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以來，港英政府過渡而來的一套文官制度，有其穩定的貢獻；然而特區政府推行高官問責制，再加上社會急劇轉變，原來引以為傲的公務員辦事文化，一下子就進退失據，政策連番失誤，問題最大當然在於特首及眾高官。
筆者嘗試從另一角度探討教會運作官僚化，這是普遍出現的現象。當若干堂會領導層多來自公務員、校長教師與專業人士等，可預期「官僚主義」與相關文化將盛行其中。《明報》社評討論港府部門的官僚陋習：「把應盡的行政職責全然當做例行公事處理，在這些職責面前他們沒有工作的原動力，遇事拖拉、猶豫不決、敷衍應對、不重實際、事非到非處理不可而絕不處理。」（二○一三年六月十日）
「官僚文化」的優點是權責明確，奉令行事、尊重程序與遵守規則，所謂辦事有規有矩，就帶來事工的穩定與可預期性。在相對穩定的年代，這套運作可以五十年不變；然而在急變的年代，「官僚文化」則不能彈性地應對。試想想，某些堂會的僵化制度與運作，任何稍有創意的新事工要推動，面對的阻力可想而知。筆者並非否定文官運作的良好習慣，問題是這些「官僚文化」奉為金科玉律時，或不自覺地成為一切決策或事工背後的唯一標準！
教會官僚化帶來領袖的「心結」就是「不容犯錯」（非指道德或倫理），試問怎能有更新的事工做法，結果是官僚化帶來的是凡事「循序漸進」，不思進取，守成不變，事工運作的方式仍照舊運作。不少事工與聚會原意甚好，但隨著年日發展，已因時勢發展而漸失效用，教會領袖明知事工的果效與其投放的資源並不相稱，但礙於面子與人情，不能結束或中止這些苟延殘喘的事工與聚會。有些堂會在其組織結構上，不斷因應事工發展而加添部門，形成層科重疊的組織，結果是架構龐雜，議事人多，辦事人少。
當堂會領導層自以為是特區政府，政策由上至下，思考常是「我們這樣安排是為了你們好」，不肯權力下放；難怪在本港「自然教會發展」調查常見弱項之一是「賦權式領導」（empowering leadership）。
初期教會在羅馬社會內產生震撼的影響力，不是昔日教會領袖有周全的計劃，有明確的目標，有正確程序，反倒是委身使命的信徒，毋須外力推動，能自發地隨時隨地分享信仰，見證基督。正如 Michael Green於Evangelism in the Early Church指出初期教會的成功，就是源自「自發的活力」。這正是我們要思考：「怎樣釋放信徒的自發與自主能力？」
就筆者觀察，本港大多堂會事工哲學正背道而馳，當堂會領袖悉心策排各式事工，信徒只求出席聚會；間接造成信徒靈命成長過度倚賴聚會的心態，於是信徒失掉了自發的空間。堂會如同父母官已為你計劃了一切，你只要做順民就能好好生活了。事實是年青一代，難以忍受這一套；教會愈官僚化，他／她們走得愈快。
面對不確定的年代，本港教會領袖要更新思考，改變或優化事工的運作，不再盲從官僚文化，創造空間，釋放權力，才能發揮教會的影響力。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10.25）
