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二○○四年四月六日人大釋法後，在宣佈「民主已死」的記者會中，曾有記者問我下一步會做甚麼，我回答要「公民抗命」，當時只是隨口而出，沒有實際內容，因為我覺得我們所有方法也已經做齊了。沒想到九年後的今天，戴耀廷教授提出的公民抗命惹來社會廣泛討論，我也期望這運動的開啟會能為香港民主發展帶來一個新的里程。
從小社區到大社區的服事
我開始事奉的時候，關心社區事務較多，因為我的教會座落在柴灣區。七十年代時，柴灣是一個非常落後的社區，交通、醫療、房屋等方面都尚未發展，更明顯比香港其他社區發展得緩慢。那時柴灣區都是木屋、石屋、七層徙置區，而交通方面，只有一條通往中環的巴士線，堵塞車時要花上三、四小時才能到中環去。於是，居民便找我幫助他們面對生活方面的種種困難。處理這些問題後，最終我發現，這些問題背後牽涉的是政府的城市規劃政策，而不是一所教會或一個牧師可以處理的問題。於是，在一九八一年開始，我探訪一些工友的家庭，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和工作環境，也處理交通和醫療問題。當時教會的工作就從社區的問題出發。
我事奉的第一個轉捩點發生於一九八二年。柴灣浸信會聯同宣道會興華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愛華村堂、柴灣萬善堂和柴灣天主教海星堂一起爭取興建東區醫院。
同年，中英兩國開始處理九七年香港主權回歸的事，對於我們這年輕的一代而言，對回歸的感受遠不及上一代。當時對回歸感覺最大的是財團和中產以上較富裕的人士，因為他們經歷過一九四九年間從內地逃難到香港的難辛歲月。經過二、三十年在港奮鬥，他們事業有成、兒孫滿堂，但不能磨滅一九四九年時共產黨管治中國的影像，這種焦慮也成為了當時整個社會的焦慮。一九八四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時，確定了中國會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主權。那時最重要的字句是「收回主權」，很多人都會感到害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便從一個小社區的問題，看到一個大社區的問題，其實都是共通的，那就是，怎樣能確保香港被收回主權時，香港的法治、自由、人權仍然可以維持，而唯一的方法就是爭取民主的政制，即「還政於民」、「民主抗共」。這是一九八四年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那時，很多社會的團體，尤其是那些原本已關注社關的人士，便有了一個清楚的目標和方向。
八十年代香港教會在政制發展上的角色
當時社會的移民潮很厲害，教會也有很多人要移民，很多中產以上的教會受到影響，甚至很多牧師也移民，社會非常不穩定。於是，教會也作了一些回應。中華基督教會汪彼得牧師舉辦了一個「我愛香港」運動，希望教會的信徒不要在這個動盪的社會局面中離開，要穩守香港。此外，針對當時港幣貶值的問題，基督教協進會也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將美元儲蓄兌換港元，希望穩定港元匯率。雖然這動作未必能實際影響匯率，可是卻有著很重要的象徵意義，代表著教會對社會的承擔。我當時也參加了基督教協進會的公共政策委員會，與林壽康、黃碧雲、盧龍光一起工作。當時是草擬《基本法》的年代，我們便搜羅和研究各國的憲法，一起討論如何制定好《基本法》。
在那個時候，因著時代的進展，我們曾參與社運的人，也開始參與爭取八八直選的運動，成立組織舉辦「高山大會」，「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簡稱民促會）便在這時候成立。這組織有很多參與者來自宗教界，包括有我、陳佐才牧師、余達心牧師、郭乃弘牧師、夏其龍神父等。最終，我、郭乃弘和夏其龍走得較前，參與了高山大會。當時整個政制發展方向是針對了人心的騷動、社會對收回主權的不安，並要思想香港的未來應怎樣走。在爭取八八直選時，民促會召開高山大會、維園集會、收取簽名，後來一九八七年我和司徒華先生等一起到北京與港澳主任李後談論社制發展，一九八八年和魯平一起談政制方案和發展。那時教會是有做這些關心政制發展的工作的，除了上述的「我愛香港」運動外，基督教關注《基本法》小組也和聖公會的鄺廣傑主教見了幾次面，就宗教界應否成為政治功能組別進行討論。（待續）
編按：本文由羅民威採訪，陳盈恩記錄，經朱耀明牧師過目訂正。採訪於二○一三年七月廿五日進行。全文收錄在《公民抗命與佔領中環──香港基督徒的信仰省思》（時代論壇、雅歌出版社、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合作出版），由今期起分期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