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记忆与悲伤同行的日子中，全球各国各族各地，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国家、不分意识形态，都有民众沉浸在缅怀曼德拉先生的气氛中。然而，在这个「大国崛起」所带来的黑白颠倒效应的年代，任何思想和人物的形象都是可以被骑劫的。因此，不足为奇，连那些最恶毒的豺狼，也可以骑劫曼德拉先生的思想，为自己那可耻的罪行和暴力背上一书，而且是以最不知廉耻的方式。实际上并不尊重「多元」的独裁中共，却佯装成「多元」的守护者，指摘一些中国网民将曼德拉说成是自由斗士的观点。作为中共忠心不二的喉舌，《环球时报》在之前发表评论说：「在中国互联网上，一些人把曼德拉描述成仅仅是一位自由主义斗士，这实在贬低了曼德拉，曼德拉形像比他们所说的丰富得多，这样的偶像崇拜实际是实用主义的。」在香港，亲北京的《香港商报》也借机向主子献媚，在表扬曼德拉精神的同时，发出警告说：「反观时下的香港，社会戾气有增无减，政治纷争不断加深，指摘、对抗、撕裂行动蔓延，暴力示威肆意冲击执法人员什至公然违法更是时有发生；有人暗讽，不到香港不知道文革还在搞。」这等指鹿为马之举，刺激了笔者执笔的欲望，想要用自己手中一直都欠缺犀利的笔，写一点力所能及的回应。不，那不只是回应，也是一种愤怒的自然表达。一怒暴力的制造者无情而滑稽地羞辱了这位自由斗士，二怒木讷迂腐的大批香港基督徒继续选择明哲保身，打着「非暴力」的旗号，支撑起独裁中共通过「狼真阴」政府以及各式各样的「爱港爱国」力量对普通香港人所施加的暴力，令基督教蒙羞。
《环球时报》淡化曼德拉
首先，来说说令人尊敬的曼德拉先生。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的观点代表一种倾向，希望淡化曼德拉追寻自由、为人权而战的形象，将其矮化为一位解放黑人的民族英雄（或者「种族英雄」），因为这样的诠释更加符合中国模式所鼓吹的「中国梦」对国人所提出的爱国主义的要求。但事实上，曼德拉是一位反种族歧视运动的领袖，也是一名自由的斗士，献其一生，为人的尊严不懈奋斗。应该说，他在南非领导的反种族歧视运动，是对自己信守的人权、自由和民主的理念的一种具体的实践。人们可曾留意，他所领导的反种族歧视运动与他的人权、民主和自由的理念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之前就是一位人权律师，其为努力消除种族歧视的斗争，始于他作为人权律师的执业活动。因此，他曾如此说道：「我与白人统治进行了斗争，也反对黑人控制，我珍视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在那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具有平等的权利。」在这段话中，清晰可见民主社会的理想超越了黑人白人之分的进步思想。因此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曼德拉是一位勇于献身人权奋斗，以及争取自由民主的战士。」
曼德拉先生最脍炙人口的，是他身体力行宣扬和平与宽恕，这是毫无争议的。然而，人们往往容易忽略：在可以宽恕之前，曼德拉属于最积极抗争的一类。起初，曼德拉主张甘地式的非暴力式抗争，但屡遭挫败。因为眼见这种抗争方式无法奏效，也因为国家机器愈来愈强化对抗争行动的控制，军警的武力镇压愈趋严重，因此曼德拉和其他黑人领袖不得不转向暴力式的抗争。在他被通缉逃亡的时候，他什至奔走非洲各国，寻求包括军事在内的援助。之后在一次审判中，法官问他为什么要用暴力的方式反抗政府，他回答说：「我一生为非洲人的挣扎而奋斗。我反对白人支配非洲人，同样，我也反对非洲人支配白人。我宣扬民主，平等，自由的和谐社会。为了这理念，我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所不惜！」在白人控制的国家暴力面前，曼德拉先生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在清楚看见非暴力不可行的时候，开始有弹性地转向有限的暴力抗争。这种激烈的抗争方式，非但不与他之后的宽恕行动有任何矛盾，反而与之非常适切，因为在自由没有赢得之前，在国家机器停止施暴之前，在施暴者不愿悔改之前，抗争者惟有以抗争到底的决心，去争取对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双重解放，从而创造出一个饶恕的机会。我想，曼德拉给我们这一代的最大启发就是：重点不在你选择了有限的暴力还是非暴力的方式，而在于你是否真心在为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尊严而抗争，还是你虚伪地以反对抗争的方式支撑起惨无人道的现状！一种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主义」，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选择：「非暴力和平」当然是我们应该优先选择的方式，但假如非暴力的主张走到一个地步，不但无能为力，什至变成一种毫无意义的说教，或成为更加肆虐的暴力机器的帮凶，基督徒就应该视其为无物。
不对荒谬习以为常
除了曼德拉的思想和抗争经验，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也是值得基督徒反躬自省的。他作为一名黑人，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虽然备受歧视，遭受不公的对待，但他却仍然保持了一种不卑不亢的独立人格，实在令人佩服。反观港人教会自身，生活在自由的社会，却有不少牧者和信徒在自由中埋葬自由，明明面对香港人的尊严和自由天天受到独裁专制的侵蚀的现实，却不以为然，视而不见。在其中所表现的人格，不是自由的、独立的，而是屈膝的、卑贱的、有奴性的。在此，我想到吾尔开希提醒人们的一句话，正适切用于敬告香港教会中的多数：「人们不应对这种荒谬习以为常，把荒谬当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如今的香港，愈来愈荒谬，应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菜园村事件到强推廿三条立法；从中联办干预特首选举到特首显露其惯于说谎的「狼」本性；从国民洗脑教育风波到电视牌照风波。然而，有牧者竟然还鼓吹「香港政府相对公义论」，多数保守教会的基督徒则仍然无动于衷，可悲乎，可叹乎。早前的「电视牌照」事件，着实惊吓了香港人一下，令多数港人相信中国大陆媒体一直面临的自我审查的压力，已经汹涌而来。可是，港人可否知晓，自我审查的事情，早已经在一些基督教的教会和神学院里面变得稀松平常。
几年前，在一间神学院，听一位老师说自己以前在神学院的课堂上并不避讳批评中国的政治，但后来他发现中国政府不给他进入内地，怀疑应该是听课的人中间有特务，于是他对此的回应策略是：之后非常谨慎，很少或不在课堂上批评中国政治了。对自己的做法，这位老师并没有表达任何的疑虑，似乎很肯定那是一个天经地义毫无问题的选择。在我看来，这又是一个接受「政治正确」的自我审查的决定，人为地让中国大陆的专制做法行在法治的香港本土，简单说就是：在特区香港按着中国大陆的「法」做事，实乃侵犯香港的言论自由，出卖香港。（笔者建议，香港教会目前急需开始宣教伦理相关议题的讨论和研究，特别是在面对港教会对大陆宣教热、以及中共宗教统战热的现状时，变得尤其急迫。笔者发现，在这一方面，台湾的教会，普遍比香港的教会有更加敏锐的觉察度，这也似乎反映两个地方在政治生态上的差异。）
另外，在同一间神学院的校园，一天笔者想要打开成都秋雨之福王怡牧师的博客——「王怡的麦克风」（此博客里上载有王牧师批评中国政治的政论文章），网络的防火墙居然进行了拦截，回馈的信息提示这是一个不良网站。这件事究竟是校方故意还是技术故障，笔者仍不得而知。不过，另一件事情却是非常明显。同样也是在这间神学院，一次一位三自牧师在讲台上说：今天在中国，没有因为信仰受到逼迫的，那些被逼迫的是因为他们违反了中国的法律。面对这等统战式、洗脑式的谎言宣传，在下面的师生居然没有人在问答环节的阶段表示质疑。在这些处理方式中，接受自我审查，已经变成理所当然的选择，在其中透露的人格，与曼德拉作为一名自由斗士所展现的人格，是格格不入的。一种是虚与委蛇，另一种则是不卑不亢。然而，更加荒诞的是，属于这一类的基督徒，却最能高呼「非暴力、和平和理性」的口号，而且是喊得最响、最利的那一群人。他们不遗馀力的呐喊，给人一种感觉，好像「非暴力」并不主要针对那个最大的暴力制造者，而是要特别针对那些被暴政迫得走投无路而起来反抗的无助的小民。
个别所谓的基督徒网络公共平台，虽然标榜自己是一个「广开对话的管道」，实际上却大量充斥着同一类型的观点。最近在「格思」（iQuest）网站的一篇文章〈曼德拉「爸爸」的爱与恕〉，再次以一贯不痛不癢的悬空论调，「离地」地指摘着正在「落地」抗争的人们，而且又一次是以「爱与和平」的名义：「今日的香港社会，充满对立和撕裂，无论是政制发展或民生政策，都走向极端、归边和排拒的局面，仿佛群体只有正邪二分、意见非黑即白，充满着不是友便成敌的气氛，立场上非要撑谁、倒谁，想说句不偏不倚的话就立即两面不讨好。曼德拉的信念正好提醒我们，在充满纷争的世界中，敌我分明的对垒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争端与对抗；真正的胜利或许不是要争取成为抑压控制小众异见者的大多数，而是以接纳与爱去面对敌人。」这样的论调看似不偏不倚，但若仔细识辨，实则一抽离者的论调。一个在地的人竟何模仿在天的上帝那样说话！话中打击面之广，可以说是将所有人划入批评的範围，但如此的批评也等于毫无所指，空无一物。此外，这位作者的错误，还在于混淆了曼德拉在抗争中与抗争取得胜利之后两个阶段中表达爱与和平的不同方式，将曼德拉的抗争转成了不用抗争的「和稀泥运动」。这种不分时空处境，不分青红皂白，将一个人的思想一股劲往一个皮袋里装的做法，实在是在误导善良的人们。于是，笔者觉得，有必要解析这一类基督徒通常是如何以一种修辞的方式，向人们错误解读非暴力、和平和理性的意义。
和平非暴力不是「和稀泥」
将其放回历史的处境中，「非暴力、和平和理性」本是一种抗争运动的方式：参与运动者将自己的自由拿出来，以非暴力的方式抗议，与不公义的统治者做一场政治博弈，以期统治者在压力下做出自我修正。这样做，其实就是要通过牺牲自己的自由什至生命，来发出对统治者最犀利的抗议，以求换得其他人的自由。自古以来，所有非暴力和平主义的倡导者们，都是如此。甘地是如此，马丁路德金是如此，昂山素姬是如此，今天在牢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也是如此延续这种抗争的方式。以曾经怀抱过这种抗争方式的曼德拉为例，为了推动废除南非的种族歧视，他为此负上廿七年牢狱的代价。因此，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是：非暴力、和平和理性的前提，是你作为一个人正在发出对不公义统治者的抗议。若非如此，根本谈不上也不需要什么非暴力、和平和理性。如果一个人整天将「非暴力、和平和理性」挂在嘴边，却不对暴政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回应（尤其在他仍有空间这么做的时候），这绝对不可能是在实践非暴力与和平的原则，在这种考量背后运作的也绝不是理性，而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实用主义和对冷冰冰的理性之崇拜。而且，当这个人自称是基督徒的时候，尤其令人痛心疾首，因为他实际上不仅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实践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所主张的非暴力，而且更严重的是，他实际上一直在支撑起一个最大的暴力制造者，继续以暴力恐吓和压制无数无辜无助的良心。首先，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实践非暴力的原则，反而是在助纣为虐，为统治者的暴力维稳持续地背书。其次，他也没有促成真正的和平，只是在粉饰太平，将冲突、暴力掩盖了，因此实际上让自己成为和平的真正敌人。最后，他也是非理性的，因为这种自我投降的做法，对于到达和平的目标来说是毫无成效的。虽然这样的人经常把理性挂在嘴边，但这丝毫无法掩饰他们背后缺乏理性的真相：他们缺乏足够的理据，于是巧妙地偷换概念，将非暴力、和平和理性的抗争变成了绝对的抽象的「非暴力、和平和理性」的标语。试问：如果不需要抗争，又何须什么非暴力？
社民连的议员长毛，相信很多喜欢温文尔雅的基督徒一定非常讨厌这个人，但这个人的一席话却应该让多数斯文的基督徒感到惭愧。他曾在一次《把酒当歌》节目上说了一段话（外表鲁莽的长毛读过很多书，而他的学识远什过很多拿博士学位的基督徒，从他在节目中的谈论来看，俨然一位站在街头的智者。），指出了今天香港糟糕的政治处境背后的深度原因。他说：「如果香港的民主派领袖，真的要信奉和平、理性、非暴力，就请他们效仿马丁路德金，效法甘地，效法昂山素姬，出来以身试法，所有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领袖，都是将自己的自由、尊严拿出来，领导群众，去行使一种和平、理性、非暴力。香港之难以用和平、理性、非暴力，就是因为这些领袖，提倡这些价值的领袖不明白，也没有胆量去做。」虽然笔者不敢肯定长毛对民主派的指摘是否恰当，但却觉得他的话非常能够针对很多口上嚷嚷「非暴力」却什么也不做的基督徒，一针见血。
如今在香港人面前只有三个选择：一、非暴力地维持暴力；二、以暴力对抗暴力；三、真正实践非暴力的抗争。根据悲观的估计，虽然很少人会优先选择第二种方式，但会有更多人选择第一种方式，却盗用第三种方式的名号。然而，无论怎样选择，基督徒都无法迴避一个严肃的问题：在香港的政治乱局中，我们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促成或支持了暴力，还是真正站出来消除暴力？这个问题不仅是关于我们的，也是关于我们的下一代的。
编按：作者为中国内地传道人。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