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库 > 昔日讲场

曼德拉以高龄九十五岁离世，全世界同为哀悼。他一生的成就和传奇，这阵子传媒都有深入的介绍和评论。他主要是一名政治人物，传媒的纪念报道当然首先是侧重他的政治生涯。亦由于他是一名基督徒，不少信徒都有兴趣知道其信仰如何引领他的人生，因此他的信仰也成为各基督教传媒机构纪念他时所留意的重点。笔者不想重覆以上两种评论，反而希望把两者结合，试试从曼德拉这位伟人的政治事迹，反思一些当今信徒面对社会议题时应该考虑的方向和态度。

　　在未来一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争取民主普选可以说是香港人最关切的政治议题。二○一七年特首选举是否普选，以及选举方法为何，社会各界必然会有极多的讨论，而和平占中运动又会是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和平占中运动是一种公民抗命的运动，而谈到公民抗命，大部份人会想起马丁路德金，有时亦会谈到甘地，但很少会提及曼德拉。原因在于，曼德拉在他一生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岁月里，并非所有时间都是支持非暴力抗争的。

　　曼德拉曾经在牢狱里待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然而，他当时并非因为和平抗争而被补。他当初被补并被判处无期徒刑（最终在被监禁了廿七年后当局无条件释放他），罪名正是因为他搞武力抗争，在非洲国民大会外成立武装组织「民族之矛」，意图以武力推翻政府。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什至被视为恐怖份子。美国便要到二○○八年才把他从美国的恐怖份子观察名单中除名。 ¹

　　他离开监狱后在南非推动的种族和解，提倡以宽恕代替仇恨，才是我们觉得他伟大的原因。不过，如果大家要赞扬他后来的和解，其实也不得不留意他从前以武力抗争的历史。正由于他的一生不是只在宣扬非暴力抗争，所以我们在谈公民抗命的例子时总是多讲马丁路德金而鲜有提及曼德拉。

暴力／非暴力抗争

　　笔者特别在这里强调他这段暴力抗争的历史，是想借此机会反思政治议题的复杂性。同样是基督徒，同样是在对抗种族歧视的问题，马丁路德金强调的公民抗命是非暴力的，而曼德拉却组织武装力量。然而，马丁路德金身处的美国，有一个相对组织健全和民主的政府，社会亦早已在林肯时代废除黑奴政策，只是还有很多对有色人种不公平的规则。在这样的社会，推行公民抗命似乎更能唤醒大多数美国人的良知。

　　相反，曼德拉所面对的南非，问题比起美国严重得多，在这情况下，是否应该以武装革命起义推翻白人政权，要考虑的现实政治问题亦与美国不同。如果我们相信曼德拉是伟人、相信他是信徒，亦相信他没有言行不一，他在审判自辩时说的希望南非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和谐的社会，应当不是谎言，也没有怎样违反基督教的教义，尽管他那时主张武力抗争。 ² 可以说，不论是他前期的武力抗争，或后期的大和解，原则都是一样的，只是政治形势不同，故此要因势利导，导致手法亦不尽相同。

　　事实上，信徒是否完全不能参与武装抗争，并且只能无条件顺服政权，在整个基督教传统里一直有所争议。谈到使用武力和暴力，基督教固然有和平主义的传统（一般是以耶稣和初期教会信徒不与罗马政府抗争为榜样），但另一传统似乎亦不抗拒正义战争（由旧约时期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到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论，都可被视为在这传统之内）。如果有人说基督徒不能参与任何的武装力量，似乎说不过去。

　　由此引申开去，更可以说顺服政权并非基督徒必然要遵守的责任。尽管现在不少香港牧者似乎都在强调信徒要顺服政权，可是即使在全球华人基督徒的圈子，亦有教牧反对这样的思想。例如唐崇荣牧师在他的「神权、人权、政权」的讲座（之后亦印刷成书）里便提及过政权的重要性理应排在神权和人权之后，而且既然所有政权都是神所命定的，那么以革命推翻一个旧政权，新的政权其实亦是神所命定的，基督徒不见得一定要那么恋栈现存的政权，什至视之为神圣不可侵犯和需要对它作无条件的顺服。 ³

　　为了一己私利而行使暴力是不对的；同样地，只是为了自己利益而视法律和政府如无物，亦是不当的行为。可是，不论是否非暴力抗争，又或者是否顺服政权，都只是表象；基督徒真正要考虑的，是如何活出基督的样式，而在社会政治议题上，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便是要如何追求公义。在一些情况下，为了公义而进行暴力和违反政权的抗争，似乎是宗教和道德上容许的行为，像严重的种族歧视便是一个值得斟酌的例子。在另一些例子里──例如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 ，又或者上世纪九十年代非洲国家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我们什至可以推论说，如果明知只有进行暴力和违反政权的抗争才能达到停止种族屠杀的目的，但我们却不去做，这样才是不公义和不应该的行为。 ⁴

　　诚然，这并不代表我们要接受任何暴力或违抗政权的行为。要在这些问题上作判断，往往并不容易，因为很多时事情可不是非黑即白的。如果曼德拉只有提倡武装抗争而没有后来的种族大和解，大家不会觉得他的一生如此伟大。不论是武装抗争或种族和解，涉及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也不只是宗教问题。如果我们以为这些政治问题可以仅仅以一些经文或神学诠释便能解决和提供非黑即白的答案，恐怕只属一厢情愿。

宗教力量与种族和解

　　不过，宗教力量亦不会在政治公义的问题上完全缺席。在南非的种族和解过程中，基督教也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像南非圣公会的前大主教杜图，亦是毕生致力于争取种族平等的重要人物。事实上，杜图大主教比曼德拉更早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曼德拉成为南非总统，要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时，杜图大主教便是委员会主席的不二人选，因为只是他才能有足够的道德权威与声望克服所有政治势力的抵制。而杜图大主教与曼德拉的关系，例如多年为着曼德拉祷告，给予他信仰上的支持，已是家传户晓的事情。 ⁵

　　现时香港正面对着政治制度上是否能有真正普选的十字路口。尽管争取民主政治制度不像反对种族隔离政策那样是旗帜鲜明地争取公义，但只要有基本的社会及政治理论知识，便会明白为何两者其实同样是争取公义的行为（篇幅所限，这里难以详谈这点。简言之，民主制度既是社会公义的一部份，亦是达致另一些社会公义的重要条件 ⁶ ）。应该如何争取民主制度，特别是在香港现时的情况下，公民抗命是否最合适的做法，都是可讨论的政治议题。只是，从曼德拉的一生来看，即使是信徒，在政治上也会有时候需要以武力对抗政府 （但有时候亦需要懂得谈判、和解和宽恕）。对教会领袖而言，不应只懂得以为任何暴力或违抗政府的行为都是错误的（何况公民抗命的本质就是非暴力的），而是应该懂得适时地在社会和政治议题上支援行公义的一方。这些政治与信仰的问题，不论是教牧或信徒，都需要同时有神学和政治学的装备。这些或许是我们可以从曼德拉和南非的历史中学习和借镜的地方。懂得这些并实践出来，或许是向曼德拉这位伟人致敬的最佳方法。

（作者为恒生管理学院通识系助理教授）
编按：分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