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二○○四年四月六日人大释法后，在宣布「民主已死」的记者会中，曾有记者问我下一步会做什么，我回答要「公民抗命」，当时只是随口而出，没有实际内容，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有方法也已经做齐了。没想到九年后的今天，戴耀廷教授提出的公民抗命惹来社会广泛讨论，我也期望这运动的开启会能为香港民主发展带来一个新的里程。
从小社区到大社区的服事
我开始事奉的时候，关心社区事务较多，因为我的教会座落在柴湾区。七十年代时，柴湾是一个非常落后的社区，交通、医疗、房屋等方面都尚未发展，更明显比香港其他社区发展得缓慢。那时柴湾区都是木屋、石屋、七层徙置区，而交通方面，只有一条通往中环的巴士线，堵塞车时要花上三、四小时才能到中环去。于是，居民便找我帮助他们面对生活方面的种种困难。处理这些问题后，最终我发现，这些问题背后牵涉的是政府的城市规划政策，而不是一所教会或一个牧师可以处理的问题。于是，在一九八一年开始，我探访一些工友的家庭，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工作环境，也处理交通和医疗问题。当时教会的工作就从社区的问题出发。
我事奉的第一个转捩点发生于一九八二年。柴湾浸信会联同宣道会兴华堂、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爱华村堂、柴湾万善堂和柴湾天主教海星堂一起争取兴建东区医院。
同年，中英两国开始处理九七年香港主权回归的事，对于我们这年轻的一代而言，对回归的感受远不及上一代。当时对回归感觉最大的是财团和中产以上较富裕的人士，因为他们经历过一九四九年间从内地逃难到香港的难辛岁月。经过二、三十年在港奋斗，他们事业有成、儿孙满堂，但不能磨灭一九四九年时共产党管治中国的影像，这种焦虑也成为了当时整个社会的焦虑。一九八四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时，确定了中国会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主权。那时最重要的字句是「收回主权」，很多人都会感到害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便从一个小社区的问题，看到一个大社区的问题，其实都是共通的，那就是，怎样能确保香港被收回主权时，香港的法治、自由、人权仍然可以维持，而唯一的方法就是争取民主的政制，即「还政于民」、「民主抗共」。这是一九八四年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时，很多社会的团体，尤其是那些原本已关注社关的人士，便有了一个清楚的目标和方向。
八十年代香港教会在政制发展上的角色
当时社会的移民潮很厉害，教会也有很多人要移民，很多中产以上的教会受到影响，什至很多牧师也移民，社会非常不稳定。于是，教会也作了一些回应。中华基督教会汪彼得牧师举办了一个「我爱香港」运动，希望教会的信徒不要在这个动盪的社会局面中离开，要稳守香港。此外，针对当时港币贬值的问题，基督教协进会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将美元储蓄兑换港元，希望稳定港元汇率。虽然这动作未必能实际影响汇率，可是却有着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代表着教会对社会的承担。我当时也参加了基督教协进会的公共政策委员会，与林寿康、黄碧云、卢龙光一起工作。当时是草拟《基本法》的年代，我们便搜罗和研究各国的宪法，一起讨论如何制定好《基本法》。
在那个时候，因着时代的进展，我们曾参与社运的人，也开始参与争取八八直选的运动，成立组织举办「高山大会」，「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简称民促会）便在这时候成立。这组织有很多参与者来自宗教界，包括有我、陈佐才牧师、余达心牧师、郭乃弘牧师、夏其龙神父等。最终，我、郭乃弘和夏其龙走得较前，参与了高山大会。当时整个政制发展方向是针对了人心的骚动、社会对收回主权的不安，并要思想香港的未来应怎样走。在争取八八直选时，民促会召开高山大会、维园集会、收取签名，后来一九八七年我和司徒华先生等一起到北京与港澳主任李后谈论社制发展，一九八八年和鲁平一起谈政制方案和发展。那时教会是有做这些关心政制发展的工作的，除了上述的「我爱香港」运动外，基督教关注《基本法》小组也和圣公会的邝广杰主教见了几次面，就宗教界应否成为政治功能组别进行讨论。（待续）
编按：本文由罗民威采访，陈盈恩记录，经朱耀明牧师过目订正。采访于二○一三年七月廿五日进行。全文收录在《公民抗命与占领中环──香港基督徒的信仰省思》（时代论坛、雅歌出版社、香港教会更新运动合作出版），由今期起分期刊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