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記憶與悲傷同行的日子中，全球各國各族各地，不分種族、不分膚色、不分國家、不分意識形態，都有民眾沉浸在緬懷曼德拉先生的氣氛中。然而，在這個「大國崛起」所帶來的黑白顛倒效應的年代，任何思想和人物的形象都是可以被騎劫的。因此，不足為奇，連那些最惡毒的豺狼，也可以騎劫曼德拉先生的思想，為自己那可恥的罪行和暴力背上一書，而且是以最不知廉恥的方式。實際上並不尊重「多元」的獨裁中共，卻佯裝成「多元」的守護者，指摘一些中國網民將曼德拉說成是自由鬥士的觀點。作為中共忠心不二的喉舌，《環球時報》在之前發表評論說：「在中國互聯網上，一些人把曼德拉描述成僅僅是一位自由主義鬥士，這實在貶低了曼德拉，曼德拉形像比他們所說的豐富得多，這樣的偶像崇拜實際是實用主義的。」在香港，親北京的《香港商報》也借機向主子獻媚，在表揚曼德拉精神的同時，發出警告說：「反觀時下的香港，社會戾氣有增無減，政治紛爭不斷加深，指摘、對抗、撕裂行動蔓延，暴力示威肆意衝擊執法人員甚至公然違法更是時有發生；有人暗諷，不到香港不知道文革還在搞。」這等指鹿為馬之舉，刺激了筆者執筆的欲望，想要用自己手中一直都欠缺犀利的筆，寫一點力所能及的回應。不，那不只是回應，也是一種憤怒的自然表達。一怒暴力的製造者無情而滑稽地羞辱了這位自由鬥士，二怒木訥迂腐的大批香港基督徒繼續選擇明哲保身，打著「非暴力」的旗號，支撐起獨裁中共通過「狼真陰」政府以及各式各樣的「愛港愛國」力量對普通香港人所施加的暴力，令基督教蒙羞。
《環球時報》淡化曼德拉
首先，來說說令人尊敬的曼德拉先生。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的觀點代表一種傾向，希望淡化曼德拉追尋自由、為人權而戰的形象，將其矮化為一位解放黑人的民族英雄（或者「種族英雄」），因為這樣的詮釋更加符合中國模式所鼓吹的「中國夢」對國人所提出的愛國主義的要求。但事實上，曼德拉是一位反種族歧視運動的領袖，也是一名自由的鬥士，獻其一生，為人的尊嚴不懈奮鬥。應該說，他在南非領導的反種族歧視運動，是對自己信守的人權、自由和民主的理念的一種具體的實踐。人們可曾留意，他所領導的反種族歧視運動與他的人權、民主和自由的理念之間的密切關係。他之前就是一位人權律師，其為努力消除種族歧視的鬥爭，始於他作為人權律師的執業活動。因此，他曾如此說道：「我與白人統治進行了鬥爭，也反對黑人控制，我珍視實現民主社會的理想，在那樣的社會裡，所有的人都和睦相處，具有平等的權利。」在這段話中，清晰可見民主社會的理想超越了黑人白人之分的進步思想。因此台灣前總統李登輝的評價是非常中肯的：「曼德拉是一位勇於獻身人權奮鬥，以及爭取自由民主的戰士。」
曼德拉先生最膾炙人口的，是他身體力行宣揚和平與寬恕，這是毫無爭議的。然而，人們往往容易忽略：在可以寬恕之前，曼德拉屬於最積極抗爭的一類。起初，曼德拉主張甘地式的非暴力式抗爭，但屢遭挫敗。因為眼見這種抗爭方式無法奏效，也因為國家機器愈來愈強化對抗爭行動的控制，軍警的武力鎮壓愈趨嚴重，因此曼德拉和其他黑人領袖不得不轉向暴力式的抗爭。在他被通緝逃亡的時候，他甚至奔走非洲各國，尋求包括軍事在內的援助。之後在一次審判中，法官問他為甚麼要用暴力的方式反抗政府，他回答說：「我一生為非洲人的掙扎而奮鬥。我反對白人支配非洲人，同樣，我也反對非洲人支配白人。我宣揚民主，平等，自由的和諧社會。為了這理念，我犧牲自己的生命在所不惜！」在白人控制的國家暴力面前，曼德拉先生沒有墨守成規，而是在清楚看見非暴力不可行的時候，開始有彈性地轉向有限的暴力抗爭。這種激烈的抗爭方式，非但不與他之後的寬恕行動有任何矛盾，反而與之非常適切，因為在自由沒有贏得之前，在國家機器停止施暴之前，在施暴者不願悔改之前，抗爭者惟有以抗爭到底的決心，去爭取對被壓迫者和壓迫者的雙重解放，從而創造出一個饒恕的機會。我想，曼德拉給我們這一代的最大啟發就是：重點不在你選擇了有限的暴力還是非暴力的方式，而在於你是否真心在為被壓迫者和壓迫者的尊嚴而抗爭，還是你虛偽地以反對抗爭的方式支撐起慘無人道的現狀！一種絕對的一成不變的「主義」，不應該成為我們的選擇：「非暴力和平」當然是我們應該優先選擇的方式，但假如非暴力的主張走到一個地步，不但無能為力，甚至變成一種毫無意義的說教，或成為更加肆虐的暴力機器的幫兇，基督徒就應該視其為無物。
不對荒謬習以為常
除了曼德拉的思想和抗爭經驗，他獨特的人格魅力，也是值得基督徒反躬自省的。他作為一名黑人，在白人主導的社會中，雖然備受歧視，遭受不公的對待，但他卻仍然保持了一種不卑不亢的獨立人格，實在令人佩服。反觀港人教會自身，生活在自由的社會，卻有不少牧者和信徒在自由中埋葬自由，明明面對香港人的尊嚴和自由天天受到獨裁專制的侵蝕的現實，卻不以為然，視而不見。在其中所表現的人格，不是自由的、獨立的，而是屈膝的、卑賤的、有奴性的。在此，我想到吾爾開希提醒人們的一句話，正適切用於敬告香港教會中的多數：「人們不應對這種荒謬習以為常，把荒謬當成是天經地義的事。」如今的香港，愈來愈荒謬，應該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從菜園村事件到強推廿三條立法；從中聯辦干預特首選舉到特首顯露其慣於說謊的「狼」本性；從國民洗腦教育風波到電視牌照風波。然而，有牧者竟然還鼓吹「香港政府相對公義論」，多數保守教會的基督徒則仍然無動於衷，可悲乎，可歎乎。早前的「電視牌照」事件，著實驚嚇了香港人一下，令多數港人相信中國大陸媒體一直面臨的自我審查的壓力，已經洶湧而來。可是，港人可否知曉，自我審查的事情，早已經在一些基督教的教會和神學院裡面變得稀鬆平常。
幾年前，在一間神學院，聽一位老師說自己以前在神學院的課堂上並不避諱批評中國的政治，但後來他發現中國政府不給他進入內地，懷疑應該是聽課的人中間有特務，於是他對此的回應策略是：之後非常謹慎，很少或不在課堂上批評中國政治了。對自己的做法，這位老師並沒有表達任何的疑慮，似乎很肯定那是一個天經地義毫無問題的選擇。在我看來，這又是一個接受「政治正確」的自我審查的決定，人為地讓中國大陸的專制做法行在法治的香港本土，簡單說就是：在特區香港按著中國大陸的「法」做事，實乃侵犯香港的言論自由，出賣香港。（筆者建議，香港教會目前急需開始宣教倫理相關議題的討論和研究，特別是在面對港教會對大陸宣教熱、以及中共宗教統戰熱的現狀時，變得尤其急迫。筆者發現，在這一方面，台灣的教會，普遍比香港的教會有更加敏銳的覺察度，這也似乎反映兩個地方在政治生態上的差異。）
另外，在同一間神學院的校園，一天筆者想要打開成都秋雨之福王怡牧師的博客——「王怡的麥克風」（此博客裡上載有王牧師批評中國政治的政論文章），網絡的防火牆居然進行了攔截，回饋的信息提示這是一個不良網站。這件事究竟是校方故意還是技術故障，筆者仍不得而知。不過，另一件事情卻是非常明顯。同樣也是在這間神學院，一次一位三自牧師在講台上說：今天在中國，沒有因為信仰受到逼迫的，那些被逼迫的是因為他們違反了中國的法律。面對這等統戰式、洗腦式的謊言宣傳，在下面的師生居然沒有人在問答環節的階段表示質疑。在這些處理方式中，接受自我審查，已經變成理所當然的選擇，在其中透露的人格，與曼德拉作為一名自由鬥士所展現的人格，是格格不入的。一種是虛與委蛇，另一種則是不卑不亢。然而，更加荒誕的是，屬於這一類的基督徒，卻最能高呼「非暴力、和平和理性」的口號，而且是喊得最響、最利的那一群人。他們不遺餘力的吶喊，給人一種感覺，好像「非暴力」並不主要針對那個最大的暴力製造者，而是要特別針對那些被暴政迫得走投無路而起來反抗的無助的小民。
個別所謂的基督徒網絡公共平台，雖然標榜自己是一個「廣開對話的管道」，實際上卻大量充斥著同一類型的觀點。最近在「格思」（iQuest）網站的一篇文章〈曼德拉「爸爸」的愛與恕〉，再次以一貫不痛不癢的懸空論調，「離地」地指摘著正在「落地」抗爭的人們，而且又一次是以「愛與和平」的名義：「今日的香港社會，充滿對立和撕裂，無論是政制發展或民生政策，都走向極端、歸邊和排拒的局面，仿佛群體只有正邪二分、意見非黑即白，充滿著不是友便成敵的氣氛，立場上非要撐誰、倒誰，想說句不偏不倚的話就立即兩面不討好。曼德拉的信念正好提醒我們，在充滿紛爭的世界中，敵我分明的對壘可能會帶來更多的爭端與對抗；真正的勝利或許不是要爭取成為抑壓控制小眾異見者的大多數，而是以接納與愛去面對敵人。」這樣的論調看似不偏不倚，但若仔細識辨，實則一抽離者的論調。一個在地的人竟何模仿在天的上帝那樣說話！話中打擊面之廣，可以說是將所有人劃入批評的範圍，但如此的批評也等於毫無所指，空無一物。此外，這位作者的錯誤，還在於混淆了曼德拉在抗爭中與抗爭取得勝利之後兩個階段中表達愛與和平的不同方式，將曼德拉的抗爭轉成了不用抗爭的「和稀泥運動」。這種不分時空處境，不分青紅皂白，將一個人的思想一股勁往一個皮袋裡裝的做法，實在是在誤導善良的人們。於是，筆者覺得，有必要解析這一類基督徒通常是如何以一種修辭的方式，向人們錯誤解讀非暴力、和平和理性的意義。
和平非暴力不是「和稀泥」
將其放回歷史的處境中，「非暴力、和平和理性」本是一種抗爭運動的方式：參與運動者將自己的自由拿出來，以非暴力的方式抗議，與不公義的統治者做一場政治博弈，以期統治者在壓力下做出自我修正。這樣做，其實就是要通過犧牲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來發出對統治者最犀利的抗議，以求換得其他人的自由。自古以來，所有非暴力和平主義的倡導者們，都是如此。甘地是如此，馬丁路德金是如此，昂山素姬是如此，今天在牢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先生也是如此延續這種抗爭的方式。以曾經懷抱過這種抗爭方式的曼德拉為例，為了推動廢除南非的種族歧視，他為此負上廿七年牢獄的代價。因此，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是：非暴力、和平和理性的前提，是你作為一個人正在發出對不公義統治者的抗議。若非如此，根本談不上也不需要甚麼非暴力、和平和理性。如果一個人整天將「非暴力、和平和理性」掛在嘴邊，卻不對暴政做出任何實質性的回應（尤其在他仍有空間這麼做的時候），這絕對不可能是在實踐非暴力與和平的原則，在這種考量背後運作的也絕不是理性，而是一種自私自利的實用主義和對冷冰冰的理性之崇拜。而且，當這個人自稱是基督徒的時候，尤其令人痛心疾首，因為他實際上不僅沒有在任何意義上實踐基督在登山寶訓中所主張的非暴力，而且更嚴重的是，他實際上一直在支撐起一個最大的暴力製造者，繼續以暴力恐嚇和壓制無數無辜無助的良心。首先，這樣的做法，並沒有實踐非暴力的原則，反而是在助紂為虐，為統治者的暴力維穩持續地背書。其次，他也沒有促成真正的和平，只是在粉飾太平，將衝突、暴力掩蓋了，因此實際上讓自己成為和平的真正敵人。最後，他也是非理性的，因為這種自我投降的做法，對於到達和平的目標來說是毫無成效的。雖然這樣的人經常把理性掛在嘴邊，但這絲毫無法掩飾他們背後缺乏理性的真相：他們缺乏足夠的理據，於是巧妙地偷換概念，將非暴力、和平和理性的抗爭變成了絕對的抽象的「非暴力、和平和理性」的標語。試問：如果不需要抗爭，又何須甚麼非暴力？
社民連的議員長毛，相信很多喜歡溫文爾雅的基督徒一定非常討厭這個人，但這個人的一席話卻應該讓多數斯文的基督徒感到慚愧。他曾在一次《把酒當歌》節目上說了一段話（外表魯莽的長毛讀過很多書，而他的學識遠甚過很多拿博士學位的基督徒，從他在節目中的談論來看，儼然一位站在街頭的智者。），指出了今天香港糟糕的政治處境背後的深度原因。他說：「如果香港的民主派領袖，真的要信奉和平、理性、非暴力，就請他們效仿馬丁路德金，效法甘地，效法昂山素姬，出來以身試法，所有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領袖，都是將自己的自由、尊嚴拿出來，領導群眾，去行使一種和平、理性、非暴力。香港之難以用和平、理性、非暴力，就是因為這些領袖，提倡這些價值的領袖不明白，也沒有膽量去做。」雖然筆者不敢肯定長毛對民主派的指摘是否恰當，但卻覺得他的話非常能夠針對很多口上嚷嚷「非暴力」卻甚麼也不做的基督徒，一針見血。
如今在香港人面前只有三個選擇：一、非暴力地維持暴力；二、以暴力對抗暴力；三、真正實踐非暴力的抗爭。根據悲觀的估計，雖然很少人會優先選擇第二種方式，但會有更多人選擇第一種方式，卻盜用第三種方式的名號。然而，無論怎樣選擇，基督徒都無法迴避一個嚴肅的問題：在香港的政治亂局中，我們的所作所為，到底是促成或支持了暴力，還是真正站出來消除暴力？這個問題不僅是關於我們的，也是關於我們的下一代的。
編按：作者為中國內地傳道人。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