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京牧师
日前，网上读到一则消息，称中国于廿三年间移民近千万人。谈到近现代移民潮，晚清是一个高峰，以劳务输出为主；第二个高峰则是一九四九年前后，政局的动盪和变换，令成千上万人主动或被动地流亡海外；时下或可称作第三次移民高峰期，肇始于改革开放之后海外留学大潮带动人才移民，近年来又加上了投资移民和海外置业，增势迅猛。分析家称这种趋势反映了中国居民收入的提高，改革开放的成果在个人身上开始显现。也就是说，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正在大量移民海外。更为具体的报告指称，百份之六十四的中国百万富翁已经或正准备携带自己的财富移居国外，而三份一的超级富豪（指资产超过一千六百万美元）已经举家迁徙。（腾讯新闻：《调查称中国23年移民近千万人》，2014年1月22日。）
不妨举个具体事例。一九九五年一份题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匿名万言书悄然流传，指出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形成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一位在京东颇有点名气、开了几家工厂和餐馆的老板，得知这份万言书的内容后，立即全家移民国外，独自怀揣绿卡留守京城，静观其变。（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页46-47。）
历史上中国出现移民潮都各有其原因可循，笔者有兴趣思考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社会步入建国以来最少动盪的时期，除了贫贱不能移之外，为何会涌现出大批富有的去国者？除教育、环境等因素之外，有分析指出中国富豪们移民海外是为了维护他们的财富。这实在耐人寻味，明明二○○七年通过并实施了《中国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已经在法律上给予私人财产以保护，为何仍然没有让富豪们树立起在中国安居乐业的信心呢？
说到信心或许就谈到问题的关键了。据二○一三《中国社会心态蓝皮书》披露，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水准近来年年走低，无论是人际信任、组织信任、媒体信任还是对公共权力的信任，都在一个相当不容乐观的低水准上。造成这一社会普遍信任危机的因素无疑是多方面的，正如学者指出公共权力是建立社会信任机制的核心，（王俊秀、杨宜音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页22-23。）反过来看可以说公共权力也是破坏社会信任机制的要因。（下期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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