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版的《同性恋的十字架》，很可能是香港基督教圈子中，第一部由两位立场迥异的作者合着的伦理学书籍。虽然两位皆无可避免地受制于自己作为男性异性恋者的经验，但这书也不失是一个好开始，让信徒有机会聆听不同声音的对话与交锋。
讨论同一议题，罗秉祥与龚立人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进路。罗氏的立论比较「传统」，他以圣经诠释为总纲，结合神学传统、理性和经验，指出圣经以至教会传统都一致以同性性行为为罪，不能轻言妥协。然而，他也认为教会应公平地看待所有的罪，特别在牧养之中，教会应有限度地接纳同性恋者，正如接纳所有愿意信靠基督的罪人为主内肢体。另一边厢，龚氏不同意圣经是最高的准则（但肯定它是基督教伦理必须参考的资源），而以叙事伦理为讨论框架，尝试在具体的政治、社会、伦理和宗教脉络之中理解同性恋，让基督宗教叙事与同性恋者的个人叙事彼此碰击和挑战。对龚氏而言，要紧的不是同性恋道德与否，而是强调尊重他者的重要性，呼吁不同性倾向的人彼此倾听对方的故事。
罗氏的强处在于能够直面圣经中有关同性恋的经文，忠于文本地诠释；相反，龚氏只能寻找圣经中的替代（alternative）叙事，即不处理（或悬吊）与同性恋直接相关的经文，而以类比的方式诠释其他经文。在书中，他自己也承认不可能找到很清楚支持同性恋的经文（页171）。但是，罗氏的强处，同时也是其弱处。第一，在回应龚氏时，罗氏多番强调圣经与教会的圣经诠释的分别，以维护前者的绝对优先性。然而，罗氏并没有留意，圣经与诠释是不能分割的，因为圣经从来不是处于真空状态，而是只有透过阅读和诠释的过程才能对人产生意义。换言之，只要人一阅读圣经，诠释便已出现。故此，圣经本身也是传统、理性和经验的产物。由是观之，将圣经置于传统、理性和经验之上，是说不过去的。第二，罗氏过于集中与同性恋直接相关的经文和其处境，但忽略了圣经的整体性。例如，在其圣经诠释之中，罗氏倾向将保罗书信等同整部新约（页24-50），将福音书的声音排除之外，有以偏概全之嫌。相反，龚氏将圣经诠释置于不同的叙事脉络之中，让文本背后的世界、文本中的世界和文本面前我们的世界交织一起，使立论更为厚实。
新的性神学尝试
在整个讨论之中，罗氏提出了一个相当值得思考的课题，就是支持同性恋的人需要透过重新诠释新约，提出一个新的性神学（theology of sex），使其他人在读新约时有重新理解同性恋的亮光（参页162）。这的确是圣经学者需要下的功夫。龚氏回应指，要满足罗氏的要求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经在犹太人文化下对同性恋有负面的看法（页174）。笔者认为，罗氏的要求不一定不能被满足。正如前述，罗氏的新约遗漏了福音书，而福音书中的耶稣正好成为我们诠释新约以至整部圣经的基础。虽然在福音书之中，耶稣并没有与同性恋者相遇，但也没有如保罗一样指摘同性性行为是罪。四卷福音书各以不同的角度描摹耶稣，但相同的是，耶稣在四卷福音书之中，皆走进那些被定义为罪人的群体之中，包括税吏和妓女（沿用圣经字眼），向他们宣告上主接纳他们的好消息。正典福音书中的耶稣，从没有指摘那些人的罪，却猛烈批判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引申来说，不论同性恋或同性性行为是不是罪，在耶稣基督里都不再成为人与上主和人与人之间的阻隔。在同性恋的讨论中，我们可以以此为诠释钥匙。为什么呢？一方面，福音书的成书晚于保罗书信，某程度上是对保罗书信的补充和修正；另一方面，在教会传统之中，福音书（特别在崇拜礼仪上）是正典之中的正典，是解释旧约与新约书信的钥匙。故此，福音书的耶稣或能开启新的性神学，让我们以福音而非律法或教条的角度理解同性恋。这是笔者回应罗氏的一个起始尝试。
笔者跟罗龚二人一样，受限于自己作为男性异性恋者的经验，亦是《同性恋的十字架》一书和本评论的一大限制。对我们而言，讨论同性恋相对地安全，因此同性恋可以成为一个冷静讨论的议题。然而，对女男同性恋者来说，这关乎他们的存在和身份认同。当我们尝试以圣经诠释这种宏大叙事来讨论同性恋时，他们却为能拥抱个人的小叙事而挣扎。因此，在本书之后，笔者盼望香港的基督教界能出版同性恋者自己的神学言说，让我们能进到同性恋者的心灵深处，而不是停留在冷冰冰的教义讨论上。
编按：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