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以来，港英政府过渡而来的一套文官制度，有其稳定的贡献；然而特区政府推行高官问责制，再加上社会急剧转变，原来引以为傲的公务员办事文化，一下子就进退失据，政策连番失误，问题最大当然在于特首及众高官。
笔者尝试从另一角度探讨教会运作官僚化，这是普遍出现的现象。当若干堂会领导层多来自公务员、校长教师与专业人士等，可预期「官僚主义」与相关文化将盛行其中。《明报》社评讨论港府部门的官僚陋习：「把应尽的行政职责全然当做例行公事处理，在这些职责面前他们没有工作的原动力，遇事拖拉、犹豫不决、敷衍应对、不重实际、事非到非处理不可而绝不处理。」（二○一三年六月十日）
「官僚文化」的优点是权责明确，奉令行事、尊重程序与遵守规则，所谓办事有规有矩，就带来事工的稳定与可预期性。在相对稳定的年代，这套运作可以五十年不变；然而在急变的年代，「官僚文化」则不能弹性地应对。试想想，某些堂会的僵化制度与运作，任何稍有创意的新事工要推动，面对的阻力可想而知。笔者并非否定文官运作的良好习惯，问题是这些「官僚文化」奉为金科玉律时，或不自觉地成为一切决策或事工背后的唯一标准！
教会官僚化带来领袖的「心结」就是「不容犯错」（非指道德或伦理），试问怎能有更新的事工做法，结果是官僚化带来的是凡事「循序渐进」，不思进取，守成不变，事工运作的方式仍照旧运作。不少事工与聚会原意什好，但随着年日发展，已因时势发展而渐失效用，教会领袖明知事工的果效与其投放的资源并不相称，但碍于面子与人情，不能结束或中止这些苟延残喘的事工与聚会。有些堂会在其组织结构上，不断因应事工发展而加添部门，形成层科重叠的组织，结果是架构庞杂，议事人多，办事人少。
当堂会领导层自以为是特区政府，政策由上至下，思考常是「我们这样安排是为了你们好」，不肯权力下放；难怪在本港「自然教会发展」调查常见弱项之一是「赋权式领导」（empowering leadership）。
初期教会在罗马社会内产生震撼的影响力，不是昔日教会领袖有周全的计划，有明确的目标，有正确程序，反倒是委身使命的信徒，毋须外力推动，能自发地随时随地分享信仰，见证基督。正如 Michael Green于Evangelism in the Early Church指出初期教会的成功，就是源自「自发的活力」。这正是我们要思考：「怎样释放信徒的自发与自主能力？」
就笔者观察，本港大多堂会事工哲学正背道而驰，当堂会领袖悉心策排各式事工，信徒只求出席聚会；间接造成信徒灵命成长过度倚赖聚会的心态，于是信徒失掉了自发的空间。堂会如同父母官已为你计划了一切，你只要做顺民就能好好生活了。事实是年青一代，难以忍受这一套；教会愈官僚化，他／她们走得愈快。
面对不确定的年代，本港教会领袖要更新思考，改变或优化事工的运作，不再盲从官僚文化，创造空间，释放权力，才能发挥教会的影响力。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3.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