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庫 > 昔日講場

曼德拉以高齡九十五歲離世，全世界同為哀悼。他一生的成就和傳奇，這陣子傳媒都有深入的介紹和評論。他主要是一名政治人物，傳媒的紀念報道當然首先是側重他的政治生涯。亦由於他是一名基督徒，不少信徒都有興趣知道其信仰如何引領他的人生，因此他的信仰也成為各基督教傳媒機構紀念他時所留意的重點。筆者不想重覆以上兩種評論，反而希望把兩者結合，試試從曼德拉這位偉人的政治事跡，反思一些當今信徒面對社會議題時應該考慮的方向和態度。

　　在未來一年或更長的時間裡，爭取民主普選可以說是香港人最關切的政治議題。二○一七年特首選舉是否普選，以及選舉方法為何，社會各界必然會有極多的討論，而和平佔中運動又會是當中很重要的一環。和平佔中運動是一種公民抗命的運動，而談到公民抗命，大部份人會想起馬丁路德金，有時亦會談到甘地，但很少會提及曼德拉。原因在於，曼德拉在他一生反抗種族隔離政策的歲月裡，並非所有時間都是支持非暴力抗爭的。

　　曼德拉曾經在牢獄裡待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然而，他當時並非因為和平抗爭而被補。他當初被補並被判處無期徒刑（最終在被監禁了廿七年後當局無條件釋放他），罪名正是因為他搞武力抗爭，在非洲國民大會外成立武裝組織「民族之矛」，意圖以武力推翻政府。曾經有一段時間，他甚至被視為恐怖份子。美國便要到二○○八年才把他從美國的恐怖份子觀察名單中除名。 ¹

　　他離開監獄後在南非推動的種族和解，提倡以寬恕代替仇恨，才是我們覺得他偉大的原因。不過，如果大家要讚揚他後來的和解，其實也不得不留意他從前以武力抗爭的歷史。正由於他的一生不是只在宣揚非暴力抗爭，所以我們在談公民抗命的例子時總是多講馬丁路德金而鮮有提及曼德拉。

暴力／非暴力抗爭

　　筆者特別在這裡強調他這段暴力抗爭的歷史，是想借此機會反思政治議題的複雜性。同樣是基督徒，同樣是在對抗種族歧視的問題，馬丁路德金強調的公民抗命是非暴力的，而曼德拉卻組織武裝力量。然而，馬丁路德金身處的美國，有一個相對組織健全和民主的政府，社會亦早已在林肯時代廢除黑奴政策，只是還有很多對有色人種不公平的規則。在這樣的社會，推行公民抗命似乎更能喚醒大多數美國人的良知。

　　相反，曼德拉所面對的南非，問題比起美國嚴重得多，在這情況下，是否應該以武裝革命起義推翻白人政權，要考慮的現實政治問題亦與美國不同。如果我們相信曼德拉是偉人、相信他是信徒，亦相信他沒有言行不一，他在審判自辯時說的希望南非變成一個自由民主平等和諧的社會，應當不是謊言，也沒有怎樣違反基督教的教義，儘管他那時主張武力抗爭。 ² 可以說，不論是他前期的武力抗爭，或後期的大和解，原則都是一樣的，只是政治形勢不同，故此要因勢利導，導致手法亦不盡相同。

　　事實上，信徒是否完全不能參與武裝抗爭，並且只能無條件順服政權，在整個基督教傳統裡一直有所爭議。談到使用武力和暴力，基督教固然有和平主義的傳統（一般是以耶穌和初期教會信徒不與羅馬政府抗爭為榜樣），但另一傳統似乎亦不抗拒正義戰爭（由舊約時期以色列民族的歷史，到奧古斯丁的正義戰爭論，都可被視為在這傳統之內）。如果有人說基督徒不能參與任何的武裝力量，似乎說不過去。

　　由此引申開去，更可以說順服政權並非基督徒必然要遵守的責任。儘管現在不少香港牧者似乎都在強調信徒要順服政權，可是即使在全球華人基督徒的圈子，亦有教牧反對這樣的思想。例如唐崇榮牧師在他的「神權、人權、政權」的講座（之後亦印刷成書）裡便提及過政權的重要性理應排在神權和人權之後，而且既然所有政權都是神所命定的，那麼以革命推翻一個舊政權，新的政權其實亦是神所命定的，基督徒不見得一定要那麼戀棧現存的政權，甚至視之為神聖不可侵犯和需要對它作無條件的順服。 ³

　　為了一己私利而行使暴力是不對的；同樣地，只是為了自己利益而視法律和政府如無物，亦是不當的行為。可是，不論是否非暴力抗爭，又或者是否順服政權，都只是表象；基督徒真正要考慮的，是如何活出基督的樣式，而在社會政治議題上，其中一個重要的考慮便是要如何追求公義。在一些情況下，為了公義而進行暴力和違反政權的抗爭，似乎是宗教和道德上容許的行為，像嚴重的種族歧視便是一個值得斟酌的例子。在另一些例子裡──例如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 ，又或者上世紀九十年代非洲國家盧旺達的種族屠殺──我們甚至可以推論說，如果明知只有進行暴力和違反政權的抗爭才能達到停止種族屠殺的目的，但我們卻不去做，這樣才是不公義和不應該的行為。 ⁴

　　誠然，這並不代表我們要接受任何暴力或違抗政權的行為。要在這些問題上作判斷，往往並不容易，因為很多時事情可不是非黑即白的。如果曼德拉只有提倡武裝抗爭而沒有後來的種族大和解，大家不會覺得他的一生如此偉大。不論是武裝抗爭或種族和解，涉及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也不只是宗教問題。如果我們以為這些政治問題可以僅僅以一些經文或神學詮釋便能解決和提供非黑即白的答案，恐怕只屬一廂情願。

宗教力量與種族和解

　　不過，宗教力量亦不會在政治公義的問題上完全缺席。在南非的種族和解過程中，基督教也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像南非聖公會的前大主教杜圖，亦是畢生致力於爭取種族平等的重要人物。事實上，杜圖大主教比曼德拉更早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當曼德拉成為南非總統，要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時，杜圖大主教便是委員會主席的不二人選，因為只是他才能有足夠的道德權威與聲望克服所有政治勢力的抵制。而杜圖大主教與曼德拉的關係，例如多年為著曼德拉禱告，給予他信仰上的支持，已是家傳戶曉的事情。 ⁵

　　現時香港正面對著政治制度上是否能有真正普選的十字路口。儘管爭取民主政治制度不像反對種族隔離政策那樣是旗幟鮮明地爭取公義，但只要有基本的社會及政治理論知識，便會明白為何兩者其實同樣是爭取公義的行為（篇幅所限，這裡難以詳談這點。簡言之，民主制度既是社會公義的一部份，亦是達致另一些社會公義的重要條件 ⁶ ）。應該如何爭取民主制度，特別是在香港現時的情況下，公民抗命是否最合適的做法，都是可討論的政治議題。只是，從曼德拉的一生來看，即使是信徒，在政治上也會有時候需要以武力對抗政府 （但有時候亦需要懂得談判、和解和寬恕）。對教會領袖而言，不應只懂得以為任何暴力或違抗政府的行為都是錯誤的（何況公民抗命的本質就是非暴力的），而是應該懂得適時地在社會和政治議題上支援行公義的一方。這些政治與信仰的問題，不論是教牧或信徒，都需要同時有神學和政治學的裝備。這些或許是我們可以從曼德拉和南非的歷史中學習和借鏡的地方。懂得這些並實踐出來，或許是向曼德拉這位偉人致敬的最佳方法。

（作者為恒生管理學院通識系助理教授）
編按：分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