有站在「德高望重」的「政治─宗教」之中，以神学的话来说，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作为启示中的上帝的一种对世人的劝诫：「举刀的必死在刀下」。这不单是对门徒（奋锐党西门）迫切的劝告，这难道不是战争的必然后果──两败双输！战争是人类文明的耻辱相信是有良知的人也会认同，单就欧洲在一、二次大战期间，被夺去的人命就高达四千万以上，苏联二战后就失却了一千五百万条人命。战争的无情和恶果，岂不反映耶稣劝告世人的箴言吗？（有兴趣了解二战的史料和欧洲战后的复兴和改变的读者，请参考以下书目：《世界文明史后篇》（台北：五南图书，2012，页535-554。）如路德十架神学认为「十字架检验一切」是神学真理准绳，福音书的耶稣的政治倾向事实才是教会和平政治国度应有的神学思考维度和方向，事实福音书有足够的史料引证耶稣的政治倾向。这是上帝主权（政治）与人的主权（政治）的协作奥秘（巴特、云格尔）的一种应有的诠释基础和理解，整体来看是由大历史观（末世论）所制约的（按笔者所知，莫特曼、潘能伯格、巴特和云格尔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这方面（宏大）的关注，而莫特曼神学的政治倾向明显有暴政历史（纳粹德国）作为思想条件和历史背景的，这是研究莫特曼神学应当注意的地方。这必须要从福音书耶稣的教导说起作深入研究，或许在历史流程之可见的未来，人类群体大家庭会明白在地若天是一种「政治──神学」的理解，而信仰关心的就绝不单单是个体灵魂得救的拯救论，这几近是奥秘中的奥秘。整全地看，这或许就是启示录新天新地的一种末世（史）观（Eschatology）的最终展现。（以上集中讨论神学的问题，是要说明和肯定的正是政治神学的诠释学基础（Hermeneutical ground）是教会实践的根本，如果教会实践只侧重各种现代「主义学说」就会对信仰（神学）和教会的基础和整体性做成伤害，什或做成更大的分裂，这是教会（神学）工作者要「竭尽所能」去深入思考的。）
- 神学作为文化的理解一直是被肯定的（无论教会界或学述界），本文就此只稍作一些基础性的反思，有兴趣的读者，请详细参考注[1]。笔者尝试着眼于神学作为一种「文化」的理解，与「文化──沟通（对话）」（宗教共融／传播）的关系有一定分别。本文浅见，以为文化（神学）的工作必须有「政治──文化」的倾向，才会对神学和教会什或世界有更大的贡献。神学在新世纪的发展固然仍是一个文化的工作，但这同时是一个「全球化」的「政治──文化」（和平）的任务，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复活）的临世（启示）是一个和平国度的预示，而圣灵亦有和平（联合／合一）的现世政治的一种理解，笔者深信这就是基督信仰（教会）应有的立足点，这亦是三位一体论和末世论（史观）之所以仍然显得重要的原因。因为上帝仍在（历史中）作工，人就有可能跟随他的脚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