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
作为以色列的第三位君王（主前约971-931），所罗门所拥有的智慧是王国时代空前绝后的。这是因为他知道为君的责任重大，便求神赐他一夥「能办别是非」的心（王上三9）。这祈求不但蒙神喜悦和应允，神更额外赐给他「富足、尊荣」，使他在世的日子，无王能比（王上三13）。及后，以色列于所罗门的管治带领下，政治、经济和宗教上都达到极高的成就。但是，满有智慧的所罗门却于后期拜偶像和离弃神，导致他最终的失败，使国家分裂（王上十一）。本文尝试探讨所罗门治国策略最终失败的原因。
所罗门治国模式
相比起其他君王，所罗门王统治期间，圣经并没有记载任何先知的提醒或宣讲。先知的出现却只限于初期所罗门被先知拿单膏为王和后期先知亚希雅预言神「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的两事件上（王上一；十一31；代下九29-31）。针对这特别的现象，神学家Walter Brueggemann提出这可能跟所罗门治国策背后的属灵真相有关。（Walter Brueggemann［1978］. The Prophetic Imaginat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Chapter 2］）由于所罗门发展了一套有效结合了政治、经济和宗教权力的管治模式，先知的宣讲、提醒和异见却因着国家的强盛富足和宗教的制度化而被「肃清」(silencing)。综观，所罗门的治国策有三个相辅相乘的部份（图）。
图：所罗门治国模式
经济方面，所罗门王敏锐地察觉到以色列于近东地区的地缘战略位置；让她陆路上成为非洲（埃及）和亚洲（亚兰／叙利亚）之间必经的通商路线，海路上则成为地中海以东的重要港口。这不单大大强化了以色列对外经贸往来，振兴国内经济之馀，更使他控制了那些南北走向的主要商路。他与推罗王希兰（King Hiram of Tyre）的友好关系更为他提供了船队，使他能垄断海上航路。有效利用以色列的地缘位置促使邻邦别国去巴结所罗门王。由于所罗门控制了海陆商路和贸易，这便构成了对示巴人位于亚拉伯西南的香料贸易的严重威胁。示巴女王于是出访所罗门（王上十1-13），并成功与所罗门分摊利益，正于其他的亚拉伯君王一样（王上十13-15）。虽然以色列自此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所罗门生活的奢华却反映了以色列社会穷富悬殊的加剧。主前八世纪的先知指斥少数人垄断财富，这倾向早在所罗门管治下的富裕经济已见其伏线。
政治方面，国家累积的财富并没有使以色列人普遍受惠，所罗门施行压迫性的铁腕统治。所罗门大兴土木，以致迦南人的奴隶应付不来，他只得征召以色列人去服苦和兵役，使百姓反感（王上四6；五13-14；九22）。这些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也为他死后国家分裂制造了重要条件（王上十二）。
宗教方面，虽然所罗门表面上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王上八），但实情是压迫征召人去同时建造自己的王宫，耶路撤冷城墙、武器、国家设施和自己「所愿建造的」（王上九15-19）。宗教信仰于富裕的经济和压迫的政治的氛围下演变成一种缓冲制度，有助抵销社会内的怨愤和不稳定因素。更明显的是，所罗门王所制度化的宗教信仰并没有认定神为一位拥有主权、自由和无处不在的神（见：出三十三19-20）。反之，他将神安放于圣殿中，使神成为一位可被人随时进见召唤的神祗；将神控制、局限和意图驯服成那以色列「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象征物，以便强化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一大批先知和祭司便顺理成章地被吸纳到这表面上以神为中心的宗教制度。于歌舞升平和繁荣的盛世中大夥儿却忽略了这制度化背后的现实主义幽暗属灵真相；利用神。
这属灵和道德上的腐败其实早已被反映在所罗门决定迎娶埃及法老女儿的决定上（王上三1；十一1-6）。后来自己更因为贪恋一千个外邦妃嫔而拜起偶像来（王上十一3-5）。可见圣殿和国家宗教的建立，并不代表所罗门王将耶和华认真地看待，也不保证先知祭司们会省察到问题而去冒险得罪提醒所罗门及其他因着繁荣兴盛而自肥的既得利益阶层。
传道者的忏悔
虽然所罗门王被普遍认为一位被神祝福及满有智慧的君王，他的统治也使以色列国达到空前的盛世，但是属灵上的暗藏表里不一致却慢慢地蚕蚀着他的道德和属灵生命，导致他的后人要去面对民怨日深和国家不稳分裂的困局苦果（王上十一12-13）。所罗门一生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笔者认为，问题便是他的人生「好得难以置信」（too good to be true）；欠缺苦难的经炼而漠视世界和他人的苦难。
他承继了父亲大卫王为他预备的一切，得到神赐予的智慧和额外祝福，万事亨通之馀，所罗门却容让自己去干一切他所愿的：囤积财富（金钱）、大兴土木（权力）、放纵情欲（性）、着书立说（知识名誉）和外交征讨（历险）。传道者的一段忏悔或许能道出所罗门晚年的心声和对他后人的忧虑：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见昌盛，胜过以往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它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分。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传二4-11）
「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传二18-19）
笔者认为，所罗门的问题是当权力的操作达致顺畅无阻之时，那潜伏的迷惑者便会诱人去以自我和世界的方法去维持这顺境和拥有的权势，拒绝拥抱自己和他人的苦难，忘记了那一切智慧和恩典的来源是神。「居安思危」便是要省察着这潜伏的迷惑，沉稳自制，并教导下一代于顺境和苦难中谦卑地与神同行，在公义与慈爱中作出平衡，忍耐等候信靠。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3.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