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甲午馬年來臨第一項世界盛事是俄羅斯索契的冬季奧運，體育運動作為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份，今天已是人類一個共同擁有的生活方式。奧運競技作為一種全球人類文明的表現，相信亦顯示現代世界的存在狀況，最少我們有閒餘有心情（和平），運動會才能舉辦才能成功。還記得倫敦奧運精彩的一幕嗎？百米飛人保特帶領4x100的牙買加國家隊創出一個相信將難以再由其他隊伍突破的世界記錄，最少對中國隊來講是望塵莫及的，中國隊其中一位選手初賽出局後在鏡頭前說了一句：「太強啦！」短跑本來是世界強國爭奪的項目，美國這個短跑王國雄霸了這項結合科學與速度的奧運焦點近半個世紀，二戰前後這都是德國的強項。進入全球化時代，歐洲人和美國人有的東西（經濟和科技實力），開始緩緩向東方和全球各地移動。中國人會不會訓練出「極速」的短跑運動員呢？看似神話的東西，事實早已在十多年前稍稍登場了，還記得劉翔嗎？運動員的生涯聽說彷如流星，一瞬即逝。
倫奧精彩之處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追英趕美。美國最後仍在金牌榜趕過了中國，成為此屆奧運的贏家排行第一。僅追其後就正是中國這個以強國崛起恣態的中華民族，廿一世紀是中美之爭的時代，相信沒有人會質疑。但稍為換一個角度我們可能看到中／西之爭，在文化學述界或許就不算是新議題了！今天事實不論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都有著這種跡象，而中國似乎亦有迎頭趕上之勢。中國短短三十年的「政治──經濟」改革，不但叫世人震驚，更叫美國擔憂。 相對來看，「文化大國」崛起究實又意味甚麼呢？難道中國人有「古老（古典）的文化」對抗西方「自由主義」？敢問中西文化各自的底蘊是甚麼？如果，中國人的古典文化有「儒──釋──道」。西方人可能即時會答：我們有科學和民主。如果我們仍是這樣想，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會出現：我們的思維是否仍停留在新文化運動年代？從八十年代以來所謂「新中國」的觀念相信已正式登場。
無論如何，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後，世人都更醒悟和珍惜和平的重要性。二戰後意識形態的二元陣型就由美蘇兩國的「軍備競賽」標誌著，今天進入所謂後冷戰時期卻換了中國上場。美本土日籍政治學者福山十多年前就大唱「全球一體化」的將來會是民主化浪潮的「完成」，大講「歷史終結論」（意識形態上）。從政治意識形態（思想）的考量，究竟廿一世紀中國將如何適應這股全球化浪潮呢？還是全球各國都在相互磨合適應觀望著呢？歷史在各種「偶然」的因素影響下委實很難預測。不過可以肯定一件事情，溝通和磨合的政治文化是大國政治未來可見的一段日子都必須實踐和正視的一個大趨勢。而文化人（政治家和各路思想家）在這方面會起著重要的作用。在相同的場景下，同樣是美國的學者福山的老師亨庭頓（ Huntington）在上世紀末亦應時提出「文明衝突論」, 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更形先知的氣勢。文化（宗教）衝突作為一種新全球政治理論的考量，以美國（基督教）和中東（伊斯蘭）作整體戰略評估，當然是美國式（自由主義）的過份單簡化。世事的難料和複雜性（complexity）仍是筆者想藉這短論舒發之己見，盼望在新一年與各讀者和學人拜個年，亦願分享回顧自己小小的讀書心得。
曾經在報紙月刊等地方看過一些當代歐洲學人的專訪和報道，發覺歐陸「政治──思想」的發展戰後的確發生了「循序漸進」式的顯著果效，其中政治家和思想家（學者）的角色更是起著重要的作用。筆者認為歐洲戰後的「聯盟──政治」的構建過程，絕不會比中國的改革路容易，雖則兩者的處境不同，可以說都是在「七國之亂」中整合文化。歐洲足足走上了六十多年革新（政治與文化上）之道路，最終才漸漸朝向了和平之方向。而當中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和努力更是不可少的動力。
當代歐陸其中一位重要的思想家莫蘭（Morin）就在這革新過程中，提出複雜思維模式（paradigm de complexite），在不同而分隔的學科（領域）中做連結， 嘗試分析人類歷史的進程與現況（特別用以協助歐洲的整體發展）。在倫奧的主場下，英國在獎牌榜卻有趣地排行第三，反映了英國在運動場上的軟實力絕不亞於歐洲其他國家。歐洲在奧運舉行期間仍在經濟債務危機之中並未預見更明朗的明天，今天歐洲的政治和經濟環境究竟反映著一個怎麼樣的「複雜」（結構性）難解的問題呢？歐洲戰後的發展究竟在述說著一個怎麼樣的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學說呢？這正是筆者多年來所關心的。當今談到世界局勢的發展，很多人容易不經深思就跌進兩個領域作討論：經濟和政治。有時經濟還會成為全球性爭論的焦點，甚至有忽視政治（實施）的關鍵作用。莫蘭在一次訪談中清楚地提到：「歐共體最初的定位是一個政治和文化的機制。」
大戰爭的風險？
二次大戰後，不論是歐洲或美國甚或當時的蘇聯都不想再有大規模的戰爭，不過在軍備競賽的處境中，各國的聯合（聯盟）或是在經濟上增長中作考究，顯示的往往是相互制衡和競爭的一種新形勢。事實勝於雄辯，我們身處在一個軍費和軍備都有增無減的戰後世界。經濟上卻走在所謂後自由主義資本社會的思想末路的困局之中。今天歐美的金融風暴竟然可以骨牌效應地發展成金融海嘯。可以問一下，究竟政治與經濟之間的微妙關係是怎樣的呢？難道自由經濟真的是一頭脫韁野馬？近年即使是經濟學行內的專家，都愈來愈覺得自由經濟的假設和方法絕不是萬靈藥，資本家更加是帶著前提影響政策，這幾近是不爭的事實。這正是歐洲思想家、政治家多年來要加大力度處理（深思）的所謂「歐洲問題」的原因。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和核電廠事故後更叫世人看清楚核武（戰爭）的可能威脅何其大，聽說地球現存的核威力足夠摧毀十個八個地球。 用幾憶年的「平均值」來計算預測大碩石撞擊地球的風險明顯是機率是或然，但以質量來比較又真的是另一回事情，人類短短二百年的工業「技術──革命──進步」，就將地球摧毀的危險推向了邊緣，並且其巨大影響是數以千百倍地增值。很多人包括科學家和各類學者（如哈伯馬斯〔Habermas〕）都深信，人類的科學技術有足夠能力改變整個地球（人類）的命運，亦有能力將銀河系摧毀（而著名英物理學家霍金（Hawking）就有其科幻的預測和警告，他相信不久的將來，地球將再不適合人類居住，近期更大力建議盡快發展太空移民計劃）。不過，科學家那像「超人」般的想像是否真的有力敵擋「自然」（上帝）。無神論者有時會情緒失控地咆哮：上帝在那？（像舊約的人物約伯一樣）上帝即使像萬有神論者所認為與自然（Nature）等同，神學家（哲學家）也是無話可說的。直覺地理解，上帝怎會是「自自然然」的呢？自然這觀念究竟在述說甚麼東西的呢？這是值得神學家和哲學家深思的問題。「偶然」、「自然」、「或然」今天是歷史學家、數學家和科學家共用的觀念，這實在反映了一個怎樣的現代世界觀？
現代神學家巴特（Barth）如此談論上帝：「上帝是上帝」。補充一句就是：世界是世界。上世紀德國存在主義大哲海德格（Heidegger）的哲學「以字換字」（觀念對換）地「思考」（以語言詮釋存有）時，巴特就企圖終止這般的（世俗化「語言」）的思考模式（mind-set）和世界觀（沒有上帝的世界觀）影響神學，與存在主義神學家海氏的跟隨者布特曼（Bultmann）短兵相接。徹底地表達就是：屬世界的（話語）不屬上帝（耶穌說：上帝的歸上帝）。委實在巴特神學的語境中，有「不可對等」（與人的言語）地理解（上帝）的意思，巴特說：「上帝在天上」（沒有人見過上帝），巴特的斬釘截鐵似乎不是沒有理由的。活人當然活於大地，而「上帝卻是活人的上帝」（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上帝是人類歷史的上帝。當上帝是主詞又是受詞（謂詞）時，當兩者「同一」時，世界（人）就不可為上帝加補或減卻甚麼。用德本土當代著名新教神學家雲格爾（Jungel）《上帝作為世界的奧秘》的終極理解：上帝（及其工作）永遠是個奧秘（Mystery）。1奧秘不代表完全不可了解，問題是現代人的理性（語言）中，人得要首先承認自己「人是人」（Mensch ist Mensch）的位置，雲格爾的意思大概是：（人）沒有「如上帝」的高度，「上帝在天上」（巴特語）的意思亦在此。這亦是舊約聖經記載巴別塔隱喻的重要意涵。
人類的文化發展至今，用神學的話講，可說是吃了「知識樹」（tree of knowledge）果子的後遺症劇烈發作──「學像上帝（奧秘）」，用各種各樣的語言和（價值）知識權威操作，僭越地製作「偶像」（idols）。
如果說人類歷世歷代，政治（地域版圖）上經常產生戰爭，那麼可以這樣說：同樣經濟有經濟層面的「戰禍」、文化（文明）亦然。可以問，究竟哪一種戰爭的風險和後果，是會徹底地影響著人類的存亡？現在我們（人類）應當著力處理的是否就是一種更為寬廣的「政治──文化」（戰爭）觀念？這或許就不是我們以往所談的「政治──軍事」（版圖佔據）觀念那回事簡單了。如今天一些日本政治家真的明白軍國主義的禍害，他們就會更明白全球化和聯盟政治是一個「和平國度」的最終展現，是需要人類共同體在未來一起努力的。這當然就不只好像南海的領土（版圖）糾紛那樣的性質來得簡單和急迫了。
說到底，人類文明進入現代時期，始終是一個「思想──文化」引發的事件，這與宗教和古代思想當不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我們思考過的問題很多古人（古代神哲學家）都思想過，事實上說現代人比古代人或中世紀人更進步更了得，多少是因為我們不容易看到未來的原因吧。從現時的情況看來，人類再發生大戰爭的機會可能性雖則相對較低（並非說完全沒有可能），但因為現代生活（經濟模式）和文化等因素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如生態大災難、極端主義萌生等等）就可能比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造成更不可預測和不可彌補的結果也未定。有考古生物學家早警告現代人：人類如果發生大滅絕（核戰爭、生態大災難）就可能是人類自己一手造成的歷史後果，這是在考古歷史中從未發生過的物種滅絕的因由。人類作為「萬物之靈」（莫特曼：這是基督教的壞傳統），究實是怎樣步入現代性的歷史終結的呢？神學家莫特曼曾經在一個回應歷史終結論的場合這樣講過：現代性（modernity）根底就是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從正面和盼望神學（Theology of Hope）的層次來看，意思明確：人類是有足夠能力挽回和避免這場大滅絕的。莫特曼的意思大概與他作為一個現代政治神學家的身份相配合的，在莫特曼的神學洞見基礎之下，廿一世紀的神學將會有很好的發展。
文化（神學）2思維的複雜
人類的文化（文明）建設可以怎樣幫助人類逃過各種的大災難而得以進入和平幸福的國度呢？這問題明顯不是今天軍備競賽下的政治格局可改變甚或理解的，只可以說，人類在廿一世紀實在需要大量縱合性思維研究工作，而文化建設就是思維性的整體基礎和整合。政治有政治的文化、科學有科學的文化、宗教有宗教的文化，但今天各種文化有須要學懂的是不再相互分隔，而是要成為一種「溝通──互補」的文化，這種建設比任何東西都更迫切！教育和文化的建設需要在廿一世紀擔當更為重要角色，筆者深信只有一種全球化的「共識和合作」的「大文化」（mega-culture）方向才能為人類未來帶來更美好、更進步和更和平的明天，這需要一個更廣闊的視野去面對我們人類大家庭現存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各自為政的三分法。
年多前意大利的債務問題一般被認可是經濟問題的定性，的確影響了其總統（政治）的人選的更替，這正是歐盟的視野當時正在面對頭痛的經濟問題的原因。意大利和歐洲都在相似的「政治──經濟」策略中面對問題，但與所謂市場自動調節的經濟或許相去亦較遠了。 如果戰後的歐洲思想發展正確，歐洲各思想家（包括神學家）半個世紀以來不懈的努力或許將很快會有成效也未定。最少我們可在他們提出的理論與「複雜──思維」現象這反映人類現況的觀念扯上清晰不過的關係。
今天不論那個國家，只要看看民主大浪潮的影響，我們就容易窺探出當代歐陸思想家的考慮（學術理論）是比較細緻的，最少並不受制於單一意識形態（無論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如果我們認真地對待世界歷史（大地）的未來，我們人類（各國）就更應攜手合作地應對現時複雜的處境。各國政治的工作和文化工業的產生是息息相關的，有這種理解肯定將有助不單是體育、文藝和宗教等項目的支援事務，長遠來看這正是莫蘭所講的「跨科制」的整合思維性工作， 需要的正是多方面的人才和構想相互配搭，為的是要理性地解決人類共同面對的前路。文化的思維性基礎是人類文明的基本，它將整合（調和）政治和經濟的各種考慮是必須被肯定的。
新世紀教會神學家應當擔起更寬廣更長遠的文化職責，而不應以簡化的「福音──神學」對策理解「文化（傳播）」的工作，取代了「聖靈合而為一」的（政治──文化）理解，為人類的未來作出更大的貢獻，讓「天國」可以降臨於地。或許可以換個角度這樣理解：天國是上帝在大地作工的體現，大地（地球）卻是上帝作工的場所，因為，「上帝是活人的上帝」。如巴特批評路德（Luther）的兩個國度說（two-kingdoms）的分裂式理解同樣，本文肯定政治（文化）領域（人類社群發展）是神學思考的重要平台。祝願大家，新年快樂，龍馬精神！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02.21）
- 讀者請參：Eberhard Jungel : God as the Mystery of the World ,（ Scotland:T&T Clark,1983),pp.376-96。有關雲格爾的神學導論，請參以下資料：福特編；董江陽、陳佐人譯，《現代神學家》（香港：道風，2005），頁58-70 。當代德國新教神學家雲格爾（Jungel）的神學的特點是哲學和思辯性比較強的，而且承襲了巴特傳統，非常注重「啟示」和「三位一體」之論說，甚或有稱他為「神學的古典派」。他的神學中心是嘗試以巴特傳統進深處理無神論（atheism）與有神論（theism）其中的一個「典型」，這當然是歐洲戰後「虛無主義」處境中的一種重要關注，與政治神學家莫特曼（Moltmann）的發展有相似的地方，都與「盼望」（Hope)的議題有一定聯繫。雲格爾嘗試從三位一體（Trinity）學說中再次重申三位一體中的「聖子」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根底上是聖父「不可見」性質（invisibility）的一種「啟示性」彰顯，與聖靈的工作同樣分有著上帝本質上的奧秘。三位一體學說作為一種教會堅實和久遠的傳統，歷來爭議不斷，其在現代處境更具效力的原因正是其對應著現代人作為知識主體的生存處境（無神的世界），因為「被釘十字架的上帝」（The Crucified God）正在回應著上帝對「無辜死亡和受難」視若無睹的指摘（由存在主義無神論思想引發）。正正因為現代人的經驗（感性與理性）和認知強調了人的主體（Hegel─Kant─Descartes傳統），將上帝（奧秘）「信仰」的內涵取消了。雲格爾認為巴特作為現代神學的重要典範，肯定其恢復三一傳統的正當性、合理性和必要性。雲格爾並且嘗試在有神與無神持續不斷的爭論中，再次突顯十字架神學（Theology of Cross）的適切性和重要性。但與莫特曼的十架神學相比，雲格爾與巴特同樣，卻小心翼翼地處理政治和實踐的議題，並沒有將十字架上的受苦的基督（suffering Christ）等同一個抗爭（政治上）的上帝（protesting god），原因大概是他深覺意識形態的政治靠攏始終是危險的，一貫了「上帝是上帝」的「超越性」巴特派傳統，同時並未有開出一套神學的政治性理解，這或許亦與他一直關注德國哲學與神學發展溝通（文化）的關係有關。而莫特曼將「抗爭的上帝」觀念應用在與「君皇式暴政傳統」（馬基雅維里利﹝Machiavelli﹞）對立的「人民」的一方，亦是他神學具爭議性的一面，雖然這看起來非常現代亦具批判性，事實亦反映抗爭性（protesting）的觀念有孕育以暴易暴（新約奮銳黨〔古猶太民族革命〕）的思想型態。根據雲格爾的巴特傳統式的理解，上帝衪自己（God Himself）對神學來講，始終是一個「上帝奧秘主權」，在歷史中（in History）彰顯的啟示者（Revelator）的絕對主體（Subject），並且是全能上帝（作為世界最高主權）戰勝死亡和黑暗的一種基督教信仰的最終（神學）表現形式。（參雲格爾著，林克譯，《死論》，香港：三聯，1992）如此看來，從二十世紀（新）政治神學」帶有生存性和社會批判理論特質的發展來看，似乎仍未能完全合乎福音書（耶穌──政治），建構出一個清晰的「政治──神學」的正確維度。簡單地說，因為上帝（耶穌）站在群眾之中（福音書的耶穌）事實並不代表「上帝就是人民大眾」。（巴特：上帝是上帝〔God is God〕）只可小心地問，「政治」如果是「地上權力」的一個最高形式，神學是否應該指出權力的恰當運用的政治理解呢？而不是簡化地和應任何現代主義思維。那麼可以再問一下，「上帝國在地彰顯」是一種怎樣的「政治──神學」應有的理解呢？採用雲格爾神學的理解作推進，這或許當然同樣是一個重大的（歷史）奧秘。二十世紀的政治神學發展雖則重要，但它絕對不能只在二戰後處境的一種「民主浪潮」或「存在主義」浪潮式的壟斷構想中發展，雖然二十世紀世界大戰的災難令人憤慨不已，甚至使人容易進入生存性的心理的困局。按莫特曼的《被釘十字架的上帝》一書，十架上的受苦如果是上帝對大地上苦難的一種認同（identification）與愛（love），十字架的上帝為甚麼一定只對應受苦的人民（people）的政治觀念，而不是對應管治者（政權）的一種批判性政治改革的困境（犧牲）的理解呢？可以問，從舊約到新約我們是否已有一種「歷史──啟示」（Revelation of（as） History）的神學理解呢？跟隨舊約神學家馮德拉（Von Rad）的思想脈絡發展，潘能伯格（Pannenberg）以「聖經──歷史──啟示」為主軸建構其「歷史──神學」，對他的神學來說，可以詢問如下：上帝的存有（Being）是否在轉變中（在新的歷史創造中）？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從歷史大審判（大洪水）到十字架上的受苦的恩典（對死亡的克勝），上帝的存有（Being）和行動（Act）是否在變動（生成）著（becoming）的奧秘中？（參Jungel:God s Being is in Becoming:The Tinitarian Being of God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從政治哲學追溯西方的思想源頭，柏拉圖（Plato）哲學關心「政治──城邦」問題絕對不單單是一種治理（governing）的問題，理想國和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觀念底下所發展的「政治神學」（新柏拉圖──奧古斯丁傳統），是否說明有智慧和有權力的（王／首相／總統／教宗／智者／領袖／法官／議員等）管治者的應有責任呢？他們是否更應當負起分擔十字架（上帝主權）的苦難（背起﹝背負﹞和分擔人民的苦難與福祉）？中國德政文化理解中有憂國憂民的美德，提倡管治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不是高高在上地與人民分隔甚或對抗。這在新世紀的政治神學思考發展中，確實值得以普世神學（Ecumenical Theology）的維度再深入好好思考和研究的課題。因為只有從宏觀的普世性這個寬而廣的觀念，才能是關顧世界（Cosmo）大地的整體性和複雜性的依據，這明顯同時亦是與地上的「政治（主權）」相關的重要議題。在全球化政治領域來看，問題仍是：誰在現實的政治環境應當擔負（上帝）十字架的重量呢？是管治者還是人民大眾呢？（上帝在「十字架」啟示了甚麼？上帝（主權）擔負世人一切「罪──孽」，究竟有甚麼意涵？其中是否有重要的 政治意義（political implication）甚或真理在其中呢 ？）神學家應該可以理解，最少這不是一種意識形態或存在主義（感性信仰主導）的一種抗爭性政治（如馬克思〔Ｍarx〕階級觀念政治哲學所示）觀念的靠攏，而是一「十字架基督論」和平國度（天國降臨）的基督教政治神學構建。福音書中的耶穌基督的啟示表明及否定一種抗爭性（奮銳黨西門）的（戰爭）政治理解，耶穌基督當然亦沒有站在「德高望重」的「政治─宗教」之中，以神學的話來說，耶穌基督的生命是作為啟示中的上帝的一種對世人的勸誡：「舉刀的必死在刀下」。這不單是對門徒（奮銳黨西門）迫切的勸告，這難道不是戰爭的必然後果──兩敗雙輸！戰爭是人類文明的恥辱相信是有良知的人也會認同，單就歐洲在一、二次大戰期間，被奪去的人命就高達四千萬以上，蘇聯二戰後就失卻了一千五百萬條人命。戰爭的無情和惡果，豈不反映耶穌勸告世人的箴言嗎？（有興趣了解二戰的史料和歐洲戰後的復興和改變的讀者，請參考以下書目：《世界文明史後篇》（台北：五南圖書，2012，頁535-554。）如路德十架神學認為「十字架檢驗一切」是神學真理準繩，福音書的耶穌的政治傾向事實才是教會和平政治國度應有的神學思考維度和方向，事實福音書有足夠的史料引證耶穌的政治傾向。這是上帝主權（政治）與人的主權（政治）的協作奧秘（巴特、雲格爾）的一種應有的詮釋基礎和理解，整體來看是由大歷史觀（末世論）所制約的（按筆者所知，莫特曼、潘能伯格、巴特和雲格爾都在不同程度上有這方面（宏大）的關注，而莫特曼神學的政治傾向明顯有暴政歷史（納粹德國）作為思想條件和歷史背景的，這是研究莫特曼神學應當注意的地方。這必須要從福音書耶穌的教導說起作深入研究，或許在歷史流程之可見的未來，人類群體大家庭會明白在地若天是一種「政治──神學」的理解，而信仰關心的就絕不單單是個體靈魂得救的拯救論，這幾近是奧秘中的奧秘。整全地看，這或許就是啟示錄新天新地的一種末世（史）觀（Eschatology）的最終展現。（以上集中討論神學的問題，是要說明和肯定的正是政治神學的詮釋學基礎（Hermeneutical ground）是教會實踐的根本，如果教會實踐只側重各種現代「主義學說」就會對信仰（神學）和教會的基礎和整體性做成傷害，甚或做成更大的分裂，這是教會（神學）工作者要「竭盡所能」去深入思考的。）
- 神學作為文化的理解一直是被肯定的（無論教會界或學述界），本文就此只稍作一些基礎性的反思，有興趣的讀者，請詳細參考註[1]。筆者嘗試著眼於神學作為一種「文化」的理解，與「文化──溝通（對話）」（宗教共融／傳播）的關係有一定分別。本文淺見，以為文化（神學）的工作必須有「政治──文化」的傾向，才會對神學和教會甚或世界有更大的貢獻。神學在新世紀的發展固然仍是一個文化的工作，但這同時是一個「全球化」的「政治──文化」（和平）的任務，因為耶穌基督（十字架──復活）的臨世（啟示）是一個和平國度的預示，而聖靈亦有和平（聯合／合一）的現世政治的一種理解，筆者深信這就是基督信仰（教會）應有的立足點，這亦是三位一體論和末世論（史觀）之所以仍然顯得重要的原因。因為上帝仍在（歷史中）作工，人就有可能跟隨衪的腳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