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作為以色列的第三位君王（主前約971-931），所羅門所擁有的智慧是王國時代空前絕後的。這是因為他知道為君的責任重大，便求神賜他一夥「能辦別是非」的心（王上三9）。這祈求不但蒙神喜悅和應允，神更額外賜給他「富足、尊榮」，使他在世的日子，無王能比（王上三13）。及後，以色列於所羅門的管治帶領下，政治、經濟和宗教上都達到極高的成就。但是，滿有智慧的所羅門卻於後期拜偶像和離棄神，導致他最終的失敗，使國家分裂（王上十一）。本文嘗試探討所羅門治國策略最終失敗的原因。
所羅門治國模式
相比起其他君王，所羅門王統治期間，聖經並沒有記載任何先知的提醒或宣講。先知的出現卻只限於初期所羅門被先知拿單膏為王和後期先知亞希雅預言神「將國從所羅門手裡奪回」的兩事件上（王上一；十一31；代下九29-31）。針對這特別的現象，神學家Walter Brueggemann提出這可能跟所羅門治國策背後的屬靈真相有關。（Walter Brueggemann［1978］. The Prophetic Imaginat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Chapter 2］）由於所羅門發展了一套有效結合了政治、經濟和宗教權力的管治模式，先知的宣講、提醒和異見卻因著國家的強盛富足和宗教的制度化而被「肅清」(silencing)。綜觀，所羅門的治國策有三個相輔相乘的部份（圖）。
圖：所羅門治國模式
經濟方面，所羅門王敏銳地察覺到以色列於近東地區的地緣戰略位置；讓她陸路上成為非洲（埃及）和亞洲（亞蘭／敘利亞）之間必經的通商路線，海路上則成為地中海以東的重要港口。這不單大大強化了以色列對外經貿往來，振興國內經濟之餘，更使他控制了那些南北走向的主要商路。他與推羅王希蘭（King Hiram of Tyre）的友好關係更為他提供了船隊，使他能壟斷海上航路。有效利用以色列的地緣位置促使鄰邦別國去巴結所羅門王。由於所羅門控制了海陸商路和貿易，這便構成了對示巴人位於亞拉伯西南的香料貿易的嚴重威脅。示巴女王於是出訪所羅門（王上十1-13），並成功與所羅門分攤利益，正於其他的亞拉伯君王一樣（王上十13-15）。雖然以色列自此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所羅門生活的奢華卻反映了以色列社會窮富懸殊的加劇。主前八世紀的先知指斥少數人壟斷財富，這傾向早在所羅門管治下的富裕經濟已見其伏線。
政治方面，國家累積的財富並沒有使以色列人普遍受惠，所羅門施行壓迫性的鐵腕統治。所羅門大興土木，以致迦南人的奴隸應付不來，他只得徵召以色列人去服苦和兵役，使百姓反感（王上四6；五13-14；九22）。這些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也為他死後國家分裂製造了重要條件（王上十二）。
宗教方面，雖然所羅門表面上為耶和華建造聖殿（王上八），但實情是壓迫徵召人去同時建造自己的王宮，耶路撤冷城牆、武器、國家設施和自己「所願建造的」（王上九15-19）。宗教信仰於富裕的經濟和壓迫的政治的氛圍下演變成一種緩衝制度，有助抵銷社會內的怨憤和不穩定因素。更明顯的是，所羅門王所制度化的宗教信仰並沒有認定神為一位擁有主權、自由和無處不在的神（見：出三十三19-20）。反之，他將神安放於聖殿中，使神成為一位可被人隨時進見召喚的神祗；將神控制、局限和意圖馴服成那以色列「國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象徵物，以便強化自己政權的合法性。一大批先知和祭司便順理成章地被吸納到這表面上以神為中心的宗教制度。於歌舞昇平和繁榮的盛世中大夥兒卻忽略了這制度化背後的現實主義幽暗屬靈真相；利用神。
這屬靈和道德上的腐敗其實早已被反映在所羅門決定迎娶埃及法老女兒的決定上（王上三1；十一1-6）。後來自己更因為貪戀一千個外邦妃嬪而拜起偶像來（王上十一3-5）。可見聖殿和國家宗教的建立，並不代表所羅門王將耶和華認真地看待，也不保證先知祭司們會省察到問題而去冒險得罪提醒所羅門及其他因著繁榮興盛而自肥的既得利益階層。
傳道者的懺悔
雖然所羅門王被普遍認為一位被神祝福及滿有智慧的君王，他的統治也使以色列國達到空前的盛世，但是屬靈上的暗藏表裡不一致卻慢慢地蠶蝕著他的道德和屬靈生命，導致他的後人要去面對民怨日深和國家不穩分裂的困局苦果（王上十一12-13）。所羅門一生的問題究竟出在哪裏？筆者認為，問題便是他的人生「好得難以置信」（too good to be true）；欠缺苦難的經鍊而漠視世界和他人的苦難。
他承繼了父親大衛王為他預備的一切，得到神賜予的智慧和額外祝福，萬事亨通之餘，所羅門卻容讓自己去幹一切他所願的：囤積財富（金錢）、大興土木（權力）、放縱情慾（性）、著書立說（知識名譽）和外交征討（歷險）。傳道者的一段懺悔或許能道出所羅門晚年的心聲和對他後人的憂慮：
「我為自己動大工程，……我又為自己積蓄金銀和君王的財寶，並各省的財寶；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愛的物，並許多的妃嬪。這樣，我就日見昌盛，勝過以往在耶路撒冷的眾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沒有留下不給它的；我心所樂的，我沒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為我一切所勞碌的快樂，這就是我從勞碌中所得的分。後來，我察看我手所經營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功。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傳二4-11）
「我恨惡一切的勞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勞碌，因為我得來的必留給我以後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誰能知道？」（傳二18-19）
筆者認為，所羅門的問題是當權力的操作達致順暢無阻之時，那潛伏的迷惑者便會誘人去以自我和世界的方法去維持這順境和擁有的權勢，拒絕擁抱自己和他人的苦難，忘記了那一切智慧和恩典的來源是神。「居安思危」便是要省察著這潛伏的迷惑，沉穩自制，並教導下一代於順境和苦難中謙卑地與神同行，在公義與慈愛中作出平衡，忍耐等候信靠。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